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義和團，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一直主剿，兩廣總督李鴻章、山東巡撫袁世凱也都堅決主剿。東南經濟發達，官員主張剿滅義和團，因此義和團在東南未能發展，更未形成規模。
他們的基本觀點是，義和團的「扶清滅洋」口號是「會匪」的一貫策略，如果因此姑息，就會犯巨大錯誤。義和團各種神功都是謊言，如果朝廷因此而害怕義和團，則更是大錯。1900年5月末，義和團在朝廷支持下向直隸、京津發展，行為更加過激，燒毀北京一些店鋪，並拆毀鐵路、焚燒車站，見此，他們公開反對朝廷的政策。張之洞、劉坤一立即致電榮祿，認為這是借鬧教而作亂，專為國家挑釁，且鐵路與教堂何設？可見實系會匪，斷非良民。他們認為如此發展下去，則各國必以保護教士教民為詞，派兵自辦，大局將難收拾。義和團「法當所誅」，朝廷應「一意主剿」。
他們希望朝廷能改變政策，對義和團由撫改剿。6月15日，劉坤一、張之洞聯銜電奏朝廷，力促朝廷改變政策。他們提醒朝廷：
對義和團如果再遲疑而不迅速剿滅，各國一定會派兵來華，越俎代謀，禍在眉睫；
並表明自己心跡：此實宗社安危所系，不敢不披瀝上陳，所以懇請朝廷明降諭旨，立即鎮壓義和團；強調從來邪術不能禦敵，亂民不能保國，外兵深入橫行，各省會匪四起，大局潰亂，悔不可追；他們最後強調，已經千鈞一髮，非常危險。
在此後的四次御前會議上，雖然也有眾多高官力主避戰，但他們的哀求根本無濟於事，慈禧依然決定對外宣戰。
在朝廷與各國正式宣戰之前，以劉坤一、張之洞為核心的東南地區督撫感到大局已難挽回，於是開始大膽籌劃以「保境安民」為主旨的「東南互保」。
張之洞、劉坤一多次與外國駐漢、駐滬領事館和有關洋人聯絡，一再表示決不願與洋人開戰，堅決保護洋人生命財產安全、維持一方平安的主張。英國擔心他們無力保持局勢穩定，提出可以派軍艦進入長江協助，但為張、劉拒絕，表示自己有足夠的力量保持長江流域穩定。同時，張之洞還致電一些駐美、日大臣，要其勸說兩國仿效英國，不對中國東南動武，「共保東南大局」。在劉坤一、張之洞的指示下，早有此意的盛宣懷在東南官員之間、在中外之間四方聯絡，積極奔走，成為「東南互保」的穿針引線者。李鴻章、袁世凱也對東南互保表示堅決支持。
就在東南督撫開始與列強接觸、談判的關鍵時刻，6月21日慈禧向各國「宣戰」的消息傳來，同時，朝廷還在20日、21日先後下達令各省督撫「聯絡一氣保疆土」和「招義民禦侮」的諭旨。
劉坤一、張之洞知道事關逆旨抗上，非常擔憂，而盛宣懷也擔心宣戰上諭一旦公開，談判將功敗垂成，立即建議劉、張令各電報局不準公開宣揚此諭，只能「密呈督撫」。
劉坤一、張之洞、李鴻章對盛的主張表示支持，劉坤一派沈藹蒼，張之洞委託陶森甲為全權代表，會同上海道余聯沅與在滬各國使節交涉。盛宣懷擔心清朝駐外公使探到宣戰詔書後立即回國，他認為這無異於宣戰，所以建議他們不要「下旗回國」，而駐外公使們也極力贊成東南互保、不贊成「宣戰」。6月22日，劉坤一、張之洞聯名上奏，以東南無義和團義民，不能執行宣戰諭旨為由，要求解散義和團，保護使館，公開表明了他們與朝廷截然相反的立場，舉起了東南互保的旗幟。
但當時東南地方官僚內部意見並不完全統一，原來支持義和團的山東巡撫、於1899年末擔任「長江水師巡閱使」的李秉衡，在1900年5月下旬行抵江蘇省會所在地蘇州，雖然他在江南五省的總督巡撫聯名反對招撫義和團，並在發往朝廷的電文上名列首位，但他卻主張炮擊長江上的外國軍艦，並從蘇州趕到江陰炮台，做炮擊準備。
盛宣懷得此消息大驚失色，他知道如果炮擊長江外艦，東南互保將功虧一簣，立即電告劉坤一、張之洞。此時恰逢朝廷要各地督撫勿再遲疑觀望，迅速籌兵籌餉，北上增援，如有疏失，唯各該督撫是問。
劉坤一藉機以李秉衡「威望素著」為由，令其馬上從江陰趕到兩江總督所在地南京，命令他帶兵北上保衛朝廷。李素忠誠，立即帶兵北上，劉坤一就此名正言順地排除了東南互保的一個「障礙」。
6月23日，盛宣懷、余聯沅、陶森甲和沈藹蒼四人通過總稅務司赫德的幫助，同駐滬各國總領事舉行正式會談，商討東南互保的總體策略和具體方針。談判內容有保證東南地區外國人生命、財產安全，同時也有要列強約束各自軍隊和船隻水手的內容。
