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小鵬回憶錄-61

抗戰勝利後，蔣介石將發動內戰，劉文輝和我黨繼續保持友好關係，但顧慮較多。1946年春天，蔣介石在重慶找劉文輝談話，周恩來知道後，當晚即找他，要他認清形勢。

2、3月間，政協閉幕不久，周恩來通過民盟的朋友轉告劉文輝：「政協決議能否實現，聯合政府能否組成，要看蔣介石下一步如何走，現 在還不能定。但是無論怎樣演變，鬥爭是不可避免的，對蔣介石一刻也不能放鬆警惕。」他特別提醒注意：今後的政權問題完全取決於人民的意志，如果人民不要他，誰也站不住，希望劉把西康的工作做得好一些，以取得人民的支持。

劉文輝覺得周恩來這番話，不但是向他講解了政治形勢，而且是給他指明了政治前途。他深感蔣介石集團視他若眼中釘，在政治上排斥他，在軍事上壓迫他，必欲除之而後甘心；而共產黨則向他伸出友誼之手，誠懇地關心他，熱情地支持他，這種切身經歷使他作出抉擇，揚棄蔣介石集團而跟着共產黨走。

1949年11月30日，重慶解放，蔣介石倉皇逃到成都，當天下午即召集劉文輝、熊克武談話，要他們配合王陵基在成都頑抗，並拿出5萬元外匯要他的家屬先去台灣，遭到劉的婉言拒絕。12月7日上午，蔣介石的侍從室打電話給劉文輝，說蔣約劉於下午4時去談話。

劉感到再施下去不行了，即於當天下午1時從成都出走到彭縣，與鄧錫侯、潘文華通電起義。他們的起義對國民黨軍隊影響很大， 緊接着董宋珩、羅廣文、陳克非幾支大部隊相繼起義。劉文輝 走向人民，是黨的統一戰線政策的重要成果，這裡凝聚着周恩來多少心血啊！

鄧錫侯也是四川地方實力派的代表人物，擔任過四川省長、二十八軍軍長等要職。他也是主張抗日的，抗戰初期即請纓殺敵，被任命為二十二集團軍總司令，率部到山西前線。1937年深秋，天氣已很寒冷，士兵衣衫單薄，他請二戰區司令官閆錫山補發裝備，閆置之不理，連一張山西軍用地圖也不給。這時周恩來正在太原，知道這件事，親自送來在平型關戰役中繳獲的日本軍用地圖，並詳細介紹山西抗戰情況。

鄧錫侯大為感動地說：「你雪中送炭，真是患難見知己啊！」從此鄧錫侯對周恩來十分敬重，對共產黨也有了好感。他的部隊在山西洪洞整訓，朱德總司令親自去訪問他，交談團結抗戰問題。鄧也邀朱德向川軍講話，傳授游擊戰術，從此兩人過從甚密。後來鄧調回四川任重慶行營副主任、川康綏靖公署主任。

1938年，董必武、林伯渠、陳紹禹路過成都，1939年彭德懷路過成都，都和鄧錫侯會晤，為他分析抗日形勢，增強他的抗日信心，吳玉章、張友漁、羅世文也都和鄧錫候會見過。由於蔣介石對四川地方軍隊一貫分化瓦解，出川抗戰又備受歧視，而在與共產黨的接觸中，親身體會到團結友誼的可貴，兩相比較，鄧錫候加探了對共產黨的認識，願意接近共產黨。

1940年成都發生「搶米事件」，國民黨特務準備逮捕中共黨員楊伯愷，鄧錫候託人向楊透露消息，使楊得以脫險。抗戰勝利後，鄧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因內戰需要，蔣介石要即加征壯丁12萬名，軍糧10萬擔，被鄧婉言拒絕。蔣介石大發雷霆，逼着鄧辭去省主席職務。

1948年6月，蔣 介石為了分化成都地區異己力量，任命鄧為川陝綏靖公署主任，並要調他的部隊九十五軍離川到漢中，協同胡宗南部防守川北大門，鄧錫侯借故拒不赴任，把部隊留在成都。

我第二野戰軍進軍四川時，派人向川軍將領傳達劉伯承司令員、鄧小平政委對川康軍人的期望，並帶來二野電台的通訊呼號和密碼。鄧錫侯即設立新電台，和二野電台保持聯繫。這時他已下了起義的決心。成都兵臨城下，鄧錫侯看到時機成熟了，終於與劉文輝、 潘文華通電起義。

周恩來對潘文華也做了不少工作。潘曾是二十三軍軍長，抗戰開始後，率部出川抗日，後來回四川就任二十八集團軍總司令，統率劉湘系統的5個師，兩個獨立旅和16個保安團的兵力，可謂實力雄厚。

1938年夏，董必武等路過成都，曾和潘文華會晤，闡述中共的抗日救國方針和統一戰線政策。潘文華表示擁 護。這年6月，周恩來派唐午園到潘文華部任聯絡員。這時潘是川陝鄂邊綏靖公署主任，駐在四川閬中。潘委唐為綏署政治部副主任，與重慶八路軍辦事處經常聯繫。

