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灣區經濟正成為全球開放型經濟的新形態，具有高度開放、區域融合、創新引領、產業集聚和宜居宜業等鮮明特徵，是世界經濟版圖最受關注的亮點。目前，全球知名的大灣區有紐約灣區、舊金山灣區和東京灣區。我國區域發展的領頭羊也分別是環渤海大灣區、滬杭甬大灣區和粵港澳大灣區，其中粵港澳大灣區已經上升為國家戰略。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是跨越關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國發展的戰略目標。」加之當前新冠肺炎疫情衝擊、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重構、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和地緣政治衝突等複雜嚴峻形勢，本文提出打造閩浙台大灣區成為中國灣區經濟「第四極」，具有十分重要的戰略和現實意義。
閩浙台大灣區內涵界定與發展概況
灣區和灣區經濟概念界定
「灣區」是指由海灣或相連的若干個海灣、港灣和鄰近島嶼組成的區域（鍾嘯、吳丹，2012），其突出特徵是聚集着港口群、機場群和城市群。「灣區經濟」則是基於灣區地理區位，依託發達的交通體系、信息網絡和自然經濟社會人文聯繫所形成的城市群體系。灣區經濟具有沿海、灣區和城市群三大要素，融合了海灣港口的天然優勢和現代城市群產業集聚效應，形成了「開放的經濟體系、發達的區內外交通網絡、高效的資源配置能力、巨大的產業集群規模、龐大的經濟體量和創新引領的科教發展環境」，是區域經濟發展的最高級形態。根據研究，目前全球60%以上的經濟總量集中在入海口，70%以上的城市群、工業資本和人口集中在海岸線縱深100餘公里的沿海區域，灣區成為拉動區域經濟增長的重要「增長極」。
閩浙台大灣區範圍界定
本文將台灣海峽兩岸的核心區域界定為閩浙台大灣區，這是一個兩端開口的超大型灣區，具備灣區經濟的基本特徵，具有較強的區位優勢和發展潛力。閩浙台大灣區的區域範圍可以包含三部分，一是海峽東岸部分，主要包括台灣省的台北、新北、桃園、台中、台南和高雄六個城市。二是海峽西岸部分，主要包括福建省的寧德、福州、莆田、廈門、泉州和漳州六個城市。三是海峽西岸浙江省東南部的溫州和麗水兩個城市。截至2021年末，閩浙台大灣區14個城市區域面積為88224平方公里，常住人口約為6071.5萬人，地區生產總值（GDP）為94519億元人民幣。
推動閩浙台大灣區融合發展的戰略意義
實現國家統一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大勢所趨。台灣自古以來就是神聖的中國領土。1943～1945年，國際反法西斯聯盟先後簽署發表的《開羅宣言》《雅爾塔協定》和《波茨坦公告》三個政治文件，以國際法規形式明確將日本侵佔的包括台灣省在內的中國領土全部歸還給中國。1971年，聯合國大會通過第2758號決議，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組織中的合法權利，明確提出「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即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一個中國原則是公認的國際關係準則，是國際社會的普遍共識。1992年，兩岸結束對立達成「海峽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共同努力謀求國家統一」的「九二共識」，成為各方處理兩岸關係的基本準則。海峽兩岸儘早實現完全統一符合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符合兩岸廣大民眾的福祉，也將對亞太地區的前途命運產生深遠影響。隨着國家統一進程的加快，超前謀劃海峽兩岸的閩浙台大灣區發展已成為當務之急。
