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年繼父去世後，母親要帶着我再嫁，剛出院門就被二叔二嬸攔住了

二叔的懷錶

＂你們站住！周淑芬，孩子他爸走了，你就這麼急着改嫁？＂二叔的聲音在醫院門口炸開，母親的手猛地顫抖。

我攥緊了母親的手，感受到她指尖的冰涼，那種冰涼像是從骨子裡滲出來的。

那是1985年的寒冬，東北的雪下得又急又猛，彷彿要把整個小鎮都掩埋起來。

天空灰濛濛的，彷彿被蒙了一層厚厚的紗布，連太陽也只剩下一個模糊的輪廓。

繼父周建國因肺病去世，留給我和母親的，只有半間陳舊的平房和一堆醫藥費欠條。

整整三個月，母親在醫院守着繼父，瘦得臉頰都凹了進去，眼眶深陷，眼睛卻亮得驚人。

我叫周曉明，雖然跟繼父沒有血緣關係，卻隨了他的姓，這是我十歲那年，母親改嫁時的決定。

單位里有人背後叫我＂半拉小子＂，意思是不倫不類，既不姓原來的李，也不完全是周家人。

我親生父親李志國是礦上的工人，在我七歲那年因礦難去世，母親頂着＂礦工遺孀＂的名頭，在集體食堂洗了三年碗，手都洗脫了皮。

食堂里的熱氣和油煙熏得她眼睛總是紅紅的，晚上回家還要給我縫補衣服，煤油燈下，她的背影瘦小而倔強。

後來經管飯店的李大娘介紹，母親嫁給了鎮上紡織廠的周建國。

繼父是個悶葫蘆，不善言辭，但對我們娘倆很好，從不對我呼來喝去，有時還會偷偷塞給我幾毛錢買本《十萬個為什麼》或者《少年文藝》。

我還記得他粗糙的手指翻書的樣子，那雙被機器磨出繭子的手，捧着書的時候卻出奇地輕柔。

＂你想上大學嗎？＂有一次他突然這麼問我，眼神裡帶着我看不懂的光芒。

＂想。＂我不假思索地回答，那時候縣城的高中老師來我們學校宣講，說國家需要建設人才，大學生是＂天之驕子＂。

繼父點點頭，不再說話，只是第二天就給我買了一盞新的檯燈，說是保護眼睛。

那盞燈亮得很，照得我枕邊的課本一片雪白，映在繼父被機油和棉絮染黑的指甲縫裡，顯得格外刺眼。

繼父去世的第三天，就有人登門說媒。

公社的張德明主任，四十齣頭，老婆因病早逝，家中有三間正規的磚瓦房，還有固定工資，在我們這小地方，算得上是個＂香餑餑＂。

鄰居王大娘來家裡串門，笑眯眯地說：＂淑芬啊，你可得把握住機會，張主任那兒，不愁吃不愁穿，比在這破房子強多了。＂

母親沒有直接答應，只是低着頭捏着圍裙角，嘴唇抿得緊緊的。

但我知道，她心裏已經有了打算。

那天晚上，她輕手輕腳地收拾東西，把繼父的照片和幾件衣物小心地裝進紙箱，像是做賊似的，生怕驚動了什麼。

＂咱們明天就搬到張叔家去住幾天，看看合不合適。＂母親坐在我的床邊，疲憊地說。

我沒吭聲，心裏卻堵得慌，繼父才走三天啊，他的氣息似乎還留在屋子裡，那件掛在牆上的藍色工裝還帶着他身上的味道。

第二天一早，天還沒亮，母親就收拾好了簡單的行李，拉着我去醫院辦理最後的出院手續。

醫院的走廊又長又窄，消毒水的味道刺鼻，讓人喘不過氣來。

母親的腳步很快，像是要逃離什麼。

可就在我們剛出醫院大門，還沒來得及招手叫三輪車時，二叔周立新和二嬸從旁邊沖了出來，擋在了我們面前。

＂你們站住！周淑芬，孩子他爸走了，你就這麼急着改嫁？＂二叔的聲音在醫院門口炸開，母親的手猛地顫抖。

二叔是繼父的親哥哥，在縣運輸公司開貨車，身材壯實，聲音洪亮，平日里就是個急性子。

