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嬸，這碗粥，您喝了吧！＂我端着熱氣騰騰的小米粥，輕聲說道。
床上的二嬸眼神渙散，嘴角微微抖動，卻始終說不出一句完整的話。
冬日的陽光透過窗戶，斜斜地照在二嬸枯瘦的臉上，那皺紋里彷彿藏着她大半輩子的艱辛。
屋外，北風呼嘯，吹得院子里的柿子樹＂咯吱咯吱＂直響，那是我小時候跟二嬸一起種下的。
許多人都說，我跟我堂弟徐建國有幾分相似，尤其是那雙炯炯有神的眼睛。
這可不是巧合。
我叫徐建民，跟堂弟徐建國是一個奶娘的孩子。
那個年代，這事在鄉下並不少見，可我和建國的這份緣分，卻比尋常的＂奶兄弟＂多了幾分特別。
那是1965年，正值三年困難時期剛過去不久，家家戶戶還在艱難恢復。
我剛滿兩歲，娘得了一場大病，高燒不退，奶水也跟着沒了。
那會兒，村裡連紅糖都緊俏，更別提什麼奶粉了。
眼看着我一天天瘦下去，小臉蠟黃，爹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整夜整夜睡不着覺。
就在全家人束手無策的時候，二嬸站了出來。
二嬸比我娘小五歲，剛滿二十齣頭，臉圓圓的，人也胖乎乎的，一看就是個有福氣的。
她剛生下我堂弟建國不久，奶水充足得很，有時候還會往外滲，把衣服前襟都打濕了。
＂大哥，建民交給我吧。＂二嬸對我爹說，語氣堅定得不容拒絕，＂我奶水足，夠兩個孩子吃。＂
我爹眼眶紅了，使勁兒搖頭：＂這哪行啊，你自己的孩子還小，正需要奶水呢。＂
二嬸卻笑着說：＂哎呀，我這奶水多着呢，建國一個人喝不完，浪費了多可惜。＂
就這樣，我被二嬸含在嘴裏哺育長大。
每天清晨和傍晚，我娘都會把我抱到二叔家，二嬸就把我和建國一起抱在懷裡，一邊一個，喂我們喝奶。
那個物資匱乏的年代，二嬸把本該給自己兒子的一半奶水分給了我，這份恩情，比山還重，比海還深。
村裡人都說我倆是＂奶兄弟＂，說我們長得越來越像。
我娘後來身體好了，可我跟二嬸的感情已經結下了。
小時候，我跟建國形影不離，上山摘野果，下河捉魚蝦，一起放牛，一起上學，一起挨老師的批評。
誰讓我們倆都是些鬼點子多的主呢？
記得有一回，我們趁生產隊的飼養員不注意，偷偷騎了生產隊的老水牛，結果把牛尾巴上的毛都揪掉了一大把。
隊長氣得直跳腳，非要罰我們家。
二嬸知道後，二話不說，把自家存的兩斤小米送去了隊長家。
回來後也沒多說我們，只是嘆口氣：＂你們啊，淘氣也得有個度，咱家條件不好，可不能給別人增添麻煩。＂
就這麼一句話，比打我們一頓還管用，從那以後，我和建國再也沒幹過這種缺德事。
二嬸是個勤快人。
那時的農村婦女，一年到頭都閑不下來。
冬天納鞋底，夏天做布鞋，還要下地幹活。
記得臘月的夜晚，村裡漆黑一片，只有我們家的煤油燈亮着。
二嬸坐在低矮的板凳上，一針一線地納着鞋底，手指被針扎破了，也不吭一聲。
她常說：＂咱農村人，哪有不受苦的？只要孩子們好好的，啥苦都值！＂
日子過得飛快，轉眼我和建國都上了高中。
那年月，能讀到高中已經不容易了。
村裡的孩子大多初中畢業就外出打工了，能繼續念書的沒幾個。
二嬸為了供我們上學，起早貪黑地幹活，還養了兩頭豬，專門賣錢給我們交學費。
1985年，我和建國都收到了大學錄取通知書。
我去了省城師範學院，建國去了農業大學。
那天，全村的人都來看熱鬧，村裡出了兩個大學生，是件稀罕事。
＂老徐家祖墳冒青煙了！＂村裡人這麼說。
臨行前一晚，二嬸熬夜給我們各做了一雙新布鞋。
那鞋底針腳細密，鞋面上還綉了朵小花，看得出是花了心思的。
＂穿上娘做的鞋，走再遠的路也不怕。＂二嬸遞給我鞋時，眼圈有些發紅，但她極力掩飾着，＂建民啊，你從小就聰明，大學裏好好學，別惦記家裡。＂
