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8日上午9點57分,億萬人敬愛的周恩來總理因病去世,
時任中央警衛團團長的張耀祠得知後,立刻寫了一張紙條,交給了毛主席身邊正在值班的護士小於。
小於不敢耽誤,將紙條交給了孟錦雲。
孟錦雲看完紙條內容後眼淚唰唰地掉,不過,她考慮到毛主席一夜未眠,年歲已高,因而並沒有立刻叫醒毛主席。
午飯過後,毛主席吃過飯,孟錦雲看到毛主席精神不錯,就將周恩來逝世的訃告讀了出來:「中國人民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傑出的共產主義戰士周恩來同志,因患癌症,醫治無效,於1976年……」
毛主席正在閉目養神,他聽到訃告後忽然睜開眼睛,盯着孟錦雲,開口就問:「與世長辭」是什麼意思?」
孟錦雲還未回話,毛主席似乎意識到了什麼,隨後,他再次閉上了眼睛,只不過這一次,他的兩個眼角,流下了淚水。
對於周恩來總理病重,毛主席是知道的,不過他並未想到的是,周恩來總理走的卻是這麼突然。
到了中央為周恩來總理舉行追悼會的前一天,毛主席忽然讓秘書張玉鳳將中央寫下的關於周恩來的悼詞拿給他看。
此時由於毛主席的身體情況也很差,因而張玉鳳只好念給主席聽。
毛主席一邊聽,一邊落淚,當張玉鳳念到「毛澤東同志的戰友」時,毛主席開口:「停。」
張玉鳳有些不知所以然,毛主席繼續說道:「加三個字。」
張玉鳳趕忙記下。
毛主席與周恩來的交集從什麼時候開始?毛主席加的三個字,又是哪三個字呢?
1932年,毛主席親臨前線,指揮了漳州戰役,取得了最終的勝利。
在我黨的許多軍事資料上,漳州戰役並沒有被定位為一場有着很深遠影響的戰役,但是,這次戰役卻是毛主席與周恩來在軍事上的首次親密合作。
而周恩來在軍事上對毛主席的支持和協助,實際上,並不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
1924年,我黨與國民党進行了第一次的合作,至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總共持續了三年的時間,
大革命失敗後,蔣介石掀起了全國範圍內的「白色恐怖」,許多共產黨員因信仰而犧牲。
在這樣的一個關鍵時刻,毛主席首先提出了「在槍杆子中奪取政權」的著名論斷。
周恩來曾留學法國,回國後在廣東區委工作,後來又擔任了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在當時的黨內,他的地位要比毛主席高許多。
不過,對於毛主席提出的「槍杆子里奪取政權」論斷,周恩來進行了最大的支持。
1927年8月1日,周恩來作為前委書記,領導了南昌起義,打響了我黨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由此,8月1日,也成為了我軍後來的「建軍節」
南昌起義後,由於諸多原因,最終失敗,2萬餘人,只剩下千餘人在朱德,陳毅的領導下打游擊。
9月9日,毛主席率領部隊發動了秋收起義,之後,他在盧德銘,伍中豪等人的大力支持下,率部奔赴井岡山,並在此期間進行「三灣改編」,將黨支部建立在連級以上,明確「黨指揮槍」
不日,毛主席率領隊伍來到井岡山,建立起了我黨領導的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從此拉開了長達十年的土地革命戰爭序幕。
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建立,讓周恩來深為振奮,1928年10月,毛主席在湘贛邊界大會上,正式提出了「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
遠在上海的周恩來得知後,立刻給予了毛主席最大的支持,因為在周恩來看來,毛主席提出的建議和見解,是完全正確的。
1929年六大以後,周恩來歷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常委秘書長、中央軍委書記等職,實際主持中央的工作。
也就是在這個時候,周恩來採取了毛主席的建議,
1929年3月,周恩來給賀龍及中共湘鄂西前委的寫信時,明確提出:「目前所應注意者,還不是什麼佔領大的城市,而是在鄉村中發動群眾,深入土地革命。」
除此之外,周恩來還強調:「在朱、毛軍隊中,黨的組織是以連為單位,每連建立一個支部,連以下分小組,連以上有營委、團委等組織……將來你們部隊建黨時,這個經驗可以備你們參考。」
由此可見,周恩來對於毛主席在此時提出的戰略思想,是完全贊成的。
不過,就在周恩來認為井岡山革命工作會在毛主席的帶領下蒸蒸日上時,卻是發生了意外的事。
1929年5月,在紅四軍的會議上,關於前委在組織上的指導原則根本,紅四軍內部發生了嚴重的分歧,連朱德都與毛主席有了不同的意見。
最終,毛主席落選紅四軍前委書記一職,離開了自己一手創建的紅四軍,而陳毅則是代理了前委書記一職。
對於此事,毛主席倍受打擊,他帶着江華,粟裕等人前往閩西調查。
紅四軍內部的會議結論,很快被通過秘密交通送到了上海的黨中央。
周恩來作為中央的實際領導人,主持召開了政治局會議,最終形成決議:針對於紅四軍內部的爭論,有些是正確的,有些是不正確的。
與此同時,陳毅為了將事實進一步地解釋清楚,親自前往上海,如實向周恩來彙報了紅四軍上上下下的情況。
