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語:上世紀七十年代初,廣東知青群里暗暗涌動着一股偷渡香港的風潮,由此演繹出了一連串奇特的人生經歷。
我離那邊三十米
口述 梁業海 采寫 周繼能
(一)逐出廣州
我叫梁業海,1946年生。六十年代初我初中畢業後就輟學在家,工作未有着落。雖然我家地處廣州郊區,屬「東圃人民公社」,全家卻是城鎮居民戶口,吃商品糧。我家在解放前是做小生意的,土改時成分被評為「小商」,大概經營得法,也算殷實之家,建起了東圃算是最豪氣的住宅(當時水平),青磚鐵閘,水泥地面。政權更迭之際,百業凋敝,「冇得撈」(沒有生計),父親亡故後,經濟拮据。一家人搬離居所,將宅居出租。可是租金不敷養活一家人,母親只得做街頭小販,幫補家用,艱難養活五個兒女。
1966年5月27日,街道以「光榮務農」名義,把我及一百多位街道青年,敲鑼打鼓戴大紅花,送去海南澄邁縣和嶺農場。場面看似光鮮,實則無奈,街道的人上門動員時稱:如果我不服從安排,已經找到工作的姐姐弟弟,立即要卷席回家。這一招厲害,以個人是否就範來要挾一家人的生存,這種「大殺器」成為當時社會統治術的一部分。這種手法至今仍在使用,特別是在農村,我見到有不服從拆遷安排的,只要家庭成員有捧「公家」飯碗的,都要打爛。故此你見三幾個月一座座高樓拔地而起,所謂經濟發展快,部分的秘密藏在這後面。
當時實際上是在清除城市「富餘」人員,兼有階級鬥爭的考慮。我們農場除了我們一百多人,先後又送來幾批人,更有五花大綁押來的。除了欺騙就是強迫,你能想像,這樣「光榮務農」的人能有什麼積極性?兼且日做夜做,所得還不夠買包煙。後來有首歌的歌詞說「人於天地中,似螻蟻千萬」,道出了我們的生存境況。趁文革混亂倒流回城,進而謀劃偷渡,這是許多同代人不約而同的選擇。
梁業海回顧逃港失敗的經歷,感嘆往事遙遠!
(二)首戰告敗
我頭尾三次偷渡,無一次成功。其中第二次離那邊一步之遙,折戟沉沙。
我第一次偷渡是在1973年四月間,家人亦支持,出錢出物。同行三個人,一人一部舊單車,「子彈」則由「接堆」的朋友代為準備,無非是豬油、米粉、砂糖混合炒成的乾粉,又稱「老乾」,還有指南針、「山水畫」(地圖),統統是根據偷渡「前輩」指引而準備的。
一行人用假證明買車票到了東莞,有一位落戶東莞石排的街坊兼同學「接堆」,在東莞過了一夜。第二天騎車到大嶺山,然後「飛拐」(棄置單車)「埋堆」(入山)。由於準備不足,僅僅行了兩三天,乾糧就告罄,向偶遇的惠陽仔討要了些乾糧果腹。在山嶺中轉來轉去,不出三天,我們幾人已是鳩形鵠面,衣衫襤褸。一天下午,在陽台山一帶,被堵截的民兵發現,我們三人事先約定,有事各自逃命,不必理會他人。我自己也給自己立下一條,就是不作過度反抗,留得青山在不愁沒柴燒。跑不了幾步,我被抓獲,經樟木頭收容所轉解廣州沙河收容所,在沙河收容所三個人再碰上面,我因屬海南知青,被轉解海南。
收容轉解過程,毫無人格尊嚴可言。首先是飢餓的折磨,他們不會給飽飯我們吃的,我們戲稱「三兩二錢七」,形容入肚之不足,見到蟑螂木虱爬過,都想塞入口中。有一天抓的人多了,「爆倉」,有位仁兄不肯入內,抓住鐵門不放,管教警告無效,竟然用力將門扇一扳,生生把他四個指頭夾斷,看得我目瞪口呆。還有就是打架鬥毆,可謂無日無之。我被一夥韶關仔欺負,強令我睡馬桶邊,還惡言威脅我,後來轉解場所,我遇到熟人,仗着人眾,反過來把他們打了一頓。
(三)我距「那邊」如此之近
第一次偷渡失敗後,蟄伏了一年,1974年7月又重新上路。
這一次是兩個人同行,我與東圃石溪一位姓劉的朋友。這一次,不是「撲網」不是「着屐」,不是「攬泡」更不是「老橡局」(分別是沖鐵絲網偷渡、乘小船偷渡、抱充氣球浮水偷渡、乘橡皮艇偷渡),而是——「無網」。
什麼叫做「無網」呢?
