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運如絲，絲絲入魂
第一章 "懸辦"
這是蕭順德有生以來遭遇的最大的一樁蹊蹺事：明明昨天中共上海市委組織部譚處長跟他談話時說得很清楚的，讓他去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充實幹部處領導班子，待到他今天拿着市委組織部的介紹信前往市局報到時，揚帆副局長跟他見了面，說了幾句話，這事兒就不見影子了！
要說揚帆，跟蕭順德也算得上半個熟人，皖南事變後揚帆擔任新四軍軍法處長時，蕭順德就是軍部警衛團的連指導員。儘管沒有直接的工作關係，可是天天抬頭不見低頭見，再怎麼著也混了個臉熟。蕭順德從華東軍區教導團政治部主任位置上轉業到地方，也是揚帆親自給他打電話發出邀請，他才決定來公安局的。
可是，今天蕭順德見到揚帆後，揚帆只是禮節性地寒暄了兩句，談到工作安排時只說了句"你的具體工作崗位組織上還沒決定，你先去『懸辦』吧",就算結束了。
懸辦？
蕭順德走出揚帆辦公室時，有一種腦子裡被灌進了一勺糨糊的感覺。下了樓，站在被市局大樓團團包圍着的大院子里，看着不時進進出出的美製吉普車，他有點兒不知所措。
蕭順德這年二十九歲，參加革命已有十一個年頭。他是上海浦東人，出生於周浦鎮上的一個書香門第家庭，自幼聰穎。舊時教育界對特別優秀的學生實行"跳級"制度，蕭順德在小學、初中時各跳級一次，十二個學年他只讀了十年就完成了，然後就考進了交通大學。在交大，他接觸到了中共地下黨。當時，抗日烽火已經遍地燃起，大一還沒讀完，裝了一腦袋進步思想的蕭順德拿着上海地下黨組織出具的介紹信，去皖南投奔新四軍。
新四軍對前來投奔的熱血青年的安排是有講究的，如果之前在地方上加入了地下黨、地下團組織，說明已經受過革命鬥爭考驗，可以作為可靠分子使用。比如揚帆，1939年初，他以作家、記者身份組織並率領"上海人民慰問第三戰區將士演劇團"前往皖南新四軍軍部進行慰問演出，演出結束後，他留下來參加了新四軍。此前兩年，他就已在北平加入了中共地下黨，且是北大學生領袖，因此一參軍就擔任新四軍教導總隊文化隊政治指導員，沒多久又調去當了副軍長項英的秘書，接着就軍法處科長、副處長、處長一級級晉陞上去了。而像蕭順德這樣的，接觸地下黨還不到一年，基本上沒為黨做過工作，出身也不是無產階級，那就只好分門別類下基層。蕭順德在連隊當文化教員，也發槍，部隊跟日本鬼子、偽軍、土匪開打時，跟戰士一樣參加戰鬥。
蕭順德經受了這種特殊考驗，命也算大，經歷皖南事變，前有日軍封江、後有國民黨軍隊追殺，他竟然安然無恙。於是就被任命為警衛部隊的連指導員，當時他已入黨一年有餘了。
連指導員是八路軍、新四軍最基層的政治工作者，通常也是我軍各級政治軍官的第一個台階，此後的七年內，蕭順德從這個台階一級級晉陞到華東軍區教導團政治部主任。教導團的級別要比部隊其他團大一級，因此他這時已經是副旅級幹部了。初解放時幹部很缺，一個副旅級幹部轉業到上海公安系統，當個分局長應該是沒有問題的，如果在局機關，弄把處長交椅坐坐也很正常。昨天市委組織部譚處長跟他談話時明確說過，蕭順德是去充實市局幹部處領導班子的，那麼，再不濟也該是副處長了。可是，今天揚帆副局長卻說工作崗位還沒決定，讓他先去"懸辦".這個變故太突然，蕭順德沒有思想準備！
他是做政治思想工作的，形成了凡事都先要從政治上去考慮的職業習慣，現在當然也得從政治方面去考慮。
剛考慮了個開頭，從二樓窗口裡伸出一顆碩大的腦袋，居高臨下用山東口音喊道："喂！下面院子里有一位蕭順德同志嗎？蕭順德！"蕭順德抬頭朝那人看着，馬上被對方的目光鎖定："是你吧？來207室。"