在政治局會議上,李立三問陳毅:「你覺得毛澤東如何?」
陳毅回答:「我不如他。」
周恩來對於毛主席被迫離開紅四軍領導崗位一事,很是生氣,批評了陳毅,之後,他寫了一封信,《中共中央給紅軍第四軍前委的指示信》(史稱九月來信)。
在這封信中,周恩來明確指示:「先有農村紅軍,後有城市政權,這是中國革命的特徵,這是中國經濟基礎的產物。」
其次,周恩來對於毛主席在紅四軍隊伍中的地位,也強調:「毛同志仍為前委書記,並須使紅軍全體同志了解而接受。」
陳毅接受了周恩來的批評,他在拿着信離開時,作為一同留法的老戰友,周恩來語重心長地對他說:「一個黨一個軍隊都需要自己的核心人物。如果現在要選擇紅四軍這樣一支全國有影響的紅軍領導人,毛澤東當然是最好的人選。」
陳毅深以為然。
1929年10月,當陳毅從上海秘密返回蘇區後,當即傳達了中央的精神,其中包括中央對他的批評。
隨後,陳毅找到了朱德:「我們無論如何,都要把毛澤東請回來。」
朱德點了點頭,表示同意。
說完,陳毅就三次讓人用快馬給毛主席傳信,請他復出,回歸紅四軍,繼續擔任前委書記一職。
陳毅的態度,使得毛主席非常滿意,他回信說自己很快便會回到紅四軍。
1929年底,在紅四軍的第九次代表大會上(古田會議),正確確立了毛主席在紅四軍中的領導地位。
毛主席能夠重新返回紅四軍,領導軍權,其實也是源於周恩來對他的大力支持。
也就是從井岡山開始,周恩來在當時的環境下,成為了毛主席最有力的支持者。
不過遺憾的是,兩人這時候的親密合作,並沒有持續多久。
1931年以後,隨着一些「左」傾問題,毛主席的正確思想不斷地被批判和打擊。
周恩來這時也成為了博古的副手,因而在這樣的局面上,中央紅軍在對敵人的「反圍剿」戰鬥中, 屢屢失利。
周恩來有心改變這個局面,但是他說的話,博古已經聽不進去。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圍剿」戰鬥失敗,中央紅軍被迫長征,在經過敵人的第一二三道封鎖線,及湘江戰役後,周恩來再也無法忍受。
特別是在湘江戰役中,中央紅軍從剛開始長征的8萬多人,直接縮減到了3萬餘人。
周恩來明確的認定,博古和李德,其實根本不懂軍事,一直都是瞎指揮。
關鍵時刻,周恩來對於毛主席是很信任的,為此,周恩來堅持了自己的選擇。
湘江戰役後,黨中央相繼召開了通道,黎平,猴場會議,在這三次會議上,一共有兩個不同的爭論團體,一個是以博古,李德為首,一個是以毛主席,周恩來為首。
博古,李德堅持要紅軍北上,與紅二,六軍團會師。
毛主席則是建議轉兵貴州,北上遵義。
周恩來這時完全被毛主席的軍事指揮能力折服,因而他絲毫沒有猶豫,完全支持了毛主席。
周恩來的帶頭作用,也影響到了其他人,最終,經過投票,黨中央決定根據毛主席的主張進行。
也正是由於周恩來的堅持,這也為之後中央召開遵義會議做了重要的準備。
1935年1月15日,遵義會議召開。
在這次會議上,周恩來分析了第五次「反圍剿戰鬥」失利的原因,他很愧疚,主動承擔責任,請求免去自己的領導職務,並全力推舉毛主席來領導紅軍。
在黨內,周恩來身份高,資歷老,他的表態,對於參加會議的人,都造成了一定的影響。
遵義會議結束後,毛主席被增補為了政治局常委,與此同時,他與周恩來,王稼祥組成新的「三人團」,指揮領導紅軍。
這在三人中,雖然周恩來的地位還是最高的,但是很明顯,毛主席已經成為了核心。
遵義會議確定了毛主席在黨內的領導地位,同時,這也是代表着他和周恩來親密合作的正式開始。
此後的40年間,毛主席與周恩來成為了最為親密的戰友。
新中國成立前,在中華全國青年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的講演中,周恩來明確說道:「我們必須有一個大家共同承認的領袖,這樣的領袖能夠帶着我們前進,這個領袖,就是毛主席。」
建國後,周恩來成為了總理,領導外交,統一戰線,科學技術等方面的工作。
周恩來能夠將所有的事做得得心應手,自然也是少不了毛主席的支持。
在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兩人的作法,可謂是「珠聯璧合」
幾十年的政治生涯中,周恩來始終將自己置於一個「副手」的位置,從國家和革命事業全局利益出發,甘願成為毛主席的「執行者」,總理的偉大之處也在於此,總是別人在前,自己在後。
1972年,周恩來被確認患上膀胱癌,毛主席對他的身體情況很是關心,多次寫信給他,要他注意身體和休息。
1975年9月,周恩來的病情急劇惡化,癌細胞瘋狂擴散,在進行了第五次的大手術後,周恩來沒有再下來床。
1976年1月7日晚上11點,周恩來看到了吳階平醫生,緩緩開口:「我,這裡沒有什麼事了。你,還是,去照顧,別的生病的同志,那裡,更需要你。」
1月8日早上9點57分,周恩來總理走完了自己的一生,享年78歲。
後來,毛主席在聽到周恩來的悼詞「毛澤東同志的戰友」這一句時,立即開口:「加三個字,最親密」
由此,這句話便改為了「毛澤東同志最親密的戰友」
到了追悼會那天,毛主席其實也很想去參加,但是他自己的身體也不好,腿都走不動了,最終未能前去。
周恩來去世後,毛主席情緒非常不好,煩躁不願講話,他努力地用自己剛被治好的一隻眼睛去看書、看文件,在旁人看來,毛主席這樣做,其實也是為了擺脫自己心中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