在我倒流回廣州期間,日日找人交流偷渡信息。有個偷渡方式引起我的注意,就是說在中港邊界,有若干個邊民耕作區,中方的農民,可以越境到港方的田地去耕作(或者說這些田地的所有權屬中方)。這種「耕作區」,是沒有設網的,但是一定有重兵把守,水銀大燈當頭照,哨所廣設,守衛森嚴,狼狗兇猛,生人勿近。
通過這條線路偷渡,免卻翻山越嶺、長途跋涉、大海無情、鯊魚兇惡之險,算是直接快捷之徑。自然,機會有,風險亦大,不過轉念一想,既然都有風險,又何妨一搏?聽聞老虎糞便可以抵禦狼狗,據說動物園的老虎籠都被人接連光顧,為的是偷些老虎屎,我們沒有這種門路。
我們兩個人行動,就是為目標小一些的緣故。結果剛到寶安的布吉,就被民兵追截,我們分頭逃跑,民兵抓住了我。我報上假姓名,聲稱是寶安某公社某大隊的人(事先準備好說辭),並噏出幾句客家話來。民兵說:先回隊部查核,如屬實就放你。
三個民兵背着槍,推着單車,要將我押送回隊部,此時是下午四時許。我心想,一定要找機會脫逃,否則捉回去又是一番牢獄生涯。他們押着我走的是鐵道邊,此時有一列貨車臨近,我揪准機會,把最近的那個民兵的車頭一下扳倒,「呼」的一聲跳過鐵道就跑。他們見貨車隆隆開近,不敢隨之追過來,隔着鐵路「呯呯呯」地向我開槍。
我不顧一切,鑽入簕竹叢,氣不敢喘,只聽得三個民兵一路追了過去。我到天黑才敢爬出來,口中那個渴呀,捧着田頭的水就喝了起來。
所帶的地圖、指南針都被搜掠去了,怎麼辦呢?不過我緊緊記着指引:沿着鐵路右邊前行,不離不棄,就會到達無網區。
半夜時分,估計到達預定地點,我躡手躡腳走近一間房屋,見屋內有燈光,想向農戶乞點食物,醫一下肚,否則無力前行。我爬高往窗戶里一望,嚇得趕緊縮了回來,馬上逃走——原來裏面關着幾十個人,橫躺豎卧,此處應該是個臨時收容所,躺着的都是被捉的偷渡客,就等天明將人解走。
我像幽靈一樣摸近一戶農家,被一中年男子發現,我哀求他:大佬,我是廣州來偷渡的,你不要捉我,我把手錶給你,你給我些吃的吧。漢子接過手錶道:吃的就沒有了,你偷渡就向那個方向走吧。
我聽人說邊防軍五點半收崗,於是抓緊前行。果然,遠處是一片開闊地,是割過禾的稻田,再遠一點,電燈柱一根接着一根,水銀燈發著慘白色的光。這就是傳說中的「無網區」了吧?
忽然,不遠處狗吠聲大作,伴隨着男男女女呼天搶地的呼救聲,「救命啊救命啊……」一定是那邊的邊防軍出動狼狗抓人了。幸好我一個人目標小,趕緊趴到水田中去,匍匐爬行。水田那邊就是國防公路,人家說跨過國防公路就是「那邊」地界了,如此說來,我與「那邊」就是幾十米的距離了。
可是實在太餓了,渾身無力,只能一寸一寸挪動。一不小心弄出了響聲,突然一支強光手電照向了我,再一聲斷喝:「起來,站起來!幾個人?」原來是三個邊防軍人。我慢慢的站了起來,倘若有氣有力,我就會選擇向前沖,橫豎他的槍未必打得准。可是此時此刻只能就範,軍人用槍托一下砸在我身上:「你跑哪,你再跑幾步就是『那邊』!」我被打倒在地上,朝剛才被發現的地方看了看,估計離「那邊」就是三四十米開外。
軍人把我押到拘留室,十幾個男女血肉模糊地躺在地上,身上不停滴血。原來剛才呼救聲就是他們喊出的,身上的傷口都是被狼狗咬出來的啊,慘哪慘哪!怪不得我沒有被狼狗襲擊,原來狼狗都到那邊咬他們去了。
早晨,我與另一個傷勢較不嚴重的被叫了出去,「走!去飯堂清煤灰!」進了飯堂,我們兩個兩眼放光,在灶頭、地面、潲水缸撿起飯焦、菜頭、麵糰就往嘴裏塞。餵飽了肚,清完煤灰,還包了一大包回去分給那班可憐蟲。見到軍人牽着狼狗過來,狼狗的舌頭彷彿還滴着血,站起來一人多高......
(四)知難而退
自收容所出來之後,我心心不忿,我曾經離「那邊」是如此之近,倘若肚中有幾兩米飯,我不就衝過去了嗎?!
我不服氣,一個多月之後,我一個人上路。我到了東莞樟木頭,所見氣氛大不相同,關卡多了,背槍梭巡的民兵亦多了,到處是「打一場反偷渡的人民戰爭」的大標語。我碰見熟人,他們說難哪,今時不同往日,堵截嚴得很,還是等下次吧。我只得作罷,打道回府。
如今老了,固守東圃幾十年,閑時到茶樓坐坐,玩玩「私伙局」(一種民間樂隊),幸得兒女孝順,衣飯無憂,偶爾回望一下年輕時的人和事,似乎很遙遠了啊!
訪談采寫者周繼能(左)與本文主人公梁業海。
作者簡介
本文采寫人周繼能,1966年高三畢業,1969年1月留城到工廠,並無一天當下鄉知青的經歷。對自己的WG經歷深刻反省,懺悔錄發表在《炎黃春秋》雜誌2011年第二期上。近年來接觸到當年偷渡知青這個群體,深被他們當年的境況和經受的磨難所震撼。雖為同代人,覺得有責任將其記錄下來,留諸歷史。
(載《知青》雜誌第19期(2017年1月出版)第52-5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