猶太人重返英格蘭，進入英倫三島和特許狀有何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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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35年,巴爾·科赫巴起義被殘酷鎮壓,猶太人失去了在以色列地自由生活的權利,猶太歷史進入「大流散」時期。失去家園樂土的猶太人最初主要聚居於埃及、地中海東岸地區,隨着阿拉伯帝國的建立和擴張,「在進入歐洲之前,絕大多數猶太人生活在阿拉伯帝國境內」,隨後猶太人的分佈逐漸擴展到歐洲大陸。然而對於偏處一隅的英倫三島來說, 直到11世紀中葉才開始有猶太人進入。「征服者」威廉君臨英格蘭後,鼓勵猶太人從魯昂(Rouen)遷居英格蘭,相當一批猶太人進入英格蘭後使得猶太人人數迅速增加,開啟了英格蘭猶太歷史發展的篇章。

猶太人在英格蘭的「正式」地位是通過國王向其頒授特許狀確立的。不過,特許狀作為猶太人和英國國王之間的契約,使得猶太人在英格蘭的地位成為依附於國王的「客民」,而這一「客民」的身份使得猶太人「永遠被看成是外鄉人」。此外,猶太人在英格蘭的居住、生活的權利還可能隨時被撤銷。 特許狀對猶太人的影響是雙重的:一方面,猶太人獲得了國王的恩惠;另一方面,猶太人必須為此付出代價,即必須向統治者交納額外的金錢,不得不忍受國王和社會對其的盤剝和限制。

盤剝和限制主要體現在經濟上,英格蘭嚴格限制猶太人進入農業、手工業和國際貿易領域, 為了謀生的猶太人因此主要集中在借貸業。所幸的是,隨着英格蘭對外貿易的發展,借貸成為日常國際貿易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英格蘭猶太人由此積累了一定財富。因為猶太人「客民」身份難以獲得法律地位的保障,因此富有的英格蘭猶太社團成為國王刀俎之下任憑宰割的魚肉。塞西爾對此有着精妙的比喻:「猶太人似乎就是一塊吸滿了王國流動資本的海綿。每當國庫空虛時,就要去擠這塊海綿」。

例如,斯蒂芬(1135-1154)在位時期曾向居住在倫敦的猶太人徵收了高達2,000英鎊的罰款。亨利二世(1154-1189)曾在徵收了塔利稅(Tallage) 後又立即向猶太人索要了30,000英鎊,作為其前往聖地的花銷。理查一世(1189-1199)為支付十字軍東征的開支更是徵收了60,000英鎊的塔利稅。亨利三世(1216-1272)分別於1225年和1270年徵收了4,000馬克(Marks)和5,000馬克的塔利稅。據不完全統計,在愛德華一世驅逐英格蘭猶太人之前的一個世紀里,塔利稅為王室帶來的年均收益為5,000-10,000英鎊,沃特·斯科特爵士也不禁感嘆:這一時期猶太人所受到的殘酷迫害世上再無任何一種生物能出乎其右。

英國國王對英格蘭猶太人的沉重剝削導致英格蘭猶太社團的日益貧困。到愛德華一世(1272- 1307)時期,王室從英格蘭猶太人的手中獲得的年收入從12世紀末3,000英鎊到一個世紀之後就下降到不足700英鎊,英格蘭猶太社團在國王的盤剝下早已資財耗竭、一貧如洗,這頭「英國王室的奶牛」已經無法再擠出牛奶,失去了利用價值,國王也就棄英格蘭猶太人如敝屣,無怪乎有學者認為1290年愛德華一世驅逐英格蘭猶太人的主導因素是經濟原因。

反猶主義在英格蘭的存在也是一重要的原因。 11世紀末十字軍東征將基督徒對猶太人的怒火徹底煽動了起來,「猶太人成為十字軍東征的第一個犧牲品」,基督徒叫囂着「基督的血要用猶太人的血來償還」,「獅心」理查更是將這股熾烈的怒火燒到了英格蘭,英格蘭猶太人生命和財產受到嚴重損害。1215年第四次拉特蘭會議(Fourth Coun- cil of the Lateran)召開,規定猶太人屬於從屬地位, 並佩戴相關標識加以區別。1221年,教皇洪諾留三世(Honorius III)規定猶太人不得擔任公職,並強調猶太人需要在公共場合佩戴標識。1233年,格里高利九世(Gregory IX)撰文禁止猶太人僱傭基督徒。