盛宣懷唯恐夜長夢多，6月24日又電告李、劉、張，勸他們在未正式接到朝廷宣戰上諭之前趕快與各國領事訂約，主要內容是「挽救時局」，「與各領事訂約，上海租界准歸各國保護，長江內地均歸督撫保護，兩不相擾，以保全商民人命產業為主；一面責成文武彈壓地方，不準滋事，有犯必懲，以靖人心」。他進一步分析了形勢：「北事不久必壞，留東南三大帥以救社稷蒼生，似非從權不可，若一拘泥，不僅東南同毀，挽回全局亦難。」此電一是提出了東南互保的基本原則，二是以救社稷蒼生、儘力挽回全局等「大義」打消李、劉、張等地方大員對抗旨的顧慮，使這種戰時地方公開不服從中央、明顯抗旨的行為具有某種「合法性」。李、劉、張閱後表示同意。
從最早接觸、談判開始，外國官員對中國地方官員能否違背朝廷旨意保護外國人生命財產安全大有疑慮，直接問即使訂立條約互保安全，但如果貴國大皇帝又有旨來殺洋人，是否又遵旨照辦？中方代表謊稱此次訂約系奏明辦理，一再強調是奉旨辦事。
經張之洞、劉坤一指派，上海道余聯沅為代表、盛宣懷為幫辦於6月26日在上海正式就「東南互保」與上海各國領事談判。會議通過了盛宣懷草擬的《東南保護約款》和《保護上海城廂內外章程》。保證東南和平的《東南保護約款》，又稱《中外互保章程》，共9款，主要內容是：
上海租界歸各國共同保護；
長江及蘇杭內地歸各督撫保護，嚴拿土匪，保護各國商民和傳教士產業；
各口岸已有外國兵輪的，仍照常停泊，但水手不得上岸，如果不與中國督撫商允，各國不得多派兵輪駛入長江等處，兵輪不得在吳淞及長江各炮台附近停泊；
各國兵輪不得往上海製造局、火藥局一帶游弋停泊，而中方保證製造局軍火專為防剿土匪和保護商民所用。
《中外互保章程》在上海簽訂後，劉坤一、張之洞分别致電駐歐、美、日使節，要求他們向所在國的外交部遞交東南互保條文，陳以利害，促成在上海的談判。地方督撫，直接染指、參與本應是中央政府才有的外交權，直接向駐外使節髮指示，這也是督撫權力擴大的一個重要標誌。
東南督撫緊鑼密鼓地商議東南互保，彼此溝通既要迅速，又要保密，電報起了重要作用。早在1880年10月，經過李鴻章十數年不懈努力，清廷終於允准他在天津設立電報總局，李鴻章任命盛宣懷為總辦。天津為「總局」，上海「副之」，蓋因上海電報分局為南路各局總匯，並且上海也是外國在華電報的彙集之地。這是中國近代電訊事業的開始，二十年來電報線路已經遍布全國各地，但義和團運動爆發後，電、電線、電報局都是團民眼中最主要的「洋」物，必須剷除。在此期間，北方的電報通信系統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壞，直隸、京津線路破壞尤其嚴重。直隸線路的破壞，使北京與武漢、西安的通信不暢。京津線的破壞，後果更加嚴重。因為該線路連通北京天津，又通過海底電線接通上海，是清政府對外通信聯絡的主要通道。但北方各省嚴控義和團的只有山東袁世凱，在山東境內保護電線電報局，還能保持線路暢通。這樣，朝廷與東南諸省的許多信息，彼此都要通過袁來轉達。
當宣戰上諭正以「六百里加緊」的傳統方式傳送全國各省，山東巡撫袁世凱是除直隸總督外最早接旨的。接旨後，他用電報率先向李鴻章、劉坤一、張之洞、盛宣懷四人通報了中外決裂的消息。此四人得到消息後，開始了東南互保的謀劃。電報局總辦盛宣懷嚴令各電報局封鎖宣戰諭旨，並且規定東南督撫之間的密切商議一律用密碼轉盛本人，保證了各省官員電報信息傳遞的秘密性和安全性。如果沒有電報這項新技術，或電報被朝廷掌控，東南互保也很難成局。
東南互保正式成立後，兩廣總督李鴻章、閩浙總督許應騤、山東巡撫袁世凱、四川總督奎俊，以及陝西巡撫端方等均對東南互保表示贊同，遠遠超出了長江流域的互保範圍。
東南互保」與朝廷的「宣戰」諭旨顯然相悖，所以張之洞、劉坤一在簽約的同一天就會銜電奏慈禧，力陳苦衷，有理有據，使朝廷接受他們的所作所為。此奏由張起草，一開始就明確表示不贊同朝廷向各國宣戰和招募義和團民的政策，並勸朝廷改變政策：
「此次大患在與各強國一齊開釁」，「拳會僅持邪術」根本不可能以血肉之軀戰勝列強的炮火。
「以京師之重地，作孤注之擲，危迫甚矣。論兵力，一國焉能敵各國，不敗不止；論大勢，各國焉肯輸一國，不勝不止」。
結果必然是「各國大隊直入京城，宗社乘輿，何堪設想！此臣等痛哭流涕，不忍言而不敢不言，不得不萬叩以請朝廷嘔思變計者也」。