上樓時蕭順德還尋思，那大頭會不會是幹部處的領導，正等着他去報到呢？來到207室門口才知道自己猜錯了，那扇栗色的橡木門上貼着一張白紙，上書"懸辦"兩字。可此時此刻，蕭順德還不知"懸辦"是公安局的什麼部門。
大頭自我介紹，原來是"懸辦"主任楊宗俊。這楊主任比較有趣，沒忘了在後面加上一句："我的頭比較大，同志們另外賞了我個別名『楊大頭』。"蕭順德是個性格嚴肅的人，不擅長開玩笑，沒接這個話茬兒，跟辦公室其他三人點點頭算是打過招呼，繼而直截了當問："對不起，我還不知道咱們這個『懸辦』是個啥部門哩，能不能給我介紹一下？"
此話一出，周圍人臉上都露出驚奇的神色。
楊宗俊說："老蕭你還沒去過幹部處啊？揚帆局長的秘書打電話說你到了，我還以為你已經去過幹部處了呢！"他這一說，蕭順德才意識到自己被剛才的突然變故弄昏了頭，竟然連去幹部處報到都忘記了。楊宗俊把新沏的一杯茶端到他面前，說不着急，喝杯茶抽支煙休息一下，等吃過午飯，下午再去報到也不遲。蕭順德暗忖這是什麼話，還有組織性紀律性沒有？不過他表面上還是保持着微笑，說我還是先去幹部處走一趟，把一應報到手續都辦了吧。說著，就出門而去。
再次回到207辦公室，蕭順德已經清楚"懸辦"是一個什麼部門了。
1927年至1949年這二十二年里，中共地下黨在國民黨白色恐怖下遭受過難以計數的損失。由於條件限制，僅對其中部分案件進行了調查，大多數都成為懸案。但是，中共並沒有忘記這些案件，早在抗戰前，中共中央在一個文件中就表明了對此的態度：一旦時機成熟，所有案件都將被徹底調查，挖出幕後策劃人和台前執行者，哪怕他們逃到天涯海角也必須一一緝拿，送上審判席！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共中央隨即就着手布置落實當年中央文件中的構想。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及解放軍等相關情報部門接到中央通知，要求清理各自所掌握的相關材料後上報。
1949年11月上旬，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及中央有關部門聯名向華東局、東北局、華北局、中南局下轄之公安情報部門發出文件，要求對被列入件內的發生於建國前我黨我軍各個歷史階段的若干起尚未偵破的懸案進行調查。據資料記載，上述中央諸部門在1949年11月至1958年10月這九年里，一共下發過十三批此類文件，在此期間各地破獲的重大歷史懸案多達上千起。
由於歷史原因，中央分發給華東局的案件調查量比較多，而在華東局所轄範圍內，又以上海居多。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政府經過研究，決定責成上海市公安局組建一個臨時部門專門負責此項工作，這個部門的名稱喚作"歷史懸案調查辦公室",簡稱"懸辦".
剛才，幹部處顧處長在向蕭順德介紹"懸辦"時說："蕭順德同志，根據局黨委的決定，分派你去『懸辦』，具體幹什麼工作，楊宗俊主任會告訴你的。"蕭順德一聽就知道這裏面有問題了。聽這位顧處長介紹，"懸辦"只是個臨時部門，按級別來說最多團級而已（後來知道，楊宗俊主任兩個月前從山東調來上海時，其職務不過是青島市公安局下面的一個分局長，副團級），而自己是副旅級別，按照通常情況來說，即使安排他去"懸辦"當個正主任一把手，組織上談話時還得說句"委屈你啦",多少撫慰幾句，而眼前這位顧處長沒這樣客套，這就意味着，他這次去"懸辦",不是當官，而是打工。