1286年,教皇洪諾留四世(Honorius IV)直接向英國教會發佈了一項《訓令》,強調更加嚴格的隔離政策。愛德華一世作為一個世俗統治者,幾乎每天都要受到教會的提醒,或在自己的懺悔室里聽到有關猶太民族所犯下的各種各樣的罪行,並受到嚴厲警告,不得向猶太人表示任何一點恩惠,要不折不扣地嚴格執行教會的鎮壓政策。正是在這樣的宗教氛圍之下,猶太人所表現出來的對猶太教的堅定信仰使其成為基督教社會的異類,而這樣的異類對於正在走向整合的社會來說是一個危險因素,因此對「離經叛道者」和異端的排斥———即對猶太人的迫害和驅逐政策的施行也就難以避免。

13世紀英格蘭出現了切割貨幣以自行鑄造偽幣的現象。貨幣切割(coin-clipping)嚴重破壞了流通的貨幣,同時嚴重擾亂了貨幣流通秩序,王室財政受到嚴重干擾,因此,愛德華一世嚴懲犯罪分子, 1280年至少有294人因切割貨幣而獲罪致死。 雖然英格蘭猶太人由於經濟剝削和壓迫生活難以為繼而參與犯罪,同時貨幣切割在非猶太群體中亦有發生,但是這樣的違法舉動是愛德華一世將英格蘭猶太人逐出英格蘭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於借貸業務的特點以及英格蘭猶太人和非猶太人之間的貧富差距導致了兩者之間的緊張關係。 相對自治的隔都(Ghetto)的設立,一方面保證了猶太的傳統;另一方面,隔都的設立減少了英格蘭猶太團體與英格蘭社會的聯繫,也加深了英格蘭猶太人與非猶太人之間的隔閡。猶太人通過借貸業務獲得了貴族大量的土地,如此大規模的土地流轉直接威脅到了國王,愛德華一世於1275年頒佈 「猶太法」(The Statute of Jewry),對猶太人進行了諸多限制,法令尤其規定了任何形式的高利貸均為非法,在1285年頒佈的保障商人貨物賒貸利益的 「商人法」(The Statute of Merchants)中特別規定猶太人不適用於該法令。

最終,在市民和教會代表的推動下,愛德華一世於1290年頒發諭令,要求堅持不改宗的英格蘭猶太人在萬靈節(Feast of All Saints)前離開英格蘭。據估計,共有約9,000名猶太人被迫離開英格蘭。

縱觀當時的西歐,十字軍東征激起了西歐基督教國家的宗教情緒,歐洲出現了反對和驅逐猶太人的浪潮。法國國王基於經濟等因素分別於1182年、 1306年、1322年多次驅逐猶太人,隨着宗教和民族情緒的升溫,國王於1394年再次頒佈了對猶太人的驅逐令。最初西班牙教俗兩界給予改宗基督教者(Conversos)與基督徒一樣的平等待遇,但是鋒芒畢露的改宗者引起了當地人的嫉妒和憤恨,因此14世紀多次發生針對猶太人的流血事件,為了為這些行為辯護,改宗的猶太人被描述為毫無道德感的殘忍罪犯,但是直到1391年強制改宗時,西班牙仍然是西歐國家中猶太人最多的國家。

1478年,教皇西斯篤六世(Pope Sixtus IV)頒佈教皇敕令,要求對改宗的猶太人是否真正皈依基督教進行審查,由此開啟了西班牙轟轟烈烈的宗教審判(Spanish In- quisition)。審查的初衷是為了篩查仍然在秘密進行猶太禮的改宗基督教的猶太人,但最終卻演變為對西班牙文化中猶太色彩的抹殺,眾多猶太裔受到迫害,其中約有2萬人被處以火刑。最終西班牙國王以 「拉瓜迪亞聖嬰事件」(Holy Child of La Guardia)為借口於1492年頒佈驅逐令(Edict of Expulsion),約有50,000個猶太家庭被驅逐,其中有120,000名猶太人遷入葡萄牙。