而且，長江沿岸只有搶劫偷盜的「會匪」「拳匪」，「並無拳會之黨可招」。
在論證了朝廷面臨可怕的局面後，他們自然得出為全國計、為朝廷計應實行「東南互保」的結論：
「就目前計，北事已決裂至此，東南各省若再遭蹂躪，無一片乾淨土，餉源立絕，全局瓦解，不可收拾矣。惟有穩住各國，或可保存疆土。」
由於列強在長江流域的利益矛盾嚴重，「在我正可就其所忌而羈縻牽制之。若鼓動一國，勢必群起而攻，大沽覆轍可深鑒也，此實委曲求全之策」。他們坦承，在長江流域如果只與一國開戰，有可能支撐半年，但如果說可以抵抗多國，則「臣等誠不敢故作矜誇之語，以欺君父而誤國家」。「總之，能聯絡一日，長江以內尚可使外人無從逞志」。
他們抓住諭旨中有「各督撫互相勸勉聯絡一氣，共挽危局」的字句，盡量將東南互保說成是符合聖旨的「聯絡一氣，共挽危局」之舉。當然，他們不能不表示：「倘各國必欲以干戈從事，派大隊兵艦來江攻我營台，實逼處此，臣等受恩深重，有守土之責，自當儘力抵禦，存亡與共。」最後，他們特彆強調朝廷不要將駐外使臣召回，「若使臣下旗回國，即是明言決裂，自認攻毀各國人命物產，以後更難轉圜，似宜仍令暫駐各國為宜」。盡量為朝廷日後議和留下後路。
6月28日，即東南互保的「章程」簽訂兩天後，朝廷的「宣戰」諭旨才在上海公布，張之洞、劉坤一向盛宣懷等保證，一切責任都由他們兩人承擔。但慈禧在「宣戰」後給他們的上諭中對他們的違旨不但沒有責備，反而稱讚「互保」是「老成謀國之道」，並且朝廷「與該督等意見正復相同」。經過一番串聯，廣東、山東、浙江、福建、四川、陝西、河南等省份先後參加「互保」。
確實，事後看，東南互保對國家整體來說，可謂立下大功。既避免了八國聯軍把戰火燒到南方，也阻止了義和團運動向南方的擴展。要知道，義和團運動對北方多地造成巨大傷害。繁華一時的北京前門商業區，被燒為平地。如果義和團運動蔓延到南方，必然造成更大的損害。當時的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企業，必定深受其害。
因為東南互保保障了南方各省的和平和秩序，庚子事變以後，南方的經濟進入了快速發展期。1901-1911年，全國新開辦的民族資本企業共有392家，絕大部分都在江南地區。北京、天津、河北、山西等地區，總共只出現了30多家，連十分之一都不到。
可以說，東南互保為國家保住了元氣和基礎，避免了徹底亡國的命運。按照當時中外的實力對比，如果全國孤注一擲，和洋人開戰，結果只能是張之洞所說的那樣：「斷不能敵各國」「有輸無贏」。甚至就此讓中國跌入完全殖民地的深淵。
關於東南互保，其中引人深思的一點在於，中國的政治傳統中，有一種巧妙的結構。一方面，中國的政治傳統是高度集權的，要求全國絕對服從皇帝，皇權至上；但另一方面，在中國政治傳統和政治文化中，卻又給反對皇帝錯誤的決策，提供了充分的法理依據。
兩種看似矛盾的觀念，卻神奇地並存在同一個政治文化中。再沒有什麼比這更能彰顯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高度靈活性和現實性了。
具體到東南互保來說，隨便表面上是無可否認的地方抗命中央，甚至直接駁斥中央的指示，但事後，大家很容易能找到自圓其說的解釋。
首先，中國自古就有「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說法。皇帝不見得準確了解各地的情況。在外獨當一面的地方大員、大將等人，可以根據現實情況，決定是否執行皇帝的命令。只要事後證明「將」的決定是正確的，那就毫無問題。
其次，對清朝來說，也有「仰體皇上」的說法，也就是要求官員從實際而不是僅僅從字面上理解、貫徹皇帝的命令。從清朝的實際層面來說，顯然，剿滅義和團、維持和各國的友好邦交，是一貫政策。督撫們堅持這個原則，就不能算是真正的抗命。
至於那個詔書，事後可以解釋為皇帝和太后被小人所騙，發佈了並不符合本意的命令，錯在那些小人，而不在皇帝和太后。
所以，李鴻章用的詞是「亂命」，也就是並非皇帝太后本意的命令——「此亂命也，粵不奉詔」。
來源 《中國切片，1900》（雷頤作） 李子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