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是什麼時候亡的？關於這個問題，滿清入關時一口咬定明亡於李闖，亡於崇禎上吊自殺，滿清之所以這樣說是為了給入關找上一個正義的借口——為崇禎報仇，有了這個借口，滿清甚至認為：歷代得國之正、莫過於本朝。
雖然滿清入關時以崇禎上吊作為明亡的標誌，但一百多年後的乾隆皇帝則認為明亡於弘光被執。
乾隆四十年閏十月二十四日，上諭曰：『前據各省查送應毀書籍內，有朱璘「明紀輯略」一種。朕詳加披閱，其中敘及明季事實俱稱本朝為大清，並恭載我太祖高皇帝廟號；其詞尚屬敬順，並無誕妄不經字句，可無庸毀禁。外省所以一體查繳者，祗緣從前浙江省因此書附記明末三王年號，奏請銷毀，曾經允行。嗣因評纂「通鑒輯覽」，儒臣於本朝定鼎後，即削去福王事實。朕以歷朝嬗代之際，進退、予奪關係萬世至公，必須斟酌持平權衡，始能允協。若前代偏私曲徇之陋習，朕實不以為然。如明之末造，李自成既陷京師，江左遺臣相與迎立福王圖存宗社；其時江山半璧，疆域可憑。使福王果能立國自強，則一線綿延，未嘗不可比於宋高宗之建炎南渡。特因其荒淫孱弱，君若臣相率為燕雀之處堂，尋至自貽顛覆；而偏安之規模未失，不可遽以國亡之例絕之。特命於甲申以後附記福王年號，仍從「分注」之例，而提綱則書「明」字以別之；直至蕪湖被執，始大書「明亡」。並於披閱時，一一詳闡其說。蓋所以折衷至是，務合乎人情、天理之公，以垂示天下後世也。至於唐王、桂王遁跡閩、滇，苟延殘喘，不復成其為國；正與宋末昰、昺二王之流離海島者相類，自不得等於福王之例。是以「輯覽」內，未經載入。但思二王為明室宗支，與異姓僭竊者不同，本非偽托；且其始末雖無足道，而稱尊擅號首尾十有餘年，事迹亦多有可考。與其聽不知者私相傳述，轉致失實無稽；又何如為之約舉大凡，俾知當日邊隅偷息，不過若是之窮蹙無成，更可以正傳聞之異。又若其下諸臣，當時因其旅拒王師，率多以偽官為目。然其間如白文選、李定國等本獻賊義子，反側無常，彼在明已合稱「賊」、稱「偽」，自當準「春秋」書「盜」之例；又如金堡等之五虎橫行，把持國是者，亦為無足齒錄。若其他各為其主守節不屈，以致隕首捐軀者，實不一而定；較宋之文天祥、陸秀夫，實相髣。雖開創之初，兵威迅掃，不得不行抗命之誅；而諸人瑣尾間關，有死無二，在人臣「忠於所事」之義，實為無愧。迄今日久論定，朕方深為嘉予，不欲令其湮沒無傳。即使載筆有體，亦不妨於事涉二王者書之為彼，以稍存內外之別；而其臣則書為「某王某官之某」，概不必斥之為偽也。著交四庫全書館總裁，將唐、桂二王本末撮敘梗概，並將當時死事諸臣姓名事迹逐一登載，詮次成帙，具稿進呈；候朕裁定後，即刊附「通鑒輯覽」之末。俾論史者正名核實，共知朕大中至正、無一毫偏倚之私；而表微闡幽，益稱朕宏獎節義之意。所有「明紀輯略」一書，不必禁毀；並將此通諭知之』。
說完滿清的標準，再來說一說民國的標準，清朝滅亡後，民國政府組織編寫了《清史稿》，在《清史稿·吳三桂傳》中認為李定國病逝及其餘部降清標誌着明亡：
【康熙元年，捷聞，詔進三桂親王，並命兼轄貴州。召愛星阿率師還。四月，三桂執由榔及其子，以弓弦絞殺之，送其母、妻詣京師，道自殺。定國尚往來邊上伺由榔消息，三桂令提督張勇將萬餘人戍普洱、江為備。未幾，定國走死猛臘。三桂招其子嗣興，以千餘人降，明亡。】
——《清史稿·吳三桂傳》
抗日戰爭時期，毛主席在《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中指出：「我們的敵人大概還在那裡做元朝滅宋、清朝滅明、英佔北美和印度、拉丁系國家佔中南美等等的好夢。」這麼看來，他老人家也不認為明亡於崇禎，而是亡於清。
最後說一下本人的看法，個人認為永曆帝被害才是明亡的標誌。
1276年元軍陷臨安，宋恭帝出降。
1279年陸秀夫負帝昺投海死，宋亡。
1644年崇禎帝自殺。
1662年初（永曆十五年底）永曆帝被俘，四月被吳三桂下令絞死，明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