＂喪事都沒辦完呢，你就拖兒帶女往外跑，這像話嗎？＂二叔的臉漲得通紅，青筋暴起，像是要吃人一般。

母親臉色慘白，嘴唇發抖：＂大哥，我不是那種人，只是...只是...＂

＂只是什麼？急着改嫁？還是嫌我兄弟死得不夠快？＂二叔一把抓住母親的行李包。

藍布包被拽開，幾件衣服撒落在雪地上，迅速被雪水染濕。

＂你放手！＂母親猛地一推二叔，＂就連你們也要看不起我嗎？＂

母親的聲音裡帶着哭腔，她這些年來很少這樣失態。

二嬸在一旁幫腔：＂就是，這才幾天啊，你們就要搬走，也不怕街坊鄰居戳脊梁骨！那張德明是什麼人啊，一看就不安好心，你這是要往火坑裡跳啊！＂

二嬸瘦小精幹，是紡織廠的擋車工，跟母親原本是同事，卻因為母親改嫁給了繼父而多了一層關係，平日里也沒少在背後嚼舌根。

＂我自己的事情自己清楚，不勞二嫂操心！＂母親彎腰去撿雪地里的衣物，聲音裡帶着倔強。

我站在一旁，不知該如何是好，只覺得胸口憋得難受。

在我的記憶里，這是母親第一次這樣強硬地對待繼父的家人。

＂你不要臉，我還要臉呢！＂二叔聲音更大了，引得路過的人紛紛駐足觀看，竊竊私語。

＂你！＂母親氣得臉色發白，指着二叔，卻又說不出話來。

就在這時，二叔忽然從懷裡掏出一個銀色的懷錶，那是繼父平日里最珍貴的物件。

那表是繼父當年參加勞動模範評選時廠里獎勵的，它不算貴重，但對繼父意義非凡，平日里他總是小心翼翼地收在柜子最裡層。

＂建國臨走前，讓我把這個交給曉明，說等他長大懂事了再給他。＂二叔的聲音突然低沉下來，眼睛紅了。

我愣住了，不由自主地伸手接過那個帶着體溫的懷錶。

表面有些磨損，邊緣處的鍍銀已經掉了一小塊，露出裏面的銅色，但依然能看出它曾經的光亮。

二叔按住我的手，幫我打開表蓋，裏面是一張泛黃的全家福，是我們搬進新房子那天照的，我、母親和繼父站在門前，繼父難得地微笑着，看起來憨厚而溫和。

照片下面還有一張摺疊的紙條。

紙條上歪歪扭扭地寫着：＂淑芬，謝謝你這些年的照顧，我走後，你要再找個好人家，別委屈自己。曉明的學費我都攢好了，在信用社有存摺，戶頭是他的名字。＂

那字跡我再熟悉不過，是繼父的手筆，他的字總是寫得很慢，因為小學沒畢業，識的字不多。

母親的眼淚一下子涌了出來，捂着嘴蹲在雪地上，肩膀顫抖。

二叔的表情也緩和下來，他蹲下身，輕聲說：＂淑芬，建國臨走那天把我叫到床前，說他知道自己時日不多，怕拖累你們娘倆，讓我轉告你，如果有好人家，可以再嫁，但不能太急，免得讓孩子寒心。＂

母親哭得更厲害了，一個勁地搖頭：＂我不是...我不是那個意思...我只是怕繼續住在那屋子裡，看見他的東西就難受...＂

我這才明白，母親要搬走，不全是為了改嫁，也是因為那個屋子裡到處都是繼父的影子，讓她無法面對。

＂大哥，我對不起建國...＂母親泣不成聲，＂這些年他對我們那麼好，我卻連他最後的心愿都沒能滿足。＂

二叔嘆了口氣，臉上的怒氣消了大半：＂淑芬啊，我不是怪你想再嫁，只是這也太急了點。＂

二嬸也緩和了語氣：＂是啊，至少等辦完喪事，過了百日再說吧，你這樣急匆匆的，大家心裏都不好受。＂

我站在雪地里，握着懷錶，忽然明白了很多事情。

為什麼繼父生病這幾年，家裡再窮，他也要讓我繼續上學；為什麼他總是默默地在煤油燈下給我講課本上的知識，儘管他自己認的字並不多；為什麼他臨終前一再叮囑我要好好念書，將來考個好大學。

