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類經歷了數輪爭奪世界霸權地位，並且動用了坦克、飛機乃至核武器來支持自己的觀點之後，整個世界的主流觀點終於趨向中庸和妥協：國家很重要，但是光靠國家控制，沒有市場來配置資源，那麼經濟必然缺乏活力，最終國家力量也會衰竭。蘇聯解體便是寡頭壟斷資本的典型案例。
市場的確很高效，但是離開了國家力量的規範和約束，市場秩序和市場結構難以自我維持，頻繁發生的金融危機與經濟危機便是明證。荷蘭鬱金香泡沫是⼈類歷史上第⼀次有記載的⾦融泡沫。西方社會如今深陷能源危機、疫情施虐、通貨膨脹、俄烏戰爭、金融危機等風險事件中。
用《大學》中的話概括就是：物有本末，事有始終，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蔓延，使得中美貿易摩擦的複雜性、不確定性進一步上升。在此背景下，中國明確自身核心利益，直面衝突、堅持深化改革開放，尤其是政策的開放進行應對。
1、中國從「站起來」到「富起來」
美國特朗普政府時期，將中國視為「頭號競爭對手」。美國應對其正在面臨的世界範圍內日益增長的政治、經濟及軍事方面的競爭。拜登政府以輿論戰挑起了俄烏衝突，這讓美國的軍火商賺得盆滿缽滿。因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竄訪台灣的事件，中美關係更是跌入一個歷史低谷。中國、俄羅斯等國是對美國的實力、影響和利益的挑戰。
在美國鷹派人物看來，問題不在於中國上升、美國衰落，也根本不存在修昔底德陷阱。問題在於中國有一個謀求在世界建立以中國為霸主的朝貢體系的大戰略。
中國製造2025、「一帶一路」倡議、南海政策這三項政策，從「中國之制」到「中國之治」，中國最終在技術領域，特別是5G先進技術領域取得領先地位以取代美國。
美國人對5G尤其關注，阻止了華為進入美國，但華為進了了全球近70個國家，已經在全球範圍內簽訂了50多個5G商用合同。華為的5G專利是為全球之最。近日，印度最大的通信運營商Bharti Airtel，現在是世界範圍內部署華為的MIMO微波最多的通信公司，功耗降低20%，印度政府正在考慮是否允許華為在其國內推廣使用MIMO技術和銷售5G網絡設備。
中美關係的惡化不僅同中國的崛起有關，而且同美國國內政治有關。在過去數十年中，美國的藍領階層並未充分分享全球化帶來的收益，收入停滯不前，甚至惡化，中產階級被掏空，貧富差距越來越大，民眾對傳統精英階層的不滿情緒空前高漲。
身為房地產開發商的特朗普正是利用了民眾的這種反建制情緒登上了總統大位。他的貿易戰動機既不是圍堵中國，也不是減小貿易逆差，而是找個借口收點關稅彌補聯邦財政赤字，以便維護其對內減稅這一核心政績。
特朗普的逆全球化行為，其實才真的打開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大戰略機遇窗口。帝國的政治經濟學本質是槓桿，而特朗普所作所為就是讓美帝國主動去槓桿。他以一種自殺式的瘋狂向全世界同時發難，以自鳴得意的食言而肥來營造不確定性以牟取談判中的短期好處，用各種退群和推倒重來以便讓這個時代打上自己的烙印。
美國的對華鷹派同時是美國的民粹主義者。他們既反華也反對美國傳統精英階層，特別是華爾街金融集團。他們對中國的攻擊，也是為了打壓自己的政治對手，加強自己在國內政治中的地位。而傳統精英集團也需要同中國劃清界限，以擺脫在國內政治鬥爭中的被動地位。
中美衝突的實質是試圖在國際舞台上取得同其實力相當地位的新興大國和力圖維持其霸權地位的霸權國家之間的矛盾。
當年的斯巴達雖然戰勝了挑戰者雅典，但兩者最終都只好臣服於化外之邦馬其頓。蘇聯解體後，俄羅斯同美國在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上已無重大差別，但兩國之間的對峙同冷戰時期無根本改變。
如今中國經濟體量居全球第二，中國無意改變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更不存在一個實現爭霸的大戰略。中國倡導「一帶一路」，實現人類命運共同體，讓天更藍，人更幸福！
2、新時代全球化的機遇
假如從歐洲大航海開始算起，廣義全球化已經緩慢曲折地運行了500年。而狹義全球化則是特指1979年開始的由美英倡導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其核心內容是倡導全球各國開放其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減少管制與稅收，讓市場在全球範圍內扮演各種要素的核心配置角色。
500年來全人類命運的主題，就是全球市場體系一步步吞沒並整合體系外圍的人口和地域，這一主題需要藉助某幾個霸權國家的商業或者武力擴張來實現。
