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鼎臣（1901—1995），廣東海豐人。曾任致公黨中央主席、名譽主席；第二、三、四屆全國政協委員，第五、六、七屆全國政協常委，第一、二、三屆全國人大代表。黃鼎臣為中國革命事業奮鬥不息，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建立和發展作出重要貢獻，堪稱致力為公之楷模。
開展反帝反封建革命鬥爭
1912年，黃鼎臣考入海豐縣高等小學，與彭湃成為同學、好友。1918年，黃鼎臣考上海豐中學，和同時代的熱血青年一樣，他對中國的前途和命運異常關心。1919年5月，中國在巴黎和會失敗的消息傳到海豐，這個偏遠的縣城也掀起轟轟烈烈的反帝愛國運動。適逢留學日本的彭湃放假回家，他指導了海豐的革命運動，黃鼎臣積极參加。
1921年底，黃鼎臣東渡日本留學，於1923年考取日本醫科專門學校（後改為日本醫科大學），1928年1月順利畢業，後又到日本東京帝國大學醫學院附屬醫院繼續進修。在日本學醫的同時，黃鼎臣開始閱讀馬克思主義書籍，並訂閱《無產者》等刊物，同時積极參加反帝愛國運動。
此時，國共兩黨在統一戰線內部鬥爭激烈，留日學生中的國民黨員也分為兩派，反對國共合作的隸屬於西山會議派；主張國共合作的被稱為青年會派。當時的中共黨員都參加了國民黨，並以國民黨名義進行公開活動，所以他們都是青年會派，同時又由中共東京特別支部領導。中共東京特別支部是中國共產黨在日本東京建立的秘密組織，直屬中共中央領導。中共東京特別支部積極發動、有力團結了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黃鼎臣是青年會派的積極支持者。
1927年，蔣介石、汪精衛相繼背叛革命。日本留學生中的中國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退出青年會派。他們在中共東京特別支部的領導下，於八九月間組織社會科學研究社，吸收和團結廣大留日學生，繼續同國民黨右派和日本軍國主義進行鬥爭。社會科學研究社的任務是學習、研究馬克思主義理論和開展革命活動，該社是半公開的學術團體，同時又是同國民黨右派進行鬥爭的政治組織，從成立時起，黃鼎臣就是該社成員。
黃鼎臣認識到只有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實行無產階級革命，建立沒有剝削、沒有壓迫的社會主義社會，才是中國唯一的出路。1927年12月，黃鼎臣加入中國共產黨。入黨後，他負責中共中央與中共東京特別支部的聯繫工作，其住處就是秘密聯絡地點之一。
1928年濟南慘案發生後，中共東京特別支部立即組織中國留學生召開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大會，同時決定成立反日大同盟，黃鼎臣被推選為組織委員會主任。由於多次開展反日活動被日本軍警偵知，黃鼎臣被遣送回國。1928年夏，他回國後立即參加反日大同盟上海分會的工作，擔任主任一職。當時，反日大同盟上海分會接受中共江蘇省委秘密領導。在中共中央和中共江蘇省委的領導下，反日大同盟上海分會開展了廣泛深入的宣傳工作。
1928年8月初，按照中共江蘇省委指示，黃鼎臣在反日大同盟上海分會的基礎上，聯合上海的藝術大學、光華大學、大夏大學、思想社、新滇社等6個單位，成立反帝大同盟，下設總務、組織和宣傳3個委員會。組織委員會由反日大同盟上海分會負責，黃鼎臣為主任。9月2日，反帝大同盟組織成員到南京路散發傳單。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上海市委也開展活動，在法租界許多馬路上用粉筆書寫標語。9月3日，國民黨當局勾結法租界巡捕，搜查反帝大同盟辦公室，逮捕了黃鼎臣。面對敵人的嚴刑拷打，黃鼎臣隻字不提組織和其他成員情況，表現了中國共產黨人的崇高革命氣節。黃鼎臣被捕後，中共黨組織積極組織營救，但未獲成功，黃鼎臣被判入獄。在獄中，他很快與獄中的秘密中共黨支部取得聯繫並同敵人進行巧妙鬥爭。1932年底，黃鼎臣結束了4年之久的鐵窗生活。臨出獄時，秘密中共黨支部給他作了「艱苦鬥爭，表現很好」的評價。黃鼎臣獲釋後，帶着秘密中共黨支部給中共中央的報告，按照指定的聯絡地點，到上海與中共黨組織接上關係。但1933年5月後，由於中共中央遷入中央革命根據地，黃鼎臣從此失去與中共黨組織聯繫，直到1956年，他才重新加入中國共產黨。
致力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