打造新增長極是我國構建新發展格局的戰略舉措。增長極理論認為區域內形成的經濟核心即為增長極，增長極能夠通過其極化效應和擴散效應拉動區域經濟增長，通過吸納和集聚各類要素資源，在循環累積作用下促進自身發展的同時還能帶動周邊區域發展，最終實現整體區域的融合協調發展。根據增長極規律，一個區域一旦具備形成增長極的基礎條件，必然會把長期集聚的潛在勢能轉化為增長動能。經過40多年的改革開放實踐，我國正在形成一條「沿海灣區」經濟發展帶，北起環渤海大灣區，東到滬杭甬大灣區，南至粵港澳大灣區，西南到北部灣大灣區。相較於增長動能已充分釋放的環渤海、滬杭甬和粵港澳三大灣區，以及增長動能尚未充分釋放的北部灣大灣區，海峽兩岸的閩浙台大灣區正處於增長極形成和增長動能釋放的關鍵階段，「十四五」期間乃至到2035年，必將會成為引領我國構建新發展格局的戰略「增長極」。
推動兩岸一體化是實現區域融合發展的必然選擇。根據世界歷史經驗，推動區域一體化發展有助於促進命運共同體形成。海峽兩岸民眾增強彼此認同需要形成體現共同利益的經濟基礎。由於歷史的原因，兩岸之間往來主要表現為企業間的經貿活動，廣大民眾之間的社會文化交流受到限制。海峽西岸作為大陸與海峽東岸地理空間距離最近的地區，是台灣民眾了解大陸最直接的窗口，尤其是海峽西岸的經濟社會發展成果對海峽東岸的公共輿論將產生積極的宣傳示範效應，並對推動兩岸民間交流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近年來大陸推出的一系列惠台政策措施，給予了台灣同胞實實在在的共享利益感受。根據島內多項民調顯示，目前到大陸工作、創業、讀書、定居的民眾與日俱增，這充分證明大陸以優秀的治理能力在推進兩岸經濟社會實現融合發展，得到了台灣民眾的廣泛認同，為推動海峽兩岸經濟一體化發展注入了強大的正能量。
海峽兩岸地理空間一體，人文同根同源，中華文化是兩岸同胞心靈的根脈和歸屬，這是海峽兩岸走向融合發展的根本原因。兩岸經貿合作領域的不斷延伸，必然形成在共同經濟基礎之上的利益共同體，並通過利益共同體來增強國家認同和中華民族凝聚力，這是實現海峽兩岸一體化發展的經濟社會基礎。為此，推動海峽兩岸經濟一體化是閩浙台大灣區建設的重要任務。在此背景下建設閩浙台大灣區，既是新時代構築全面開放新格局的新嘗試，又是新發展階段踐行「一國兩制」的新實踐。
閩浙台大灣區發展概述
閩浙台大灣區包含了海峽西岸經濟區的核心部分，海峽西岸經濟區（以下簡稱「海西經濟區」），是指台灣海峽西岸，以福建為主體包括浙江南部、廣東東部和江西部分地市。2009年5月，國務院發佈《關於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設海峽西岸經濟區的若干意見》，標誌着海西經濟區發展進入了快車道。海西經濟區總體發展目標是「對外開放、協調發展、全面繁榮」，基本要求是經濟一體化、投資貿易自由化、宏觀政策統一化、產業高端化、區域城鎮化、社會文明化。在國家優惠政策推動下，福建省緊緊抓住兩岸深化合作和產業升級的重要契機，國民經濟和社會事業實現了跨越式發展。2013年10月，國家「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後，海西經濟區更是憑藉獨特的地緣優勢，成為海上絲路經濟帶上的重要節點。2014年12月，國務院批准設立福建自貿試驗區，福州、廈門、泉州三個片區在「先行先試」、制度創新和服務區域發展等方面收穫了豐碩成果。浙江省溫州和麗水憑藉獨特的地理區位也屬於閩浙台大灣區範圍，目前兩市正在聯合打造溫州都市圈，成為連接閩浙台大灣區和滬杭甬大灣區的重要樞紐和增長極。閩浙台大灣區海峽東岸部分是全球重要的外向型科技產業高地，特別是半導體相關產業實力雄厚，具有全球競爭優勢。
閩浙台大灣區與三大灣區對標分析