那時的二嬸，頭髮已經有些花白，手上全是老繭，臉上的皺紋也多了，但在我眼裡，她依然是那個溫柔慈愛的二嬸。
說者無心，聽者有意。
那時候的我，懷揣着走出農村、改變命運的夢想，哪裡會想到多年後的光景？
大學裏的日子過得很快，我如饑似渴地學習，想着畢業後能找個好工作，把二嬸二叔也接到城裡享福。
大學畢業後，我如願留在了省城一所中學教書，有了穩定的工作和收入。
而建國學的是農機專業，畢業後他選擇回了村子，說是要改變家鄉的面貌。
他用從銀行貸來的幾萬塊錢，辦起了小型農機廠，專門生產一些適合當地地形的小型農具。
那些年，我們各自成家，埋頭於自己的生活，回家的次數越來越少。
城裡的繁忙和壓力，家庭的責任，孩子的教育，一切都讓我分身乏術。
常常是過年過節才想起給家裡打個電話，或者隔上半年才回去看看。
二叔在我大學畢業那年出了意外，修房頂時從高處摔下來，沒搶救過來。
二嬸從此一個人撐起了整個家。
她從不向我們訴苦，每次回家，她總是笑呵呵地，彷彿一切都好。
＂建民來了！快進屋暖和暖和，路上冷不冷？＂二嬸每次見到我，都是這一句。
她會提前做好我愛吃的菜，即便冬天，也要摘幾個暖棚里的黃瓜，＂城裡買的沒咱自己種的香＂。
回想起來，我心裏滿是愧疚。
那時候的我，腦子裡裝的都是工作和升職的事，對二嬸的關心只停留在表面。
每次回家，住兩三天就急着走，留下的只有幾百塊錢和一堆空蕩蕩的承諾。
2005年春節，一個不幸的消息傳來，二嬸突發腦溢血，被送進了縣醫院。
我和建國連夜趕到醫院，看到的是躺在病床上，半邊身子動彈不得的二嬸。
醫生說，二嬸這次傷得很重，就算救過來，怕是也要癱瘓在床了。
病房裡的燈光慘白，二嬸躺在那裡，臉色蠟黃，嘴巴歪向一邊，連說話都困難。
看着曾經那個健壯能幹的二嬸變成這樣，我的心像被刀絞一般疼。
＂這可咋整啊？＂建國急得直搓手，眼睛紅紅的，＂娘這樣，誰來照顧她？＂
＂送敬老院吧，聽說縣裡新建了一個，條件不錯。＂有親戚這麼提議。
話音剛落，病床上的二嬸眼中閃過一絲驚恐，儘管她說不出話，但那眼神里的恐懼和抗拒，我們都看得懂。
＂不行！＂我和建國異口同聲地反對，＂二嬸把我們拉扯大，現在她有困難，我們怎麼能把她往外推？＂
那一刻，我彷彿又回到了小時候，二嬸抱着我和建國，給我們餵奶的場景。
她用自己的奶水把我養大，如今她病了，我怎能不管？
但現實很殘酷。
我在城裡有工作，有家庭；建國雖然在村裡，但農機廠正是用人的時候，也走不開。
我們兄弟倆坐在醫院走廊的長椅上，一直商量到天亮。
最後決定輪流照顧二嬸，每人三個月。
建國先照顧三個月，然後我請假回來接班。
就這樣，我們把二嬸接回了家。
剛出院那會兒，二嬸身體很虛弱，連喝水都困難。
建國把農機廠的事務交給了副手，自己專心在家照顧二嬸。
他買來了醫用床，學會了護理知識，每天按時給二嬸翻身、擦洗、喂葯、做飯。
那段時間，建國瘦了一大圈，臉色也不好，但他從沒說過累。
三個月後，輪到我來接班。
我請了長假回村，妻子抱怨連連。
＂你這一走就是三個月，家裡的事誰管？孩子的學習誰輔導？你倒是想得開，全扔給我了！＂電話那頭，妻子的聲音滿是不滿。
她甚至威脅說要帶着孩子回娘家住，不再管這個家。
說實話，我理解她。
城裡人哪懂得農村這種血濃於水的親情？
在她看來，二嬸又不是我親媽，犯不着這麼費心費力。
我沒多解釋，只是說：＂等我回去，一切都補償你。＂
在村裡照顧二嬸的日子，比我想像的還要艱難。
二嬸癱瘓在床，大小便不能自理。
每天要給她翻身、擦洗、喂葯、做飯。
我這個當老師的，手上起了老繭，嘴上起了燎泡，可一點不覺得辛苦。
村裡人看不懂我們兄弟倆的做法，背地裡指指點點。
＂這兩兄弟可真傻，為了個沒血緣關係的二嬸，把工作都耽誤了。＂
＂聽說建民他媳婦都不樂意了，鬧着要離婚呢！＂
＂老徐家要是只有建國一個兒子，哪輪得到建民來照顧啊？＂
