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女兒黃燕妮眼中，父親黃旭華生前永遠都是兩點一線的生活。身為中國第一代核潛艇工程總設計師，他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獻給了中國的核潛艇事業。
黃燕妮：每天早上起來以後，下來先打太極拳，打完了以後再上去吃早飯，吃完早飯直接奔辦公室了。
黃燕妮：他90多歲還沒退休，我都退休了，他還沒退。他每天還在這裡上半天班，整理他的資料，他的資料能從地上一直摞到天上，他說他要留給後人，給年輕人留下點寶貴的東西。
這是2019年《面對面》採訪黃旭華時的情形，那一年，他95歲，依然堅持每天都來辦公室，繼續他的工作。
黃旭華：雖然我是退出的人，我95歲了，人家說您不要去上班，我說我還是有責任的，我現在責任是我給新的這一代當拉拉隊長，給他們鼓勁。
也就是在這次採訪的三年之後，2022年，黃旭華因病住院，他兩點一線的生活被迫終止，但工作沒有停下。
黃燕妮：直到他進醫院的時候他還在說，我桌子上那些東西你們千萬別動，我還沒搞完呢。進醫院的時候98歲了，他的百歲生日是在醫院裏過的。
記者：但那個時候對他而言，其實還是沒有放下潛艇。
黃燕妮：永遠沒有放下，他在醫院裏頭，做夢的夢話都是他工作上的事情，他在開會，他在做報告，他在布置任務，他在叫我去打電話，去找人，去把這個會議資料拿來，他永遠都在他的工作狀態當中。
2025年2月6日，黃旭華在湖北武漢逝世。在生命的最後時光，除了核潛艇事業之外，家鄉也令他魂牽夢繞。
黃燕妮：他從來沒有講過自己身後的事情，但是我聽他講過的，他要回老家，他夢裡頭都想着回老家。他唱着那個歌，就是要是有人來問我，這是什麼地方，我就驕傲地告訴他，這是我的家鄉。
黃旭華的家鄉在廣東省汕尾市海豐縣。1958年，中國啟動核潛艇研製工程。大學造船系畢業、參與仿製蘇式常規潛艇的黃旭華，成為其中一員。核潛艇工程被視為國家最高機密，自此，黃旭華隱姓埋名，與家鄉一別就是30年。
黃燕妮：所以他到最後也想回老家再看一眼家鄉。
記者：但知道可能很難實現了，那個時候。
黃燕妮：但是他好像也是很樂觀的，他認為他還能回去一次，明年的春節我們回老家吧。直到他最後了，他說了今年的春節我回家住幾天，其實那個時候他身上都插着管子，氧氣管什麼的，他已經離不開醫院了。
30年間，黃旭華主持設計了中國第一代攻擊型核潛艇和戰略導彈核潛艇，為中國核潛艇事業的發展做出了卓越貢獻。然而遠在家鄉的父母對此一無所知，他們與黃旭華的聯繫只能通過一個信箱。父母多次寫信來問他在哪個單位、做什麼工作，他總是避而不答。直至父親去世，作為兒子的黃旭華既不能解答父親的疑問，也沒能見父親最後一面。
1987年，《文匯月刊》第二期發表了報告文學《赫赫而無名的人生》，講述了一位核潛艇總設計師為中國核潛艇事業隱姓埋名三十年的事迹。黃旭華把這篇文章寄給了母親，文中雖然沒有提到他的名字，但寫了「他妻子李世英」，老母親知道這是她的三兒媳，文章未讀完，老人已經淚流滿面。
記者：您會在這個年紀還想母親嗎？
黃旭華：想母親。我告訴你，我母親去世的時候，母親的遺物，最後還有一條圍巾，舊的圍巾，沒人要。我把這圍巾拿來，每一次冬天圍圍巾，我一定會戴母親的圍巾，這條圍巾雖然已經舊了，我一定圍它，為什麼，我感覺我圍了這圍巾，我母親一直跟我在一道，我真想念我的母親。
在生前接受採訪時，黃旭華曾多次提到，一生獻身核潛艇事業，他無怨無悔，但唯一遺憾的是沒能盡到家庭的責任。
黃旭華妻子 李世英：他不愛理髮，他說到理髮店去，排隊時間太長了，又要被人家弄，所以他頭髮很長。我不喜歡這樣，所以我乾脆就自己買了一套工具，我給剪，1962年開始，沒想到剪到現在，他還不肯去。我說我老了，我要剪不動了，他不去理髮店，馬馬虎虎。因為他要求很低的。