為了解閩浙台大灣區與國內三大灣區的發展差距，本文根據2020年統計數據，在經濟社會科技教育和交通基礎設施等指標方面，將閩浙台大灣區與國內三大灣區進行對標分析，具體包括區域經濟總量、人均GDP和經濟密度（地均GDP）比較，企業科技創新能力和高等教育資源比較，區域交通基礎設施和港口吞吐能力比較等。考慮到粵港澳大灣區和閩浙台大灣區屬於不同關稅貿易區，比較指標按照2020年末匯率折算為人民幣。
經濟總量、人均GDP和經濟密度對標
灣區經濟發展水平是灣區競爭實力的重要體現。本文選取灣區經濟總量、人均地區生產總值（GDP）和經濟密度（地均GDP）來比較灣區經濟發展水平。人均GDP是發展經濟學中衡量區域經濟發展程度的最重要指標，經濟密度表示灣區單位面積土地上的經濟效益水平和土地利用集約程度。
從灣區經濟總量看，閩浙台大灣區稍弱於其他三大灣區，但也突破了萬億美元大關，與環渤海、滬杭甬、粵港澳三大灣區屬於同一數量級。從人均GDP看，閩浙台大灣區略低於滬杭甬大灣區和粵港澳大灣區，高於環渤海大灣區，顯示出作為中國灣區經濟第四極的雄厚實力。閩浙台大灣區的東西兩岸間發展水平存在差距，但在國家政策推動下，海峽西岸經濟迅速崛起，人均GDP差距不斷縮小，截至2020年末已經縮小到一倍以內。從經濟密度看，粵港澳大灣區經濟密度最高，滬杭甬大灣區次之，閩浙台大灣區位列第三（見表1）。
表1 閩浙台大灣區與三大灣區經濟指標對標
科技創新和高等教育資源對標
灣區科技創新能力和高等教育資源實力，不僅是灣區經濟發展的現實動力，也是未來拉動灣區經濟發展的潛在引擎。本文選取美國《財富》雜誌2020年公布的世界500強企業數量來比較灣區企業的科技實力，選取2019年國家統計年鑒公布的專利數量來比較灣區城市的創新能力，選取國際機構公布的知名高等院校數量來比較灣區高等教育資源水平。
從世界500強企業數量看，閩浙台大灣區與滬杭甬和粵港澳兩大灣區基本處於同一水平，環渤海大灣區由於首都優勢，聚集了數量眾多的世界500強企業和金融機構總部，該指標位居四大灣區之首。從知名高等院校數量看，閩浙台大灣區高於滬杭甬和粵港澳大灣區，僅次於環渤海大灣區。大灣區知名高等院校主要分佈於環渤海大灣區的北京和天津，滬杭甬大灣區的上海和杭州，粵港澳大灣區的香港和廣州，閩浙台大灣區主要集中在海峽西岸的廈門和福州以及海峽東岸的台北等城市。從擁有專利數量看，粵港澳大灣區獨佔鰲頭，閩浙台大灣區略少於環渤海和滬杭甬大灣區，但三大灣區屬於同一數量級（見圖1）。
註：1.高等院校部分985/211院校僅涉及中國內地教育部管理高校，港澳台地區參照US News機構最新一期全球高校排名，港澳台地區高等院校全球排名高於211院校國際排名下限1230的視同985/211院校計入統計。
2.內地省市國內專利獲批數量來自《中國城市統計年鑒2020》相關章節數據，港澳台地區專利數據依據PCT國際專利組織最近五年，中國內地及港澳台地區專利數增量對比比例折算獲得。
圖1 閩浙台大灣區與三大灣區科教創新指標對標
基礎設施和口岸吞吐能力對標
灣區作為區域對外開放的橋頭堡，交通基礎設施建設是聯通人流、物流、資金流和信息流的重要支撐，其中便利人員流動的航空港口以及便利商品流通的外貿航運港口尤其重要。本文選取2020年大灣區內國際機場旅客吞吐量、重要外貿港口集裝箱吞吐量和國際班輪班次指標進行對標比較（四大灣區的代表性港口依次為青島港、上海港、高雄港和深圳港）。
從主要國際空港旅客吞吐量看，閩浙台大灣區明顯低於其他三大灣區，與其經濟發展水平存在一定程度的背離。隨着閩浙台大灣區一體化進程推進，該項指標需要得到有效改善。從主要外貿港口集裝箱吞吐量看，閩浙台大灣區不僅低於出口加工業高度發達的粵港澳大灣區，也低於擁有全球排名前兩位中轉港（上海洋山港、寧波舟山港）的滬杭甬大灣區，甚至低於區位優勢並不顯著的環渤海大灣區。這一方面反映出閩浙台大灣區在我國沿海港口和亞太航運體系中的地位相對弱小，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區域內產業結構及出口產品結構有待優化提升。從主要國際班輪班次看，閩浙台大灣區在四大灣區位居第二（見圖2）。
圖2 閩浙台大灣區與三大灣區港口吞吐能力對標
閩浙台大灣區經濟發展特徵分析
