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小海三十來歲，安徽家裡本有妻室，所以男女之事極為熟悉。加上久居都市，吃喝不愁，身體養得強健，不免常有躍躍欲試之感。李老闆本是聰明之人，加上根本不能滿足妻子，所以十分留神。不久，他就察覺到了。有一天，把羅小海與柳如意在自己的床上捉了個正着。
不料，羅小海不僅沒有絲毫的負罪之心，反而指着胸膛振振有詞地說：「實話告訴你，老子是『斧頭黨』。薪水你要扣就扣，事情你要講就講，只是斷了我的衣食，不能斷我的斧頭吃肉！」他從床頭摸出一把雪亮的斧頭，往地上一撂，又回過頭在柳如意白花花的大腿上擰了一下。
李老闆當然知道「斧頭黨」是何等角色，打掉了門牙只能小心地咽到肚子里，明明戴上了綠帽子，卻牙縫也不敢張。
倒是羅小海，不但常常當著李老闆的面去找柳如意睡覺，還常常到同伴中去得意洋洋地吹噓自己的本領。
王亞樵聽說後，十分憤怒，大罵道：「無恥小人，真不如一條狗。想玩女人，上海灘的姨子尿也能把他淹死，那麼多為什麼不找？竟與主人之婦私通，還仗人勢，以『斧頭黨』相威脅，辱我門庭，壞我名聲！今念同鄉，死罪饒恕，活罪不免。去，砍掉他的一根手指！」
以後，王亞樵又召集大小頭目開會，宣布開除羅小海工會會員，驅逐出「斧頭黨」，罰款一百塊大洋補償李老闆。王亞樵還親自登門，向李老闆致歉。
（二）王亞樵訓斥戴笠帶兵的故事
1923年12月，刺殺了徐國梁（淞滬警察廳長）的王亞樵來到了浙江湖州。在八雀寺，王亞樵掛上了「浙江別動隊司令部」的牌子，開始招兵買馬，訓練軍隊。這既是盧永祥給王亞樵的獎勵，也是要讓王亞樵為自己衝鋒陷陣。因為湖州與江蘇山水相連，是浙江的前哨。
王亞樵的招兵大旗一推出，立刻應者如雲，一個多月的時間就召集了近兩千人的人馬。其中，後來成為一代抗日名將的方振武將軍、安徽人民抗日自衛軍第五路司令的余亞農先生等都前來投效，當然還有後來赫赫有名的軍統特務頭子戴笠（當時名戴春風），他們三人都分別擔任了分隊長。
戴春風當分隊長後，練兵一絲不苟，極為嚴格，有時幾近殘忍暴戾的程度。
訓練中，戴部士兵無論出操、射擊或戰術動作，只要動作稍慢或一個規定的動作沒有做好，戴春風輕則破ロ大罵，重則拳打腳踢。
有一次，戴春風因一個士兵在吃飯時大聲講話而讓他在中午的烈日下暴晒，使他因中暑而昏死過去。
王亞樵聽到後，勃然大怒，命人把戴春風找來訓斥道：「治兵之道，在於言傳身教。古人云：愛兵如愛子。上下一心，解衣推食，到了陣前，才能甘冒危險，衝鋒陷陣，為我所用。你用殘兵立威之法，進行訓練，貌似從嚴，可是士兵心裏不服，甚至產生仇視心理，將來我們必受其害。以後若再如此，我就請你滾蛋。」
戴春風受到訓斥，撲通跪下，痛哭流涕地說：「司令，我知道錯了。以後若有此事，任憑司令發落，子佩絕無怨言。」
這件事，使戴春風懂得了駕馭人不但要樹威懾服，而且要施惠恩服，同時也了解了王亞樵組織何以能在上海灘上橫行無忌、久摧不垮的道理。自此，戴春風一改過去單純嚴厲冷酷的治兵方法，開始注意起在生活上給以關心、政治上給予表彰的方法，果然贏得了士兵的心。
（三）資助地下黨印《紅旗》的故事
共產黨対於王亞樵的反蔣、抗日行動，組織上表示讚賞，因而是把他當作可爭敢的朋友。