黃鼎臣與中共黨組織失去聯繫後非常痛苦，但仍然嚴格按照共產黨員標準要求自己，自覺開展工作。1933年10月，他到澳門掛牌行醫。當時致公黨的總部設在香港，致公黨負責人陳其尤等以同鄉之誼給予他多方面支持，幫助他建立與社會各界的聯繫。黃鼎臣一面行醫，一面向所接觸的人宣傳中國共產黨的主張、路線和方針，宣傳工農紅軍在各革命根據地英勇鬥爭的業績。他來往於港、澳之間，幫助進步人士辦學校、授課併兼作校醫。黃鼎臣與當時在澳門的葉挺，在香港的蔡廷鍇、梅龔彬以及何思敬，都有頻繁的交往。黃鼎臣幫助他們建立反蔣組織，印刷反蔣刊物。這一時期，黃鼎臣看到致公黨在海外的影響很深、力量很大，而蔣介石又希圖拉攏致公黨為他所用。因此，黃鼎臣就開始注意多為中國共產黨做一些在致公黨方面的工作。
1940年底，黃鼎臣到達重慶掛牌開診所。一天，他偶然遇見難友徐邁進，徐邁進曾是獄中秘密中共黨支部書記，此時任新華日報社秘書長。黃鼎臣向徐邁進傾訴了8年間顛沛流離和失去組織關係的苦悶心情，並提出繼續為中共工作和恢復黨籍的要求，徐邁進答應一定將他的情況轉告中共黨組織。十多天後，徐邁進和新華日報社總經理熊瑾玎一起找到黃鼎臣，告訴他說，中共黨組織已決定任命他為新華日報社的醫藥衛生顧問。此後，中共南方局、八路軍辦事處和新華日報社的人員經常出入黃鼎臣的小診所；他也經常去化龍橋的紅岩村、曾家岩的周公館和七星崗的新華日報社出診看病。
在重慶，黃鼎臣在周恩來的領導和許滌新的具體指導下，為中國共產黨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做了許多工作。他利用醫生身份和診所的便利條件，與社會各界人士，特別是愛國民主人士進行了廣泛接觸，譚平山、陳銘樞、王崑崙、朱蘊山、柳亞子等都經常到他的診所看病和聊天。可以說，這一時期，黃鼎臣為中共團結愛國民主人士、擴大和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所作的努力是卓有成效的。
由於黃鼎臣和愛國民主人士關係密切，1945年11月，他由柳亞子介紹，參加了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12月，他又參加了中國民主建國會，並被推選為重慶分會常務理事。民建總部遷到上海後，黃鼎臣繼續在重慶工作。在重慶期間，黃鼎臣的最大貢獻是利用自己與陳其尤的同鄉關係，在給中共和致公黨之間牽線搭橋方面做了大量工作。陳其尤是廣東海豐人，1931年，在致公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被選為中央幹事會負責人之一。1933年至1936年，黃鼎臣在澳門、香港行醫時，與陳其尤交往甚密。1938年，陳其尤因向蔣介石揭發孔祥熙之子孔令侃在香港壟斷軍火生意而獲罪，被囚於貴州息烽監獄，於1941年被轉到重慶軟禁。陳其尤整日無事可做，有一天上街時，看到黃鼎臣診所的牌子，又驚又喜，走進診所見到了黃鼎臣。劫後重逢，兩人都很高興。此後，陳其尤每周至少兩次到黃鼎臣家談天、吃飯，他把黃鼎臣引為知己。二人一起談論時局時，陳其尤對蔣介石的獨裁和國民黨的一黨專政深表憤慨。黃鼎臣給他講了中共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和八路軍、新四軍英勇抗戰事迹，並介紹陳其尤閱讀《新華日報》和《群眾》雜誌。其間，新華日報社徐邁進等人也經常去黃鼎臣診所做陳其尤的工作。陳其尤對中共及其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逐漸有所認識，思想上產生了新的飛躍。
1942年3月，美洲著名愛國華僑領袖、中國致公黨元老司徒美堂從美國歷經艱險抵達重慶後，國民黨竭盡全力討好、拉攏他，中國共產黨也在積極爭取他。黃鼎臣向陳其尤建議，讓他以中國致公黨中央幹事會負責人名義宴請司徒美堂。陳其尤同意後，在黃鼎臣家裡宴請了司徒美堂。此後，黃鼎臣、陳其尤經常去司徒美堂下榻處與他長談。黃鼎臣做的這些工作，無疑使司徒美堂加深了對祖國情況的了解，其返回美國後，廣為宣傳中共堅持敵後抗日的艱苦鬥爭，向華僑介紹皖南事變的真相，動員、組織廣大華僑以各種方式支持祖國抗戰。
抗戰勝利前夕，中共黨組織指示黃鼎臣加強與陳其尤在政治上的聯繫。因此，黃鼎臣向陳其尤建議，致公黨應該利用海外關係和影響在華僑中多做些工作，以便為祖國抗戰後的和平民主和建設事業發揮更大作用。因此，飽經蔣介石折磨的陳其尤，對抗戰勝利後中國致公黨應該走什麼樣的道路、如何發展等問題，這時已有了初步設想。
促進致公黨發展
1946年1月，中國國民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民主同盟以及無黨派人士在重慶召開政治協商會議。在中國面臨兩種前途、兩種命運鬥爭的關鍵時刻，各種愛國民主的中間黨派紛紛建立，力圖參與國家的政治生活。蔣介石為維護其一黨專政，對各民主黨派實行分化、拉攏和壓制政策。為加強與致公黨的團結，中共明確地決定由黃鼎臣聯繫致公黨。