不久葡萄牙也因為與西班牙的姻親而開展宗教裁判,驅逐堅持不改宗的猶太人。在萊茵河沿岸地區,猶太人也同樣受到十字軍迫害,14世紀中期爆發的黑死病疫情關於猶太人投毒的傳言再次引發了人們對猶太人的迫害,並從根本上改變了猶太人在歐洲的人口數量和分佈。由此可見,愛德華一世所頒佈的驅逐敕令無疑是西歐對猶太人的驅逐浪潮的先行者。

英格蘭猶太人被驅逐後大部分遷往西班牙和法國,英格蘭猶太人隨身帶走的財富十分有限,其留下的租佃、借貸和抵押契約全部沒收歸國王所有。除此之外,由於猶太人對教育的重視,猶太人在斯坦福德(Stamford)和牛津留下了藏書豐富的圖書館,為學者提供了重要的學術資源。英格蘭猶太人為英格蘭經濟和文化的發展做出了重要的貢獻,但是因為國王對其財富的覬覦、基督教宗教的偏執、與英格蘭人貧富差距加大引起的矛盾等原因,最終導致了對英格蘭猶太人的大驅逐。

在此之後,絕大多數英國人與猶太人之間的直接交往被中斷,關於英格蘭猶太人的歷史記錄除了零星例子再難尋覓。這一局面一直持續到1656年, 在護國主克倫威爾的允諾下,猶太人才獲准重新回到英格蘭,兩者之間相互溝通的橋樑才得以重構,然而此時距離愛德華一世對猶太人的大驅逐已然三個半世紀之久矣。

到底是什麼因素促使英格蘭在360餘年的禁令之後重新向猶太人打開大門?

首先,英格蘭內部在政治、經濟、宗教和社會方面的新變化使得是否允許猶太人在英格蘭定居的爭議減弱,為猶太人重返英格蘭奠定了社會基礎。

16世紀新航路開闢以來,歐洲國家的國際貿易迅猛發展,商業和金融行業蓬勃發展。在16、17世紀歐洲海洋擴張的初期,荷蘭憑藉其商業敏感和高效的海運佔據着明顯的優勢地位,是英國最大的競爭對手,而猶太人在其中發揮的作用使得英國開始重新思考對猶太人的政策。16世紀隨着葡萄牙宗教審判的開展,大批葡萄牙猶太人遷往荷蘭。在荷蘭,猶太人擁有行動和宗教集會的自由,可以建立猶太會堂(synagogue),並可以隨時在阿姆斯特丹的街上走動。此外,從保存下來的庭審記錄來看, 對被告為猶太人的審判並非是反猶主義式的迫害, 而是遵循了法律程序的正常訴訟。因此在這片土地之上,猶太人對陌生環境較好的適應性以及精明的頭腦幫助尼德蘭獲得了巨大的經濟利益。

另一方面,17世紀上半葉英格蘭戰事連年,英格蘭先後與愛爾蘭和蘇格蘭發生戰爭,之後又與西班牙、荷蘭開戰,此外英國內戰讓英國內憂外患,因此經濟的恢復和發展也就顯得更加重要。經年的戰事讓國庫入不敷出,並破壞着英格蘭的出口貿易。 17世紀初期,布匹出口額由179,000英鎊增加到1, 193,000英鎊,到1640年卻低於1615年之前的出口額。就型鐵(bar iron)生產來看,1630年之後型鐵產量開始呈現頹勢,1630年型鐵產量為18,406噸,到1640年減少到17,754噸,到1650年更是減少到15,435噸。

17世紀正是英國發展海外貿易和進行海上擴張的時期,正如托馬斯·孟所言,「對外貿易是增加我們的財富和現金的通常手段」, 猶太人賺錢的本事成為其重返英格蘭的重要籌碼, 甚至在本·以色列向護國主克倫威爾的進言中還特別闡述了猶太人的利用價值。此外,猶太人由於經商遊走四方,有着廣泛的交際網絡,能夠提供許多重要的訊息,同時也能協助政府完成特殊任務。

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運動深刻影響了人們的觀念,特別是文藝復興所倡導的「人文主義」和宗教改革「因信稱義」等新的觀念逐漸改變着人們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