根據研究，灣區經濟作為區域經濟發展的高級形態，其發展水平和產業特徵可以分為港口經濟、工業經濟、服務經濟和創新經濟四個代表性階段。閩浙台大灣區海峽兩岸雖存在發展階段的差異，但整體上處於工業經濟向服務經濟轉型階段，區域內科技創新氛圍開始顯現，並呈現出以下發展特徵（見表2）。
表2 灣區經濟發展的四個階段
資料來源：作者根據相關研究文獻資料整理繪製。
產業灣區。閩浙台大灣區的突出特徵是產業灣區，第二產業佔比較高，產業結構相對單一。海峽東岸鋼鐵、石化等傳統重工業產能可觀，台灣是全球七大石化產品供應地之一，主要面向大陸和南亞市場。出口增量主要依靠信息技術硬件製造業，具體是以晶圓代工、芯片設計封測為主的半導體電路產業鏈以及平板顯示器材、半導體照明光伏等光電產業鏈，上述兩大產業鏈合計佔據全台接近八成的高新技術產值和過半數出口額。其餘生物醫藥、精密機械等新興產業也在不斷成長，但產值規模偏小。海峽西岸重工業基礎相對薄弱，改革開放以來輕工業獲得快速發展，湧現出了溫州泉州服飾鞋帽、莆田家居等幾大全國知名產業集群和若干代表性企業品牌。2010年以來，隨着海西經濟區的開發建設，引入了一批鋼鐵、石化重化工大項目落地，並依託區位優勢和寬鬆政策環境，在榕廈兩市高新區培育了軟件、芯片、光電材料、通信設備等初具規模的高新技術產業集群。隨着閩浙台大灣區建設進程推進，必將在更高層次上實現兩岸產業深度融合和一體化發展。
跨境灣區。閩浙台大灣區同粵港澳大灣區類似，即灣區橫跨不同的獨立關稅貿易區，灣區內部要素流動主要通過跨境貿易投資形式實現。海峽兩岸結束對立實現統一是民心所向，灣區經濟社會實現融合發展是大勢所趨。根據研究，跨境灣區一方面由於關稅貿易壁壘和投資管制，區域內要素流動受到抑制，區域融合發展存在制度差異帶來的協調成本；另一方面，灣區不同關稅貿易區和不同經濟體系並存，可以取長補短實現優勢互補，特別是依託自貿試驗區改革創新等特殊政策優勢，可以拓展更廣闊的合作空間。與此同時，閩浙台大灣區貿易投資和產業分工具有內循環和外循環雙重特徵。隨着閩浙台大灣區建設進程推進，必將在更高層次上發揮政策集成優勢，探索建立「海峽兩岸跨境合作示範區」。
外向型灣區。閩浙台大灣區與粵港澳大灣區類似，經濟外向度顯著高於滬杭甬大灣區和環渤海大灣區。其中，海峽東岸作為亞太地區出口導向型經濟典範，外貿總規模和貿易順差佔地區生產總值比重長年高居全球主要經濟體前列，分解其3000億美元左右的進口額和出口額構成，其中三分之二以上是中間產品，顯示出其產業部門深植於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體系之中。2021年，作為外貿大省的浙江省和福建省的外貿出口規模分別為4661億美元和2167億美元，分別位列大陸省份的第三和第五位，福建省還是吸引外資特別是海外華商投資的重要目的地。與此同時，閩浙台大灣區內部產業同質化競爭突出並且分工協作不暢，產業鏈形成「短窄鬆散」特徵，供應鏈高度依賴外部市場。正是這種外向型經濟發展格局，使閩浙台大灣區成為「一帶一路」政策的重點輻射區域。隨着閩浙台大灣區建設進程推進，必將在更高層次上推動區域經濟實現高質量發展。
推進閩浙台大灣區融合發展的政策建議
從國家戰略高度規劃閩浙台大灣區頂層設計
頂層設計這一工程學概念被廣泛應用於社會管理領域，成為政府部門統籌內外政策和制定國家戰略的重要思維方法。考察世界一流大灣區普遍重視頂層設計，在建設發展中超前制定法律法規、發展戰略、空間布局和交通規劃等。對標全球一流大灣區發展經驗，聘請專業機構組織權威專家，超前論證謀劃閩浙台大灣區建設發展是當務之急。首先，順應國家統一歷史大勢，將大灣區的經濟社會發展融入國家統一、民族復興偉大進程。其次，將閩浙台大灣區建設升級為國家戰略，使大灣區的發展規劃與區域發展規劃和國家戰略規劃緊密銜接。最後，借鑒粵港澳大灣區的運作模式，成立閩浙台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完善灣區跨省域協調聯動工作機制，擇機出台《閩浙台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推動閩浙台大灣區發展的實施意見》和《金融業支持閩浙台大灣區發展實施意見》等政策，實時推進閩浙台大灣區的建設發展進程。