一年後，唐午園調回南方局，我黨再派甘樹人擔任聯絡工作，潘委他為綏署中校秘書，以掩人耳目。此後潘文華與董必武、王若飛、林伯渠都曾秘密會晤，交談堅持抗戰、加強川康團結等問題。

為了使聯繫加強，南方局派錢松甫、江洪夫婦到潘部設置秘密電台，將中共中央的有關文件和新華社的重要電訊提供給潘文華，也將潘的意見要求和川康的軍政動態向南方局彙報。設置這個秘密電台只有潘和他的兒子巴山警備司令潘清洲和綏署電務處長宋子豐三人知道。電台設了一段時間，直到抗戰勝利綏署撤銷，錢松甫夫婦平安回到重慶。

潘文華的部隊中，有不少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擔任校尉級軍官，或被聘請為顧問。他曾任命共產黨員田一平為《華西日報》經理，田又創辦《華西晚報》，這兩份報紙的進步傾向使國民黨視為眼中釘。特務準備逮捕田一平，潘文華立即把他調任上校機要秘書，把他保護在部隊中，使特務不敢動手。受他保護或營救的共產黨員還有好幾個。

除靠攏中共外，潘文華還積極支持民主運動。1944年，經張瀾介紹，潘文華和劉文輝都秘密參加民盟，為張瀾長期提供政治活動經費。抗戰勝利後，蔣介石對潘文華非常忌恨，把他的部隊分別調到幾個地方，分散他的力量，並受到監視，但他仍通過在上海的張瀾和我黨保持 聯繫。1949年12月9日，潘文華在彭縣通電起義，這是他長期和共產黨緊密合作的結果，也是周恩來等同志對潘進行統戰工作的重要成果。

龍雲是西南地方實力派中勢力最大的人物，是雲南省主席，又握有重兵。「七•七」事變爆發後，蔣介石在南京召開國防會議，召集各省軍政長官參加。朱德、葉劍英也應邀出席。他們到達西安時，正好龍雲從昆明乘飛機經西安準備轉飛南京，他們和龍雲同乘一架飛機到南京。我作為朱德、葉劍英的隨行人員，也乘這架飛機。

這時周恩來已到南京。在南京，龍雲曾邀請周恩來等三人吃飯，恰巧周因事不能參加，朱德、葉劍英和龍雲談了中共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以及各方面團結抗日的 問題。龍雲都表示贊同，並對朱、葉說：「我想派一些幹部到你們那裡學習游擊戰術，好嗎？」

朱德回答：「打游擊要長時間才能學到經驗，時間短是不行的。」龍雲又問：「以後我們怎麼聯繫？」朱德說：「用無線電聯繫。」朱送給龍雲一個密碼本。周恩來知道這些事情，很高興，感到龍雲是我們必須爭取的一個重 要人物。他在南京也和龍雲見了面。

抗戰初期，雲南地方與國民黨中央的矛盾日益尖銳，1939年南方局成立時，周恩來指示：「要充分利用龍雲與蔣介石之間的矛盾，發展統一戰線工作。」決定由原雲南工委書記李群傑專門做雲南等上層人物的統戰工 作，通過他們的親戚、省政府秘書長間接向龍雲宣傳中共對時局的政策主張。

1940年11月，《新華日報》專門派記者到昆明訪問龍雲，向他介紹抗戰面臨分裂投降的危險以及中共堅持抗戰到底的方針。龍雲態度很明朗，表示「敵人圖謀加緊挑撥離間，全國應該加緊團結，抗戰到底。」

龍雲的談話在《新華日報》發表後，對西南後方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發生很大的影響。

1940年4月，何應欽專程到昆明，敦促龍雲建立黨政軍聯席彙報會，加強對中共及其他民主力量的防範和鎮壓。雲南工委及時通過統戰對象，向龍雲陳述利害，指出若成立這個機構，國民黨特務乘機插手雲南，一是對抗戰大計不利，二是挑動騷 亂不利地方。龍雲接受這個意見，借故拖延不成立這個機構。

「皖南事變」後，蔣介石派特務頭子康澤帶着逮捕共產黨員和進步分子的名單到昆明，策動反共很潮，龍雲以「拿不出證據」為由，拒絕實行大逮捕，使頑固派在雲南的反共計劃落空，蔣介石大為惱火。

這年7月，何應欽再次到昆明催促龍雲成立黨政軍彙報會，龍雲無法推諉，組成由他親自挂帥的彙報會，抵制 國民黨中央的控制。有趣的是彙報會的秘書、擔任會議記錄的人，是前中共雲南工委書記李群傑。國民黨要抓人，他就及時通風報信。在「皖南事變」後的險惡形勢下，由於雲南地下黨的統戰工作卓有成效，龍雲權衡了自己的利害得失，對頑固派 的反共措施作了各種形式的抵制，使得中共組織和黨員得以繼續潛伏下來開展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