歷史的塵埃——漕運：中國古代統一大市場的嬗遞與興替（二）

作者：賀沛

水路漕運方式演變與統一大市場的興替

漕運線路雖一再變動，但始終指向經濟發達區域。學術界曾從多角度探討中國古代經濟重心南移的問題，其實，漕運的空間變動、漕運線路的指向，應該是考察中國古代經濟重心南移的一個極好視角。漕運在空間上的不斷變化，直接反映了政治中心與經濟重心區域在空間地域關係上的變動，總體趨勢是政治中心與經濟重心區域分立北南，南糧大量北運。這一變局具有重大的政治、經濟以及社會意義。

宋代以後朝廷對於南方經濟的依賴程度不斷加深，而漕運的政治意義也不斷地得到強化。漕運線路的空間變動是政治中心與經濟重心區域變動的結果。一方面，漕運連接政治中心與經濟重心；另一方面，漕運又使政治中心與經濟重心區域具備分離的條件，能夠分處兩地。所以，漕運是中國古代政治中心與經濟重心區域構成空間關係的重要因素，需要明確的是，這種空間關係乃政治中心對於經濟重心的依賴、索取與牽制，因此漕運實則朝廷伸入富裕之區的觸角，是羈絆調控經濟發達之區的重要。

漕運客觀上引發了區域社會經濟格局的變動，促進了運河經濟帶的產生。所謂的運河經濟帶，主要是指運河水道承載漕糧運輸的同時，溝通巨量的南北物資交流，不斷促發更多的經濟活動與聯繫，連接更多的區域、市鎮、物資、行業與人群，形成一個相對成體系的、流動狀態的、具有發散與輻射作用的經濟帶。因為這個經濟帶的形成與發展是以漕運活動作為先決條件，且漕運本身也成為這個經濟帶的要素，所以，這個經濟帶的諸多問題必須要從漕運的角度去審視。例如，在範圍的考察上，至少應該把長江中下游地區納入這個經濟帶，該地區是明清漕糧的主要征運地區，也因漕運而與運河構成一個整體。

這個經濟帶在明清時期的經濟功能及其輻射意義巨大。明清兩代，南糧北運皆通過大運河完成，運河具備的運輸條件、能力和優勢使其具有不可替代的性能，也正是這種性能促成了運河經濟帶的形成。從隋唐運河的開通，到宋代的廣泛利用，再到元明清時期作為完全意義的漕運線路，運河的社會經濟意義和功能逐漸進入全盛的狀態。運河經濟帶的作用不僅在於溝通南北，更重要的是這個經濟帶成為元明清時期最富活力、最有生機並最具輻射影響力的區域。

清代水路漕運方式的發展演變，有其特定的自然歷史條件和政治經濟背景。它是河運制度長期積弊、屢遭破壞的結果，同時又與運河的衰落以及民間航海業的發展密切相關。河運漕糧採取屯丁長運的方式，具體做法為官收官兌，令瓜淮兌運軍船到各州縣水次 領運，視道路遠近酌加過江腳耗，江北淮、徐、臨、德四倉仍由民運交倉，然後兌運給軍船，軍隊長途挽運所需路費皆由農民負擔。屯丁長運制度雖使農民免除運糧之勞役， 但仍要交納軍隊運費，其外還要備受漕運官吏、運軍的盤剝勒索。「各省旗丁押運漕糧 赴通，沿途用費甚多，糧道又將旗丁應領各項，不能如數發給，以致旗丁向州縣加增幫費，而州縣遂得任意浮收」。

東南辦漕之民，苦於運弁旗丁加耗，運軍則畏長途挽 運之勞。河運漕糧實行初期，屯丁長運、官收官兌的弊病即開始暴露，侵吞漕糧、肆加幫費的事情不斷發生。由於乾隆以前的歷朝皇帝都比較重視整頓吏治，對辦漕不力的官 吏和貪污案件嚴加懲辦，官辦河運過程中的矛盾尚未激化，河運漕糧制度得以延續下來 。

到嘉慶年間，伴隨着封建統治日益腐朽，漕運已成為清王朝嚴重的社會經濟問題，整個河運漕糧過程中無不表現出巨大的浪費。本來運軍各衛有本幫千總領運足矣，而漕臣 卻每年另委押運幫官。「每省有糧道督押足矣，又另委同通為總運。沿途有地方文武催 趲足矣，又有漕委督委撫委河委。自瓜州以抵淀津，不下數百員。各上司明知此等差委無濟公事，然不得不借幫丁之脂膏以酬屬員之奔競」。漕運官職成為保舉私人之地 ，官吏腐敗程度由此可知。

清廷設立如此龐雜的漕運管理機構，並不斷增加行政官員數量，說明國家對漕糧運 輸的重視，同時也為辦漕官吏侵吞耗費民脂民膏大開方便之門。據不完全統計，「一總運所費二三萬金，一重運所費二三千金，一空運、一催趲所費皆浮於千金。又沿途過閘 ，閘夫需索，每一船一閘不下千文」。

載糧軍船行數千里之運河，各級官吏層層盤剝，過淺過閘有費，督運催趲有費，淮安通州驗米又有費。沿途關卡設立的常例陋規， 名目繁雜不下數十種之多。運軍為應付這些額外勒索，勢必轉向州縣加倍索取幫費。嘉慶以前，每船幫費不過二三百兩，其後竟增至七八百兩。

運軍稍有不滿，便拒絕開兌。州縣官吏既需幫費，遂趁機私加浮收，把各種剝削統統轉嫁於糧戶。以致各地農民「眾怨沸騰」，抗糧鬥爭不斷發生。從而成為瓦解屯丁長運制度的重要因素。

河運漕糧制度的破壞，既有政治、經濟方面的原因，同時也受自然條件變動的影響。清代前期，黃河經過康雍乾三代的有效治理，決口次數明顯減少，運河得以暢通。嘉慶以來，吏治日漸敝壞，河工明顯鬆弛。黃河逐處淤墊倒灌，決口十分頻繁。運河遭受黃 河衝擊，以致「運道梗阻」，軍船「行走諸多不便」。

清朝統治者為恢復京師生命線的暢通，不惜投入巨額帑金用於治理工程，河務經費逐年激增。康熙年間河工經費每 年不過數十萬兩，至乾隆末年增加到二百萬兩。嘉慶末年至道光初年，每年河工經費增加到五六百萬兩，而「河工益壞，運道益阻」。

推其原故，河務官吏的私吞中飽以 及錯誤的治河方針乃是運河衰落的主要原因。自靳輔治河以後，河臣對海口、滎澤、武陟、京口等處河堤逐年加高，而忽視河身的疏通治理工作。以致運河淤淺日甚，河工費 用倍於清初。國家歲出數百萬帑金以治河，河務官吏則借治河以營私，運河危機終不可 免。朝野上下，「無一日不言治河，亦無一年不虞誤運」。

治河所耗費的巨大開支 ，加劇了清廷財政的匱乏，運河破壞則直接影響到國計民生的安危。漕糧運輸方式的 改革已成為統治階級內部各界人士密切關注的現實問題，海運的實行遂提到議事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