最初是葡萄牙、荷蘭等百萬人口級別的商業帝國突然崛起，然後天命轉移到了他們的鄰居：千萬人口級的英、法、德身上，然後又轉移到後者的親戚身上：億人口級的美國和蘇聯。
創新與擴散導致的權勢轉移軌跡仍在繼續，並且由於信息時代知識擴散的加速，10億人口級的國家將更快地登上歷史舞台。
回溯500年全球經貿史，1979年至2008年的美國對外經濟政策中所表現出的大膽赤字和慷慨進口，其實並非常態，而是有着一系列政治、貨幣、思潮領域的特定條件的，是狹義的全球化，可持續性依賴於這些條件的穩定性。
全球化是一種與主導性帝國的興衰相伴而行的歷史性趨勢，曲折運動，有進有退。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信用破產導致美式全球化動搖，逆全球化時代正在悄然到來。作為罪魁禍首的美國金融部門並沒有受懲，反而藉助量化寬鬆而掙得更多紅利，這引發其他階級的普遍不滿。
2016年，當白人藍領群體試圖用民主賦予自己的選票來表達不滿、改變命運的時候，就發生了英國脫歐和特朗普勝選這樣的政治黑天鵝事件。
在以美元信用和美國消費市場為基礎的美式全球化體系中，其他經濟體的所有進步和努力，都是讓美元的購買力更加強大，而美元信用的創造是無窮的，信用擴張的真正受益者是美國。
因此只要這個體系在持續運轉，其他國家都不可能在規模和質量上真正超越美國，這是由全球化遊戲的結構和分工機制所決定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無論是蘇聯、日本還是歐盟，其經濟規模和競爭力都無法超越美國，原因即在於此。
眾所周知，中國是全球化時代的贏家之一，正因如此，刻舟求劍型思維的人，擔心如果全球化逆轉則大大不利於中國的繼續崛起。
中國的成功之道在於與時俱進，銳意改革，打鐵還需自身硬，而並不是靠了美國的幫助發展起來。
從宏觀來看，30多年來，中國的國家實力和國民財富都有了驚人的增長，國際地位也大有提升，相對於其他所有大國而言，中國國勢的上升是最快最猛的。這樣一個客觀事實意味着中國這些年肯定做對了某些至關重要的事情。
全球化時代中國搞改革開放，向西方學習工業革命與市場經濟，那時的開放，是向美國及其盟友開放。
如今世易時移，中國要以「一帶一路」沿線地區進一步深化改革和開放，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獨立探索，有市場才有經濟發展，科技技術造福人類才能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新時代的開放則是「以我為主的、面向全球的開放」。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涼風冬有雪。只要我們應對得當，與時俱進，做一個21世紀的中國人，是艱辛卻又令人驕傲的。世界歷史演進的趨勢、當代中國體制的特質以及中國已經具備的巨大潛能，是新時代的戰略機遇期。
3、人民幣國際化
1949年以來的中國，前30年學蘇聯，後30年學美國，把全能主義的動員功能與自由市場的資源配置功能整合在一起的新物種。作為普通中國人，在享受兩種體制的優勢的同時，又要忍受兩種體制的弊端，這是新生命降世所伴隨的陣痛。
通過30多年的高速增長和堅忍持久的積累，中國已經具備了世所罕見的經濟實力。外資、外貿、外匯政策的「三外路線」政策組合，再配合以規模巨大的國內投資，使中國經濟駛上了快速崛起的快車道。
如果不是為了加入世貿，不是為了吸引外資的需要而不得不「同國際接軌」，中國的改革過程將困難許多倍。
將人民幣匯率穩定在較低位置是「三外路線」的關鍵內容之一。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作為一種最重要的價格槓桿，塑造了中國對外經濟關係的基本面貌，撬動了資本和商品的跨國流動，推動了中國融入世界市場體系的歷史進程。
中國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前一直嚴重缺少外匯。外資進入，由於強制結匯制度，必須將作為資本金的外匯賣給銀行，換取一定數量的人民幣，然後在中國展開經營。
不但資本金，外資對外出口所產生的利潤也大多換成了人民幣。其結果就是中國政府迅速積累了世界上最大規模的官方外匯儲備，而按照部分國內學者的估算，其中絕大多數外匯的來源是外資企業。
一直以來，認為中國外匯儲備是全中國人民的血汗錢，這是不確切的。中國的外匯儲備主要是用全中國人民的血汗引來的國際資本家的錢，這樣更貼切。
中國的外管局相當於國家大劇院門口那個貴重物品保存櫃檯，進入劇院的達官貴人的金銀財寶都存放在那個櫃檯里。當然，這裡微妙的差異在於，貴重物品寄存處有義務將所有的寄存物完整無缺地還給客人，但是中國外管局卻並沒有強制義務要這麼做，尤其是當大劇院散場看客們集體退場的時候更是如此。