原來，他早就為我鋪好了路。

回到家裡，二叔幫我們把繼父的後事一一操辦妥當。

那段日子，母親像是變了一個人，整天沉默寡言，常常一個人坐在繼父的工作台前發獃。

繼父的工作台很簡單，就是一張木板搭在兩個矮凳上，上面擺着一些修理工具和幾本薄薄的技術手冊。

每當這時，我就會坐在一旁陪着她，誰也不說話，只有牆上的老式掛鐘＂滴答滴答＂地走着。

張德明主任倒是個明白人，聽說了事情原委後，也不再急着提親，只是逢年過節帶些東西來家裡，幫忙添置些日用品，修修補補。

他對我也很客氣，總是叫我＂曉明同學＂，而不是像別人那樣叫我＂小周＂或＂半拉小子＂。

有一次，我放學回家，看見張主任在幫母親修理漏水的屋頂，他蹲在房樑上，動作嫻熟地更換着破損的瓦片。

＂曉明回來啦？＂他看見我，笑着打招呼，＂你媽說你課業繁重，我們盡量不打擾你學習。＂

我點點頭，心裏有種說不出的感覺。

張主任不是個長得很英俊的人，四十多歲的年紀，頭髮已經有些花白，但他的眼睛很亮，說話輕聲細語，全然沒有作為主任的架子。

＂你爸留下的懷錶，你一定要好好保存，那可是他的寶貝。＂張主任一邊擦着手上的灰，一邊對我說。

我攥緊了口袋裡的懷錶，點了點頭。

那個懷錶成了我的寶貝，我經常半夜偷偷打開來看，看那張全家福，看繼父寫的字條，彷彿這樣就能讓他的存在更加真實一些。

時間一天天過去，轉眼到了夏天，我參加了高中的入學考試。

那天考完試，我迫不及待地跑到繼父工廠的宿舍區，那裡有個老式的公用電話。

電話那頭是我的班主任趙老師，他告訴我，我的成績全校第一，被縣裡最好的高中錄取了。

我幾乎是跳着回家的，想第一時間告訴母親這個好消息。

＂娘！我考上縣一中了！＂我推開家門，大聲喊道。

母親正和張主任坐在堂屋裡喝茶，聽到我的聲音，兩人同時站了起來。

＂真的？＂母親眼睛一亮，臉上浮現出久違的喜悅。

張主任也由衷地祝賀：＂不錯不錯，縣一中每年能考上重點大學的學生特別多！＂

我突然有種衝動，從口袋裡掏出那個懷錶，鄭重其事地打開：＂爸，我考上了，您看見了嗎？＂

母親的眼淚一下子涌了出來，張主任輕輕拍了拍我的肩膀，沒有說話。

那一刻，我感覺繼父就在屋子裡，微笑着看着我們。

縣一中的學費不低，加上住宿費和生活費，對我們這樣的家庭來說是一筆不小的負擔。

母親拿出了繼父留下的存摺，上面的數字讓我們都吃了一驚。

六百七十三元四角二分。

這在當時是一筆不小的錢，足夠我讀完高中有餘。

母親的手抖得厲害：＂他什麼時候攢的這麼多錢？＂

二叔被叫來確認這筆存款的來源，他沉默了一會兒，說：＂建國這幾年一直在給紡織廠的運輸隊修車，每次都是下了班加的點，還有就是幫鄰居修修家電什麼的，攢下來的錢都存起來了。＂