目前，我國大灣區在開放程度、體制機制建設、一體化進程和國際影響力等方面還比較落後，迫切需要在國家層面進行統籌謀劃和頂層設計。閩浙台大灣區頂層設計要立足國內外形勢和區域發展現狀，關鍵是要結合實際找準定位。在規劃設計中，要統籌兼顧經濟增長與社會進步、基礎建設與民生事業、擴大開放與經濟安全等相互關係。借鑒粵港澳大灣區的運作模式，成立國家層面的大灣區建設領導機構，統籌協調大灣區建設發展過程中的重大事項。廣泛徵求社會各階層意見，確保閩浙台大灣區建設得到廣泛認同和支持。
推進閩浙台大灣區基礎設施一體化進程
全球一流大灣區普遍重視推進基礎設施一體化，暢通對外聯繫通道，提升內部聯通水平，推動大灣區形成布局合理、功能完善、銜接順暢、運作高效的基礎設施體系。在灣區一體化進程中，交通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是首要環節，也是衡量灣區發展水平的重要標誌。為此，推進閩浙台大灣區交通基礎設施一體化進程是區域經濟發展的迫切需要。根據2021～2035年《國家綜合立體交通網規劃綱要》主骨架布局，將建設完成福州至台北高速鐵路，屆時京福鐵路跨越海峽直達台北。以國家重大交通基礎設施建設為契機，爭取早日實現大灣區內跨越海峽「一小時工作生活圈」，為兩岸經濟融合發展提供基礎設施保障。
在推進閩浙台大灣區交通基礎設施一體化進程中，在國家層面建立協調機制，統籌大灣區重大基礎設施互聯互通項目，打造大灣區世界級高鐵網和高速公路網。加強海峽西岸地區與長三角、珠三角地區、北方地區陸上綜合運輸大通道建設和橫跨兩岸、接續海上絲綢之路的海上綜合運輸大通道建設。鞏固已形成的兩岸「大三通」交通建設一體化成果，提升兩岸交通設施質量規模和便利化水平。發揮閩浙台大灣區海峽兩岸作為「一帶一路」戰略支點的交通優勢，努力成為新形勢下國家進一步擴大開放的重要承載地。利用閩浙台大灣區特有的「五緣」關係，推動灣區港口與海上絲路沿線國家地區港口之間的深化合作，打造RCEP框架下海上綜合運輸大通道。
推進閩浙台大灣區要素市場一體化建設
全球一流大灣區匯聚着高端要素資源，區域內要素自由流動和高效配置是提升區域競爭力的重要前提。閩浙台大灣區建設發展的重要環節是建立要素充分流動的一體化市場，發揮市場在要素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構建起國內大循環與國際國內「雙循環」協調發展的要素市場體系。與此同時，要處理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需求側管理的關係，結合兩岸經貿合作框架——《兩岸更加緊密經貿安排》（ECFA）項下的具體措施，推進兩岸產業經貿實現融合化發展。根據經濟發展實際完善區域發展政策體系，發揮大灣區內各城市的比較優勢，促進各類要素合理流動和高效集聚。抓住「一帶一路」建設發展機遇，加快海峽西岸閩浙兩省自貿試驗區「先行先試」，引入各類被驗證有效的經驗做法，優化大灣區營商環境，特別是要優化便利於海峽東岸企業投融資的政策環境，建立起從點到面、從西岸到東岸的大灣區一體化融合發展的要素市場體系。
推進閩浙台大灣區產業集群化發展
產業集群是指某一產業內的競爭性企業以及與這些企業互動關聯的合作企業、專業供應商、服務供應商、相關廠商和相關中介機構（如大學、科研機構、標準制定機構、行業協會等）聚集在特定地域的發展態勢。產業集群對城市群產業能級擴大和區域競爭力提升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世界一流灣區的發展經驗是高度重視產業集群的發展定位和錯位發展，即立足要素資源稟賦，推進優勢產業集聚，走差異化發展之路。閩浙台大灣區已具備典型的「產業灣區」發展特徵，海峽兩岸產業經過幾十年發展已完成了初始積累，產業集中度已形成一定的規模優勢，如何促進閩浙台大灣區產業實現集群化發展將是需要研究的重點課題，也是大灣區各級地方政府政策協調的主攻方向。