這些閑言碎語，我們都聽在耳里，記在心上，但從不放在嘴上。
二嬸養育之恩，不是外人能懂的。
有一天夜裡，我給二嬸換洗床單時，無意中發現了她枕頭下的一本發黃的小本子。
那是二嬸的日記，字跡歪歪扭扭，許多字寫得不規範，可見是自學的。
本子有些地方已經被淚水浸濕，有些頁面甚至粘在了一起。
我小心翼翼地翻開，一頁頁讀下去。
＂今天分了口糧，我把自己的那份省下一半，給建民和建國多煮點粥。孩子正是長身體的時候，得多吃點。＂
＂建民昨晚發燒了，我抱着他去了十里外的衛生院。路上他一直喊＇嬸嬸，疼＇，我的心都要碎了。等他退了燒，我才發現自己的腳底都磨出了血泡。＂
＂建國和建民今天又闖禍了，把生產隊的雞窩掀翻了。隊長來家裡告狀，我賠了十個雞蛋。兩個小兔崽子，皮得很，可又有啥辦法，還不是自己的心頭肉？＂
＂今天是建民和建國高考的日子，我一大早就去廟裡求了簽，保佑他們能考上好大學。這兩個孩子從小就聰明，比我和他爹強多了，我相信他們能走出山溝溝，過上好日子。＂
一行行樸實的文字，記錄的是二嬸對我們無私的愛。
我的眼淚滴在了那發黃的紙頁上，怎麼擦也擦不幹。
那一刻，我彷彿看到了年輕時的二嬸，懷裡抱着兩個孩子，在艱難的歲月里，硬是用自己的堅強和愛，撐起了一片天。
來接我班的建國也不好過。
他的農機廠剛有點起色，這一走，訂單跟不上，客戶意見大。
有幾個老主顧甚至轉而去了隔壁縣的廠子。
可建國啥也沒說，按時來接班。
＂你看你，瘦了。＂每次交接，我都這麼說他。
＂你不也是？＂建國拍拍我的肩，臉上的疲倦怎麼也掩飾不住，＂咱娘把咱們養這麼大，現在咱們照顧她，天經地義！＂
說這話的時候，他眼裡有光，讓我想起了小時候那個倔強的小男孩。
鄉親們看在眼裡，贊在口上：＂瞧徐家這兩兄弟，真有良心！不像有些孩子，老人一病，恨不得撒腿就跑。＂
隨着二嬸病情的穩定，我和建國也摸索出了一套照顧的經驗。
我們買來了專業的護理床，請來了縣醫院的護士指導我們如何護理。
我發現，每天中午讓二嬸坐起來曬太陽半小時，她的精神狀態會好很多。
建國則發現，給二嬸放她年輕時愛聽的評劇，她會安靜許多，有時還會跟着哼兩句。
就這樣，我們兄弟倆接力照顧二嬸，日子一天天過去。
我的教職差點被辭退，建國的廠子也面臨倒閉的危險。
就在我們都快撐不下去的時候，一個意外的轉機出現了。
一個名叫王志遠的返鄉青年，帶着他的創業計劃回到了村裡。
這小夥子是村裡的老支書的孫子，在外打拚多年，積累了不少資金和經驗。
他看到村裡老人照護難的問題，決定投資建一個養老照護中心。
＂我也是看着村里長大的，看到你們兄弟倆照顧二嬸的樣子，我就想，為啥不能把這事做大點，幫更多人呢？＂王志遠一臉真誠地對我們說。
他的照護中心計劃很完善：請專業的醫護人員，配備現代化的設備，還有文化娛樂活動，讓老人們住得舒心。
最重要的是，他承諾會給村裡的五保戶和特困老人減免費用。
剛開始，村裡人都不太相信這事能成。
＂城裡人回來套農村人的錢呢！＂有人這麼說。
但王志遠沒被這些閑話打倒，他拿出了自己的積蓄，又從銀行貸了款，硬是在村口那塊荒地上建起了照護中心。
養老中心建成那天，全村的人都來了。
那是一棟兩層樓的小樓，外牆刷得雪白，院子里種滿了花草樹木，還有專門的休閑區。
裏面的設施也很齊全：病床、輪椅、按摩椅、康復器材，應有盡有。
我和建國商量着，把二嬸接過去，但我們堅持每周輪流探望。
起初，二嬸不願意去，她用眼神告訴我們，她怕我們嫌她麻煩，把她扔在那裡不管了。
我握着二嬸的手，眼睛直視着她：＂二嬸，您放心，我和建國每周都會來看您，絕不會丟下您不管。＂
建國也保證：＂娘，您在那裡能得到更專業的照顧，我們不是不要您，是想讓您過得更好。＂
最終，二嬸點了點頭，同意了。
二嬸住進去沒多久，狀態明顯好轉，能坐輪椅曬太陽了，還教年輕護工做傳統手工。