外資在中國享受着各種優惠，盈利狀況不錯。保守估計，至少是10%的年收益率。考慮到再投資所帶來的複利效應，每7年其資產翻一倍。如果考慮到人民幣兌美元的長期升值趨勢，考慮到他們低價獲得的土地和股權資產這些年的巨幅溢價，那麼這個實際收益率就更高了。
中國左手吸引外資，讓他們賺走10%；右手將代為保管的外匯對外投資，所得接近於0。兩者相減，相當於中國每年向外部經濟體貢獻了相關資金的10%凈利潤。
到2014年年底為止，中國外匯儲備中的4萬億美元外匯儲備，基本上不能算作「中國人民的血汗錢」，而是多年來外資的本金和利息積累下來的總餘額，每年損失大約4000億美元的實際價值。按人均分攤，相當於每個中國人每年向「國際社會」贈送了摺合人民幣約2000元的財富。
由美國主導的世界市場體系已經覺得撐不住了。「中國生產，美國消費，中國放貸，美國借債」的循環模式已經不可持續，美國奧巴馬政府明確宣布將尋求對全球經濟實施「再平衡」。在這樣的背景下，對「三外路線」進行調整的必要性越來越凸顯出來。
進入21世紀，尤其是隨着國際國內經濟政治環境的不斷變化，「三外路線」開始得到修正。不再把GDP數字作為政策成就的判斷標準，而是把中國人民的整體福利，以默認的經濟「增長」觀發展。
從2005年7月21日起，人民幣不再錨住美元，開啟了漫長而漸進的升值過程。到2014年12月，人民幣兌美元的名義匯率累計升值了35%左右。這樣的升值，一定程度上減緩了國內生產要素價格被低估的程度，有利於國內民生的改善，也有利於產業的升級。
在工業化的過程中，最重要的其實不是技術或者設備，甚至也不是資本，而是市場需求。對於一個發展中國家而言，最重要的是找到適合自己的要素稟賦，發展在市場上有競爭力的產業，找到一個巨大的市場來作為經濟循環的第一推動力。有了這個產業和市場來拉動經濟，那麼圍繞它而衍生出的工業投資就有經濟意義了。
對外出口對中國GDP增長的貢獻並不很大，但是它讓中國國內的大規模投資找到了着陸點。由此，中國經濟得以轟然起飛。
中國走向體系中央的大方向，決定了我們最終必須將人民幣推向國際化。只有強有力的政治才能創造強有力的貨幣。
貨幣就是權力。無論是固定匯率制度或者浮動匯率制度還是別的什麼中間制度，本身並沒有好壞之分，但是它對於一國甚至多國的不同人群的利益影響卻差異巨大。
貨幣匯率問題從來就不是單純的經濟問題，而往往摻雜着大量與利益分配有關的國際和國內政治鬥爭。金融也是受制於政治需要的。
人民幣國際化的好處：獲取較為可觀的鑄幣稅收入；節約外匯儲備成本；降低中國對外貿易和投資中的匯率風險，服務和擴大對外貿易和投資；在必要時可以作為快速大規模融資的槓桿，對外轉移宏觀經濟風險等。它是中國邁向世界市場體系中央地位的關鍵步驟，因而是一種政治上的必需。
人民幣國際化也存在負面代價和風險：人民幣升值風險和由此帶來的對部分低端產業的擠出效應；存在經濟泡沫化風險，股價和房價等資產泡沫飛漲；可能會導致外部資金過度湧入，然後在預期逆轉之後又大規模撤退，從而放大人民幣的匯率波動或者短期資本跨境流動規模；在人民幣國際化達到一定程度之後，本國的貨幣政策將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海外貨幣存量的影響。
人民幣國際化本身其實並不難，因為只需要對外「送錢」（無論是通過購買他國的商品與服務還是通過對他國投資）便可以了，而送錢總是比掙錢容易一些。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全球金融市場風雨飄搖，全球貨幣結構的動蕩和重組給予人民幣以乘勢而起的機會。
中國本身已經積累了足夠的經濟實力，在工業化的階梯上也達到了一定的高度，所以開始推動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具備較好的本土基礎。
在貿易計價、結算和儲值等不同功能領域中，美元的份額一直穩定在六成，亞洲本身沒有一個與其經濟地位相稱的國際貨幣，相當於亞洲把自己的貨幣份額讓給了美國。
央行發佈《2022年人民幣國際化報告》：2021年，銀行代客人民幣跨境收付金額合計為36.6萬億元，同比增長29.0%，收付金額創歷史新高。人民幣跨境收支總體平衡，全年累計凈流入4044.7億元。2022年5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將人民幣在特別提款權(SDR)中權重由10.92%上調至12.28%，反映出對人民幣可自由使用程度提高的認可。
人民幣國際化與資本項目開放是一枚硬幣的兩個方面。改革與開放是中國經濟建設這駕馬車的兩個輪子，要始終堅持雙輪驅動。在2020年實現資本賬戶的全面開放，顯然是來自黨的十八大三中全會的力量，給予央行以信心和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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