於是，蕭順德就覺得自己的心臟像被什麼東西堵住了似的，悶得慌。不但慌，還有疑惑：從昨天市委組織部譚處長告訴他來市公安局幹部處充實領導班子，到今天市局幹部處顧處長讓他去"懸辦"聽楊大頭的安排，中間還不到二十四小時。黨的組織工作是一樁極為嚴肅的事情，組織上一旦作出決定，不可能朝令夕改。除非一種情況———你具有某種特長，而某部門因某種意外突然出現空缺，你的特長正好適宜頂替這個空缺，組織部門才會改變決定。即使在這種情況下，組織部門也會象徵性徵求一下你的意見，至少要提前告知，一般不會這樣突然襲擊。況且，蕭順德尋思，"懸辦"是純偵查案子的部門，自己卻並無偵查方面的特長，組織上把他調過來幹什麼呢？
當然，還有一種可能，就是組織上發現某個即將被安排到重要崗位上的同志有比較嚴重的歷史或者現行問題，因問題還未查明，所以不適宜安排到原定的崗位上，也不便安排到其他相同級別的職位上，就打發到某個臨時部門，待問題查清再作計議。可蕭順德想來想去，自己並無歷史或者現行問題。他的家庭出身雖非勞動人民，但也不是地主資本家、幫會惡霸、反動軍官之類，頭條號：聲吶研究所而且，當年他赴皖南參加新四軍不久，他的全家已在日軍對浦東的一次轟炸中全部罹難，房子自然也成了廢墟。此刻，他本人已經算是無產階級了，社會關係也簡單清白，根本不存在上述情況。
儘管如此，蕭順德暗暗告誡自己：要相信組織，無論怎樣安排，都是黨委集體決定的，之所以如此決定，肯定是有原因的，無論如何自己都要好好乾。
見蕭順德回來了，楊宗俊給在場幾位每人發了一支香煙，屋裡頓時煙霧繚繞。在裊裊的煙霧中，楊宗俊向蕭順德介紹了另外兩位同志———"懸辦"副主任黃祥明和內勤兼材料員小許。然後，就說到了對蕭順德的安排：這次北京下達給華東局的案件中，分派到上海市公安局調查的有六起，根據局領導的指示，"懸辦"將組建六個專案組，每組負責調查一個案件；蕭順德是第三專案組的組長。
楊宗俊也沒象徵性地徵求一下蕭順德的意見，甚至沒看他一眼，自顧往下說："市局就這麼點兒地方，沒有房間安排給專案組做辦公室了，只好向下面的分局借用辦公室作為駐地，第三組的駐地在北站分局。老蕭，一會兒派輛車送你過去。"儘管剛才蕭順德已經進行過自我告誡，可是聽說這個決定後，他還是忍不住開口了："我的檔案組織上肯定是看過的，從來沒有干過偵查工作。楊主任你看，像我這種情況，能夠領導一個專案組去偵破歷史懸案嗎？我知道，作為黨員，不應該跟組織討價還價，可我這會兒如果不跟領導說清楚，正式開展偵查工作後說不定就會出問題，那就是對革命事業不負責任，是對人民的犯罪。"楊宗俊一邊聽一邊頻頻點頭，觀其臉上的神情，似是也透露着些許無奈。待蕭順德說完，他朝黃祥明、小許使了個眼色，那二位立刻出門。
楊宗俊走到蕭順德身邊，輕輕嘆了口氣："老蕭，你的工作安排是市局黨委交代下來的，我沒法兒改變。我想，領導肯定是知道你的經歷的，你說是不是？你是老同志了，資歷比我老，革命工作的經驗也比我豐富，能力那更是強得多，所以我也就不說大道理了。我相信，憑着你老蕭對革命事業的忠誠，一定能夠勝任專案組長的崗位。"蕭順德自是無話可說。同時暗忖，這個安排透着蹊蹺，難道組織上有什麼用意嗎？不過，即便有，他一時半刻也無法參透。那就別多想了，眼下，既然讓他當專案組長，那他這個組裡自然要有幾個組員吧？楊宗俊告訴他，"懸辦"已經把偵查員的人選定下來了，這兩天就通知他們來報到，不過還沒考慮具體怎麼分派。"要不這樣吧，你負責的第三組連你一共是六個人，我把即將調來的全部偵查員的名單給你看看，你可以自己挑選。"蕭順德接過名單，粗粗瀏覽了一遍，發現上面沒有他的姓名，倒是有楊宗俊、黃祥明和許光一（小許）的名字，這說明製作這份名單時，組織上還沒決定讓他來"懸辦".名單後面的日期是1949年11月22日，也就是昨天。如此看來，那個導致他從幹部處處長或副處長位置下降到"懸辦"一個專案組長的決定，還真是剛剛作出的。