＂你們看二嬸，笑得多甜啊！＂護工小李說，＂教我們做香包呢，說是要送給村裡的孩子們。＂
二嬸雖說不出話，但她的眼神會說話。
每次看到我和建國來，她的眼睛亮得像星星，彷彿又回到了我們小時候。
有了養老中心的幫助，我和建國的壓力小了很多。
我回到學校，發起了＂關愛鄉村老人＂志願活動，帶領學生定期去養老中心，陪老人們聊天、表演節目。
校長看我這麼有愛心，不但沒有責怪我之前的長假，還提拔我做了年級主任。
建國的農機廠也走上正軌，他專門研發了一款適合老年人使用的小型農具，讓那些還能動的老人有事可做。
這款農具一經推出，就受到了市場歡迎，訂單源源不斷。
我的妻子看我變化這麼大，也轉變了態度。
她主動提出周末帶孩子一起去看二嬸。
＂孩子需要知道這份親情，＂她說，＂這比課本上的道德課有用多了。＂
就這樣，每個周末，我們一家三口都會去看二嬸，有時候還會在照護中心住一晚。
我的兒子小軍很快就跟二嬸親近起來，常常趴在二嬸床邊給她講學校里的趣事。
雖然二嬸說不出話，但她會用眼神和微笑回應。
有一次，小軍問我：＂爸，為什麼二奶奶不是我親奶奶，你卻對她這麼好？＂
我摸著兒子的頭，輕聲說：＂因為啊，人和人之間的親情，不只是血緣決定的，還有恩情，有養育之恩。＂
＂二奶奶年輕的時候，用她的奶水把爸爸養大，這份恩情，比山還重。＂
小軍似懂非懂地點點頭，但我知道，這顆善良的種子已經在他心裏種下了。
今年春節，我們一大家子圍坐在二嬸床前。
二嬸的狀態比往年好了不少，雖然說話還是不利索，但能聽懂我們說的每一句。
屋子裡暖洋洋的，牆上貼着大紅的＂福＂字，窗台上放着一盆盛開的水仙。
我的兒子給二嬸唱了首歌，建國的女兒給二嬸讀了篇作文，題目是《我最敬佩的人》，寫的就是她奶奶的故事。
二嬸聽着聽着，眼淚就流下來了，但那是幸福的淚水。
我給二嬸擦了擦眼淚，忽然想起了小時候一個片段。
那是我上小學二年級的時候，一個夏天的午後，我發高燒，整個人昏昏沉沉的。
二嬸背着我，踩着滾燙的土路，一路小跑到了十里外的衛生院。
到了醫院，醫生說我是急性肺炎，需要打針吃藥。
二嬸二話不說，把隨身帶的錢全掏了出來，讓醫生趕緊給我治。
那天晚上，二嬸就坐在我的病床邊，一夜沒合眼。
每次我咳嗽，她就趕緊給我拍背；每次我口渴，她就端水給我喝。
天亮時，我的燒退了，可二嬸的眼睛卻紅腫得厲害。
她輕聲對我說：＂沒事了，建民，沒事了。＂
那時候的二嬸，年輕漂亮，有使不完的力氣，彷彿永遠不會倒下。
誰能想到，幾十年後，那個強壯的二嬸會癱瘓在床，而當年那個被她背着看病的孩子，如今卻要照顧她。
看着二嬸眼中盛滿的幸福淚光，我突然想起小時候她經常說的一句話：＂人這輩子啊，不圖別的，就圖一份心安。做人心裏有桿秤，欠了人情早晚得還。＂
是啊，我喝二嬸的奶長大，這份恩情比山還重。
如今二嬸癱瘓在床，我和建國輪流照顧她，不過是還了一份天經地義的人情。
在這個世間，愛就像一條河流，永遠向前流淌，滋潤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田。
正如村裡老人常說的：＂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
這不是什麼大道理，只是我們做人的本分罷了。
窗外，春節的鞭炮聲此起彼伏，村子裏洋溢着節日的喜慶。
二嬸斜靠在床上，眼睛緊緊盯着我們，臉上帶着慈祥的微笑。
她雖然說不出話，但那眼神里飽含着對我們的愛和欣慰。
＂二嬸，這碗粥，您喝了吧！＂看着二嬸顫巍巍地點頭，我的眼前恍惚閃過那個年輕的二嬸，懷裡抱着兩個孩子，臉上掛着慈愛的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