1956年，黃旭華和妻子李世英結婚，養育有三個女兒。儘管同在一個單位工作，一家人也是聚少離多，黃旭華回家的次數屈指可數。在黃燕妮小時候的記憶中，雖然相處的時間短暫，但父親總能給她留下美好的回憶。
記者：那個時候你對父親的印象是什麼樣的？
黃燕妮：那個時候也是很和藹可親，也很愛孩子，他雖然工作時候很忙很忙，但是他只要一有空以後，星期天也會帶我出去玩，只不過次數比較少。那個時候在北京，我們家附近有一個湖，冬天的湖面都結了冰了。那個時候孩子沒有什麼玩具，想到湖上去滑冰的時候，我父親就想了一個辦法，把家裡的搓衣板，弄上兩根鉛絲綁在下面，一邊一條，弄了兩個鋼釺，小孩子盤腿坐在上面，兩個鋼釺這麼戳着滑，玩得可高興了。我覺得我父親好能幹，我們玩的風箏，我父親親手做的，我到現在還記得，是一個彩色的三角形的風箏。
記者：為什麼記那麼清楚？
黃燕妮：因為太難得了，他很難得能在家，很難得能陪我們玩，所以他能夠陪我玩的東西，就記得很清楚。
五歲那年，黃燕妮有一次進入了父親的辦公室，父親專註工作的情形給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黃燕妮：我父親辦公桌是這樣的，一般辦公桌兩邊是抽屜，中間底下是空的，我搬了個小板凳坐到底下，空的底下的小空間就像我一個小房子一樣的，我就在底下瞄着我父親，看他幹嗎呢，我就看他那麼認真，那麼投入，那麼忘我地做那個事情，一動都不動。桌子上那個圖紙，計算尺，鉛筆，橡皮，我都很好奇，我就不明白這是什麼事情，能讓我父親這麼的投入，這麼的忘我。
記者：但那個時候他會關注到你嗎，或者說在工作的時候會和你有一些。
黃燕妮：完全就像沒這個人一樣的，忽略掉了，我也不會跟他說話，他也不會理我，因為他太投入，太專註了。
記者：這是一種很特殊的父女相處的模式。
黃燕妮：後來我想，將來我也要這樣做，我長大了要坐在我父親對面辦公。要麼就是我要干這行，要麼我幫我父親一把，幫他一點，解決他一點，太累了，太辛苦了。
1965年，中國核潛艇研製工作全面啟動，核潛艇總體研究設計所即719所在遼寧葫蘆島成立，黃旭華舉家從北京搬到葫蘆島。當時這裡不通電、沒有自來水，氣候條件惡劣，9歲的黃燕妮跟隨父母在這裡度過了10年最為艱苦的歲月。
黃燕妮：我們上學是要翻一座山過去的。直線距離不遠，但是中間就是隔了一座山，就是要翻一座山過去，不算很高，但是對孩子來講已經是體力的一種挑戰，所以走多了也就習慣了。但是那次的風雪太大了，去的時候那條山路還能看得見路，當我放學回來的時候，走到山頂的時候，往山下一望，我傻眼了，一片白茫茫，哪是路，哪是坑，哪是什麼，往前看往後看一個人影都沒有。
黃燕妮：就我一個小女孩，一個人都沒有，所以我還是沒辦法了，已經走到這了，回也回不去了，那就小心地吧，一腳一腳慢慢地試，就是這樣小心翼翼地，我還是一腳踩空了，底下是個坑，一下就掉到這個坑裡去了，那個雪一下就齊脖子了，後來可能也是凍得沒辦法了，我怎麼出來的，我自己都不記得了。
幸運的是，黃燕妮被趕來的母親和鄰居找到。
黃燕妮：我媽媽說我臉都凍紫了，帽子和頭髮都凍到一起了，眼睫毛上掛着長長的冰霜，就這樣我生了一場大病。在醫院裏頭昏迷了九天九夜，我母親守在病床邊，九天九夜就一個長條板凳，躺在邊上守着我。
記者：那應該很嚴重了。
黃燕妮：很嚴重，九天九夜沒醒過來。
記者：那當時你父親呢？
黃燕妮：他不在家，我母親沒有告訴他，我母親非常堅強，她說我父親的工作絕對不能拖他的後腿，絕對不能讓他分心。
記者：但是對你母親而言承受的壓力太大了。
黃燕妮：她是壓力很大，但是她從不表露。我們在葫蘆島那時候，我們燒的是煤，一個月300斤煤，我們住在樓上，這300斤煤你要從樓下把它運到樓上去。人家家裡有男勞動力的話，可能幾下子就搞上去了。我爸爸總不在家，我和我媽媽倆，那時候我也小，十來歲，一簸箕一簸箕地往上端，一臉盆一臉盆地往上端，300斤煤不知要跑多少趟，把它搞到樓上去，我們都能自己想辦法解決。