其實，在一份除姓名、性別之外沒有任何其他內容的名單上挑人是沒有意義的，但這是楊宗俊的好意，蕭順德就隨手勾出了五個名字：莊敬天、鍾夢白、彭倩儷、馬麒麟、李岳梁。這五人中，有兩個熟人：莊敬天和鍾夢白，其中小庄還曾是他的部屬。彭倩儷是女性，蕭順德想到查案子有時可能需要女性出面，所以選擇了她。
楊宗俊挺痛快，說這五個人明天上午就去北站分局駐地報到。
這次被調到"懸辦",山東小伙兒莊敬天倒是挺高興的。小庄是條一米八的大漢，二十三歲，1947年參軍，上海戰役時是蕭順德擔任團
政委的步兵團的一名副排長。上海解放後，組織上安排他轉業到嵩山分局當了一名便衣刑警。這天早上，他從住宿處步行前往北站分局報到，一路走着，還興沖沖地哼着家鄉小調，沒想到馬上就要當眾出一回洋相。
行至距北站分局一箭之地的一條小馬路口時，莊敬天看見前面聚着一群人，一個三十來歲的女人扯着尖嗓門兒在說著什麼。聽下來，這女人是受了站在她面前的兩個男青年的欺負。她在馬路對面的點心店排隊買油條時，覺得肩上的小包動了一下，低頭一看，外側已被劃開了一道口子，急忙打開查看，所幸未曾被竊。暗鬆一口氣後，眼睛一掃，便疑上了排在她後面的那個男青年，二話不說一把揪住了就叫"抓小偷".男青年一臉無辜地辯稱自己與劃包無涉，還主動把自己的衣兜一個個翻得底朝天，確無刀片。女人不肯罷休，油條也不買了，揪着對方不放。點心店的老闆出來了，說二位你們有什麼過結請挪個地方計較去，我這門前要做生意的。於是，女人就揪着男青年穿過馬路，在拐角處駐步繼續爭辯。
不知從哪裡又冒出了一個男青年，為前一位幫腔。莊敬天過來時，爭辯已升級為吵架了。
莊敬天聽明白是怎麼回事後，就分開人群擠到中間，說三位你們這麼吵是吵不出結果來的，還是去分局讓民警給解決吧。這句話是引火燒身，二青年立刻把矛頭指向莊敬天，指着他罵罵咧咧，飛濺的唾沫星子直噴臉面。莊敬天火了，一把抓住那個後出場的幫腔分子，說我看你小子不像個善主兒，沒準兒劃包的就是你也難說，你敢像他那樣把衣兜翻個底朝天讓大家看看嗎？
後來知道，還真讓莊敬天給說著了，這二位真是扒竊同夥，前一位劃包被發覺後，趁女人檢查是否丟失了什麼東西的空當兒，迅速把刀片轉移給後一位，此刻刀片就在他口袋裡藏着呢。如此，他當然要拒絕翻兜兒。莊敬天更認定這二人必有問題，一手揪住一個："二位，這事兒還是去分局解決吧，不遠，就在前面。"對方怎麼肯去分局？兩人掙扎不脫，便動了手。
莊敬天身高架大力不虧，幼時練過拳術，在部隊又接受過擒拿格鬥訓練，以一敵二對付這種小混混兒自是不在話下。使他難堪的一幕就是在他把兩個扒手撂倒後發生的———他正準備將兩個扒手扭送公安局，忽然覺得身後有異，急往旁邊一閃，讓過了一個三十五六歲、穿黑色皮夾克的漢子的偷襲。對方偷襲失手，似是微微一愣。莊敬天二話不說便反擊，哪知正中對方下懷，他要的就是貼身近戰。莊敬天還沒明白是怎麼回事，兩條胳膊已被纏住，然後，腳下挨了個絆子，連同對手一起跌翻。對方往下的招術莊敬天就更不懂了，不用拳掌，只是在翻滾扭打中，用靈活的四肢像蛇纏獵物似的控制他的手腳關節，最後竟然把他如同釘子釘木板那樣牢牢地"釘"在地上，仰面朝天，動彈不得！
"皮夾克"用身體壓着莊敬天："把他的手腳綁起來！"兩個同夥正要動手，圍觀人群中有人喊"解放軍來了".話音甫落，"皮夾克"連同兩個扒手立刻作鳥獸散，莊敬天這才獲得了解脫。他爬起來不無狼狽地拍打着衣服上的灰土時，眼光忽然掃到了人群外一張戴着玳瑁架眼鏡的白凈臉，心裏不由得"咯噔"一下，暗道：倒霉，怎麼正好讓他看見了這場"好戲".