1931年，上海地下黨人陳惘子找到王亞樵手下的大將華克之說：「家裡（指黨組織）有個難題，擬請你們幫忙。」接着，他說明了所謂難題的內容。原來，上海英法兩租界的印刷業一致同意，告誡所有的員工，兩個租界當局和南京政府合作，在夜間突擊檢查所有的印刷廠，如有偷印共產黨的《紅旗》和其他親共刊物者，一律查封，沒收其財產。參與的員工，一律由兩個高等法院依法懲處。結果，《紅旗》沒法印了。
共產黨中央認為，《紅旗》停刊，喉舌斷了，是一個很大的損失。上海黨組織指示陳惘子，先找華克之商量辦法，然後向王亞樵求援，自辦或頂進一個印刷廠，自己印刷《紅旗》，不受敵人牽制。
陳惘子當時二十多歲，多次參加學生運動，思維敏捷，言語犀利，王亞樵十分欣賞，常在經濟上接濟他，但他與華克之系寶應同鄉，兩人的關係更為密切。他對華克之說：「我畢竟年輕，雖然承王先生厚愛，常予照顧，但忽然伸手要他出這筆大錢，而且一定條件之下，還要承擔政治責任。自省和他關係不夠，一旦拒絕，勢必影響其他的往來。我思來想去，還是請老兄獨任艱巨，比較有把握，進退適宜。」
華克之覺得陳惘子說得有道理，便一口答應。當天晚上，他約請王亞樵一起去鄭抱真家吃晚飯。
王亞樵手下的一幫得力幹將，一向情同手足，與反蔣有關的事，從不用拐彎抹角。
所以，在飯桌上，華克之單刀直人，談了這件事：「惘子的老闆（指組織）要惘子帶一個信給我們，現在全上海的印刷廠老闆都接到捕房通知，全滬禁印《紅旗》，如果突擊查出來，財產充公，人要判罪。《紅旗》是中央的喉舌，革命家指路的明燈，萬不能停刊。高層領導方面，深知先生慷慨好義，見善勇為。這次，我為他們向先生求援，希望送給他們一個印刷廠，規模不論大小，能印《紅旗》即行……」
王亞樵生性豪爽，憎愛分明，凡是反蔣抗日的人，他都視為朋友，更何況共產黨這個反蔣抗日最堅決的組織呢？未等華克之把話說完，立即回答說：「現在一個錢也沒有。」華克之的心一下涼了半截子。他又繼續說；「我雖非文化分子，只有一份《上海悶葫蘆報》要印，但在共產黨方面，宣傳是一件大事。我在三天以內作具體答覆，總不至於使他失望，可惜，我的能力有限，三天以後，仍在此地晚餐作復。」
華克之這才放下心來。
三天後，當華克之走進鄭家客廳時，王亞樵早已坐那裡恭候了。未及數語，即掏出一張上海商業銀行的支票來，數額七干五百元，上面是英文簽字。
華克之暗忖，王亞樵不懂英文，這支票顯然不是他的。為了這筆錢，不知道他又去求了哪些人。
支票當晚遞到了陳惘子的手裡。
組織上用這筆錢，頂下法租界聖母院路慶順里1號、2號上下兩層的房子，十九個工人的舊印刷廠一座，花費恰好七干五百元。
緊接着，對房子進行了裝璜、油漆，並添置設備。這一切又需要二干五百元。王亞樵知道後，立刻又設法籌到了這筆款子。「索性湊了一萬元的整數吧。
不到一個月，一家新的印刷廠——公道印刷廠重新開業了。
陳惘子和華克之曾一起邀請王亞樵去參觀，王亞樵說：「不必了，我無須知道它坐落在哪條街，我只希望那些到處亂轉的狗子（暗探）也不知道。祝它長壽！」
以後的幾年，王亞樵又續力支持黨組織，在上海開過「和平米店」、書籍編緝部、書店及提供法律顧問為共產黨人義務辯護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