1980年，23歲的黃燕妮通過招考，進入父親所在的719 所從事技術研究工作，從而實現了小時候要坐在父親對面辦公的夢想。
記者：和父親會有工作上的交集嗎？
黃燕妮：沒有，他是負責總體的，我們專業不同，而且在我們單位，保密性比較強，不能去打聽別人的科研在幹什麼，在做什麼項目，沒有的。
記者：但是真正地做到在同樣的工作環境里，你會對父親有什麼新的認知嗎？
黃燕妮：他很了不起，他乾的是一件大事，他肩上的擔子那麼重，所以這麼多年我母親，絕對無條件地理解他、支持他，所以我們也一樣支持他。我已經進到所里了，我們乾的是同樣的事業，那麼也一樣會無條件地付出。
黃燕妮事後得知，也就是在她與父親同事期間，父親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1988年，黃旭華上艇參與了我國核潛艇的首次深潛試驗，深潛試驗也就是通過驚險的「極限深潛」來檢驗設計的極限下潛深度，如果出現意外，後果不堪設想。
黃燕妮：因為到後來我聽父親說過，那時候艇員思想也有負擔的，因為美國有一條核潛艇沉了，一個人也沒回來，所以當時一聽說要這樣深潛下去，他們唱的是血染的風采，認為我下去就要光榮了。
記者：是帶着這麼悲壯的心去的。
黃燕妮：他們艇上政委就跟我父親說，他們做了幾個月的工作，好像效果不太好，還是這樣，然後我父親說，我去跟他們說。我父親就跟他們說，我們下去不是要去光榮了，是要把科研的數據給拿回來，我跟你們一起下去，所以我們應該，唱着雄赳赳、氣昂昂的歌下去，而不是光榮地下去的。艇員一聽，總設計師跟我們下去，那就說明他心裏是有底的，所以一下子這情緒就不一樣了。
最終核艇抵達水下極限深度，成功完成預定的深潛試驗，已經65歲的黃旭華內心激動不已。
黃旭華：到那個時候，靈感特別多，我就在那題了幾個字，叫作「花甲痴翁，志探龍宮，驚濤駭浪，樂在其中」這幾個字也是我從事核潛艇的人生寫照，獻身核潛艇的事業，我無怨無悔。
記者：對你父親而言，如果不是後來核潛艇成功，然後被媒體報道，被別人知道，可能這麼多年吃的苦也就默默付出了。
黃燕妮：如果不是公開了，解密的話，他會一直幹下去，一直干到最後，他們對祖國愛得深，他們對黨絕對地忠誠，所以只要祖國，只要黨需要，那沒二話，全部付出。
記者：就是他們身上這樣一種行為，也是在默默地影響着你們。
黃燕妮：所以我從很小就開始照着父親的樣子干。
到了晚年，黃旭華終於可以拿出時間來陪伴家人，這個家庭難得有了其樂融融的氛圍。
黃燕妮：他可是個多才多藝的人，他會吹口琴，會打揚琴，會拉二胡，還會小提琴，回來最多的就是跟我們一起唱唱歌，吹的吹，拉的拉，唱的唱，其樂融融吧。
記者：一般會在什麼樣的情況下，家庭才會有這樣的一個聚會。
黃燕妮：沒有去刻意地，就隨性而起的，哪下高興了，不知道誰哼了一句，大家就會自然而然地跟上了。一直到醫院裏頭的時候都還是這樣，我父親在醫院裏都會唱歌，醫生、護士還有我，還有我媽媽，都陪着一起唱歌。
直到黃旭華生命的最後時刻，家人們也在通過唱歌的方式為他送行。
黃燕妮：那個時候進了icu以後，我們隔一天，隔兩天就會進去看一次，醫生也是特許讓我們進去看一看。我和我媽媽，我妹妹，每次進去看父親的時候，我們會給他唱歌，他閉着眼睛，我們唱了一遍又一遍。有一次一連唱了三首歌，終於把他唱醒了，眼睛睜開了，後來我們都說好驚訝，他聽見了，看見我們了，我們唱的歌他聽見了，連護士都說好神奇，這種力量。但是後來終於有一天，他閉上了眼睛，再也沒能睜開，到最後我們送別他的時候，家人們唱起了那首送別的歌，這是我們之前一直不想唱的。
黃燕妮：但是那次沒有人去指揮，沒有人去說我們該唱什麼，大家不約而同地都唱起了這首歌，他是在我們的歌聲中永遠離開了我們，而且他的精神永遠永遠地會影響着我們，一代一代地傳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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