白凈臉不但與莊敬天相識，他的名字也已經被蕭順德勾進了第三專案組———鍾夢白。莊敬天埋怨："小鍾，你小子怎麼這等沒眼色，看見我遭難也不救駕！"鍾夢白解釋："不是我沒眼色，我根本沒認出被壓在地上動彈不得的是哪位，我還以為是流氓打架哩！""就是流氓打架你也得站出來啊！你是光榮的人民警察，街頭打架你有責任阻止。我剛才就是為阻止扒手犯罪才挨了『皮夾克』的暗算嘛。""那你吃了虧，為什麼不喊一聲『我是警察』呢？你喊一聲，圍觀群眾也會幫你啊。"莊敬天不以為然："請注意，我是便衣警察，這身份是不能在社會上公開亮明的。""我也是便衣警察呀！"
鍾夢白跟莊敬天同齡，雖然沒穿過軍裝，可是他的經歷要比莊敬天複雜些。他是上海本地人，1946年考入復旦大學國文系，在學校接觸進步思想，大二時被發展為地下團員。1948年因起草"反飢餓"遊行的傳單稿上了國民黨當局的黑名單。不久，內線獲得情報稱，上海市警察局長、"保密局"大特務毛森親自圈定的對全市各大學大逮捕的名單中有鍾夢白，組織上於是通知鍾夢白"即刻撤離"。根據組織安排，鍾夢白立即去了浦東，從奉賢渡海前往浙東四明山游擊隊。
這時國共武裝鬥爭的勝負趨勢已經甚為分明，中共浙東地下武裝力量時不時襲擊縣城、城鎮，或者剪除敵梟、惡霸，每次行動前都準備告示，行動後公開張貼，廣泛宣傳，展開政治攻心戰。但游擊隊缺乏這方面的人才，每每只好臨時徵用當地教書匠、賬房先生之類的筆杆子代書，於保密工作不利。因此，鍾夢白的到來被游擊隊領導視為天上掉落的一個寶，不但安排小灶，還派了四個短槍警衛晝夜護衛。
鍾夢白在四明山過了半年不是首長勝似首長的日子，因上海戰役即將開始奉命返滬，隱蔽於浦東鄉下，參加上海地下黨迎接解放的工作。上海戰役打響後，鍾夢白奉命在蕭順德擔任政委的那個步兵團駐地三官鎮協助軍方做群眾工作，他跟時任警衛部隊副排長的莊敬天就是那時結識的。一次敵機襲擊三官鎮，為救護在野戰醫院幫忙的一個當地姑娘，鍾夢白負傷。傷好時，上海已經解放。組織上把他分派去了上海市公安局，先是在秘書科做文字工作。鍾夢白過慣了四明山那段大爺樣的日子，對整天蹲辦公室不習慣，強烈要求下基層，兩個月前調到了邑廟分局搞情報，也是一名便衣警察。他跟莊敬天多日未聯繫，後者並不知道他已經去了邑廟分局。
兩人一起走到北站分局門口，這才弄清楚原來都是去"懸辦"報到的。莊敬天說："夢白老弟啊，當初你在三官鎮為了救那姑娘挨了子彈，還是我把你背到野戰醫院的，軍醫說幸好送得快，否則失血過多人就沒了，當時我還給你輸了血。所以啊，你是三官鎮那個叫俞什麼的閨女的救命恩人，我呢，是你的救命恩人。"鍾夢白不解地瞅着他："你說這話是什麼意思啊？""我的意思就是，從現在起，我們在一個鍋里吃飯了，你得尊重我，就像尊重領導一樣———沒準兒我被任命為專案組長什麼的也難說！我可是立過三次功的，再說原本就是排長，大小也是個幹部嘛，組織上不會不考慮的。"鍾夢白提醒："副排長算不上幹部。"莊敬天說："再怎麼著，副排長管的人比專案組長要多，我當個組長還算是大材小用降級了呢。反正既然在一起工作了，你處處都得聽我的，明白了？那好，庄領導的第一道命令是：不準把一號機密向任何人透露！"一席話把鍾夢白說得直翻白眼；"啥叫一號機密？""就是剛才的事嘛，這是老子的奇恥大辱，回頭我得刻苦練武，找到那小子報一箭之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