抗戰勝利後不久，蔣介石釋放了陳其尤。是年底，陳其尤回到香港，與致公黨中央幹事會成員陳演生、鍾沃梅、嚴錫煊等一起，恢復了致公黨中央幹事會的日常工作，同國外的致公黨組織恢復了聯繫。這時，國民黨在廣東的挺進隊派人到香港對陳其尤等進行拉攏，因陳其尤等未予理睬，便在《華商報》上登了一則廣告，捏造了一個子虛烏有的致公黨華南總支部，並聲稱該支部就在香港，企圖冒名頂替以陳其尤為首的致公黨中央。陳其尤等識破了國民黨的陰謀詭計，向中共伸出求助之手。1946年4月下旬，陳其尤寫信把上述情況詳細告訴了當時在廣州的黃鼎臣，並邀請黃鼎臣立即來香港。
黃鼎臣到香港後住在陳其尤家中，不久便應邀出席致公黨中央幹事會會議。在會上，他詳細介紹了剛結束不久的政治協商會議、國共兩黨的關係和戰後的時局，指出致公黨應該參加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他的講話得到致公黨中央幹事會成員的一致贊同。會議要求黃鼎臣幫助致公党進行改組。會後，黃鼎臣由陳其尤介紹加入致公黨。
1947年5月，致公黨三大在香港召開，黃鼎臣出席會議。大會一致決議參加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這是致公黨歷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折點。黃鼎臣為這次大會做了出色的工作，在會上當選為致公黨中央常務委員會委員兼組訓部部長。
1948年11月，陳其尤北上解放區，參加新的政治協商會議，致公黨中央的日常工作，則由黃鼎臣負主要責任。12月下旬，黃鼎臣接到中共中央邀請他北上解放區以及要求中國致公黨中央通知司徒美堂回國參加新的政治協商會議的電報。經過準備，黃鼎臣於次年3月20日乘船北上，4月1日到達北平，立即與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等座談了有關致公黨的情況。9月，黃鼎臣作為致公黨代表之一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參加了周恩來擔任組長、負責起草共同綱領的第三組。他懷着無比喜悅的心情，迎來了新中國的誕生。
1979年10月，在致公黨七大上，黃鼎臣當選為致公黨中央主席。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後，他根據國家工作重點的轉移，結合致公黨實際，多次強調要高舉愛國主義、社會主義旗幟，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團結歸僑、僑眷和海外人士，為鞏固和發展愛國統一戰線、實現四個現代化、推進祖國和平統一大業貢獻力量。
黃鼎臣非常重視並積極開展海外聯誼活動。1984年和1987年，他不顧年事已高，率團應邀出訪菲律賓、加拿大、美國和牙買加，訪問華僑華人社團和洪門團體，宣傳祖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和我國改革開放的方針政策，廣泛增進了友誼。1985年中國致公黨成立60周年之際，致公黨中央邀請了若干國家的洪門團體參加紀念活動，為促進兩岸交流「先行先試」。後來，致公黨不斷擴大海外聯誼工作，多次邀請海外洪門團體和洪門人士到中國參訪。在黃鼎臣的領導下，致公黨大力動員歸僑、僑眷支援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在發展愛國統一戰線，以及為引進外資、技術等的鋪路搭橋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新中國成立後，黃鼎臣曾擔任全國政協華僑組組長、中華醫學會副會長、第三屆全國僑聯副主席、中華國際文化交流中心理事會副理事長、全國政協醫藥衛生組副組長、全國科普協會醫藥衛生宣傳計劃主任等職，他還是中國殘疾人福利基金會發起人之一，中國殘疾人福利基金會名譽理事，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事業作出了積極貢獻。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愛國的一生。他忠誠地執行中國共產黨的統一戰線方針政策，為我國多黨合作奮鬥的革命業績和高尚品德，永勖後人。（王恩寶 白雙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