閩浙台大灣區應借鑒東京大灣區、粵港澳大灣區等成功經驗，制定產業集群發展戰略，出台鼓勵產業集群項目落地的政策。抓住全球產業鏈供應鏈調整機遇，「以我為主」延長主導產業鏈，提升大灣區企業在全球產業鏈中的話語權。在推動大灣區特色優勢產業集群化發展的同時，應注重產業差異化發展的精準定位，堅持產業綠色低碳發展導向，規劃打造「海峽兩岸綠色低碳產業合作示範區」。擴大灣區「區港聯動」政策覆蓋範圍，在現有海關特殊監管區基礎上，探索設立「兩岸深化合作的海關特殊監管區」，實施更加開放的監管政策。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的空間結構正發生深刻變化，城市群和都市圈正成為承載發展要素的主要空間形態，要增強灣區城市群和都市圈的產業和人口承載力。
推進閩浙台大灣區科教創新能力提升
世界一流灣區普遍重視整合各類創新資源，所謂創新資源是指企業技術創新所需要的人力、物力和財力等投入要素。研究表明，以核心技術為主體的「知識資產」是創新資源最重要的表現形式，是需要加以保護提升的戰略資源，全球一流灣區都是各國科技創新的前沿高地。提升灣區的科技創新能力除挖掘現有要素資源潛力外，更重要的是對灣區人才、技術和科研機構等要素資源的空間整合。閩浙台大灣區具有豐富的創新要素資源，探索兩岸科技創新合作新模式，推進科技創新要素資源轉化為現實生產力是閩浙台大灣區建設發展的核心議題。為此，閩浙台大灣區科技創新首先要形成共識整合資源，在此基礎上建立完善可行的科技創新合作機制政策體系。
把握全球科技創新的大趨勢，整合大灣區東岸的科教人才資源，與大灣區西岸龐大市場、完備產業體系、豐富勞動力資源、低成本要素優勢和日益完善的創業創新環境有機結合，構築跨越海峽兩岸的「東智西力」「東校西企」和「東才西崗」的大灣區科技創新發展格局，打造「兩岸科技合作先行示範區」。推動大灣區兩岸構建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相結合的技術創新體系，結合產業融合協同發展的現實需求，開展高水平的科技創新合作。推動大灣區兩岸高新技術產業聚集區企業成立技術創新聯盟，共建實驗室與科研合作基地，開展聯合攻關，推進科技成果轉化進程。推動灣區兩岸建設統一的技術要素市場，搭建跨越海峽兩岸的產業科技創新合作平台，建設嵌入全球產業鏈的科技成果交易市場，提升科技成果轉化率和科技產品附加值。
【參考文獻】
［1］鍾嘯，吳丹.粵提海洋經濟新理念：灣區計劃（圖）［N］.南方日報（廣州），2012-05-05，http://news.163.com/12/0505/08/80NQKUR400014AED.html。
［2］黃曉婷.海峽西岸城市群城市成長能力聚類分析及分類培育［J］.現代商業，2018（21），45-46.
［3］許燕婷，馮建喜，劉興詔.基於經濟聯繫度的台灣海峽西岸城市群產業地域分工空間格局［J］.西北師範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20（02），108-116.
［4］池仁勇，廖雅雅，鄭偉偉.大灣區經濟發展的新模式：產業生態與創新生態融合與演化［J］.自然辯證法研究，2021（06），45-51.
［5］農強，黃姝妍.我國灣區經濟一體化發展現狀及趨勢前瞻［J］.商業經濟研究，2021（19），185-188.
［6］洪永淼，張興祥，黃秀惠.關於打造閩江口金三角經濟圈升級版的對策建議［J］.發展研究，2022（01），8-19.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生態文明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商學院
文章刊發於《銀行家》雜誌2022年第6期「宏觀經濟」欄目
責任編輯：孫 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