我想起繼父經常很晚才回家，說是廠里機器出了問題，需要加班。

原來，他是在拚命地為我攢學費。

那天晚上，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了失去繼父的痛苦，趴在枕頭上無聲地哭了很久。

懷錶就放在我的枕邊，我彷彿聽見它＂滴答滴答＂的聲音，像是繼父的心跳。

高中三年，我寄宿在學校，每個周末才回家一次。

每次回家，都能看到家裡有了新的變化。

牆壁被重新粉刷，傢具也換成了新的，院子里甚至種上了幾棵果樹。

張主任來得越來越勤，有時甚至會在我回家的那天特意買些我愛吃的菜。

母親的臉色也紅潤了許多，不再是那種憔悴的樣子。

我知道，他們之間的感情在漸漸升溫。

冬天的某個周末，我回到家，發現家裡格外溫暖。

院子里堆着新買的煤，屋裡的爐子燒得正旺，牆角還多了一台新式的電視機。

張主任坐在堂屋裡，看見我進來，有些局促地站起身：＂曉明，你回來了啊。＂

母親從廚房探出頭，臉上帶着少見的紅暈：＂餓了吧？馬上就能吃飯了。＂

飯桌上，氣氛有些沉默。

直到吃完飯，張主任才清了清嗓子：＂曉明，我和你媽有件事想和你商量。＂

我知道他要說什麼，心裏早有準備。

＂我和你媽處了這麼久，感情也穩定了，我想，如果你不反對的話，我們準備...＂

我打斷了他的話，從口袋裡掏出那個懷錶，打開來，指着裏面繼父的字條：＂張叔，我爸臨終前就說過，希望我娘能找個好人家，不要委屈自己。＂

張主任愣住了，眼睛濕潤：＂你...你同意了？＂

＂我爸很疼我娘，也很信任你，既然他都這麼說了，我還有什麼不同意的？＂我努力讓自己的聲音聽起來平靜。

母親忍不住落淚，拉過我的手：＂曉明，媽不會忘了你爸的，他在天上看着我們呢。＂

我點點頭，心裏有種說不出的釋然。

繼父走了，但他的愛仍然在保護着我們。

就這樣，在我高三的那個冬天，母親和張主任舉行了簡單的婚禮。

張主任主動提出，讓我繼續姓周，不必改姓，還說等我考上大學，他會拿出一部分積蓄資助我的學業。

高考那天，我揣着繼父的懷錶進了考場。

每答完一科，我就打開懷錶看一眼，像是在向繼父彙報。

最終，我考上了省城的大學，成為全縣為數不多的大學生之一。

臨走前的那個晚上，張主任——現在我已經叫他＂張爸＂了——拿出了一個信封，說是繼父留下的。

＂這是建國當年托我保管的，說是等你考上大學再給你。＂張爸有些哽咽。

信封里是繼父的工齡本和一張存摺，上面還有兩千多元，足夠支付我四年的學費和部分生活費。

信封底部還壓着一張發黃的照片，是繼父年輕時的樣子，穿着整齊的工裝，驕傲地站在一台大型紡織機旁。

照片背面寫着：＂願你比我走得更遠。＂

那一刻，我終於淚流滿面。

大學四年，我努力學習，最終以優異的成績畢業，被分配到省城的一家國企工作。

工作第一年，我用第一個月的工資買了一塊新的懷錶，和繼父的那塊一模一樣，只是嶄新許多。

我把它送給了母親，她泣不成聲，緊緊攥在手裡。

如今，我已成家立業，有了自己的小家。

母親和張爸搬到了城裡，和我們住得不遠，日子過得安穩幸福。

繼父的懷錶一直放在我的書桌上，每當我打開它，看到那張全家福，總能感受到生活中傳遞的溫暖，以及那個年代裏，平凡人家的堅韌與深情。

有時候我會想，人生就像這懷錶，看似簡單，卻記錄著時間的痕迹和生命的軌跡。

而我們能做的，就是珍惜當下，不負過往，活出那份傳承下來的愛與責任。

每當我女兒問起桌上的老懷錶時，我就會講述那個曾經養育我、卻沒有血緣關係的父親的故事。

＂爸爸，為什麼你總說，世上最珍貴的不是金錢，而是責任？＂女兒天真地問。

我撫摸着懷錶磨損的邊緣，微笑着回答：＂因為愛，本身就是一種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