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06月22日08:10:11 教育 1307

明代文人要當官有四條路徑，即科舉、學校選拔、舉薦、銓選。

明代中期，科舉成為最主流的為官路徑。文人需要參加縣試，合格後參加府組織的府試，前50名可以參加州每年一次舉辦的院試，成為秀才；然後參加錄科考試，獲得參加三年一次的省級鄉試的資格。鄉試要在各省的貢院考三場，考生每人一間席舍，自備試卷、筆、墨和硯，每場試卷的草卷、正捲紙各十二幅。南直隸的鄉試在南京舉行，每次錄取135名舉人。舉人有進入國子監學習或參加吏部考核、然後任官的資格。

《觀榜圖》（局部）紙本設色，（明）署名「仇英」

（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這件署名「仇英」的作品描繪了明代科舉放榜時舉子們觀榜的盛況，有在人群中奮力向前觀望者，有觀榜後失落被人扶掖而出者，有成竹在胸緩步而來者，有歡笑看熱鬧者，記錄了科舉對當時文人和社會的影響。但這件繪畫可能並非仇英所畫，僅僅是假託這位名人而已。

只有舉人，才可以參加次年在京城舉辦的會試，每次錄取250至300名「貢士」。他們可以參加緊接着進行的殿試，其中錄取的前三名狀元、榜眼、探花稱為一甲「進士及第」，之後若干名獲得二甲「進士出身」，再之後若干名獲得三甲「同進士出身」。民間將上述三甲榜單上的人稱為「進士」，他們會被直接授予官位，也連帶着一系列特權、聲譽和社會關係。對當時的文人來說，這是最為重要的「身份」或「資格」。

舉人和進士毫無疑問是當時社會的精英人群。明代276年間一共錄取了約103 000名舉人。宣德以後，每個時期生存於世的舉人約13 000人，其中只有約四分之一的人最終考中進士。每個時期生存於世的進士大致3000人，整個明代一共才錄取了24 586名進士。其中狀元一般擔任從六品的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擔任正七品的翰林院編修，二、三甲進士則要依例在各部門實習「觀政」後，分授給事中、御史、主事、行人、中書舍人等京職，或選任府推官及州、縣正官，都是七品官員。永樂以後，進士成為明朝高級和重要官員的主要來源；嘉靖以後，則幾乎成為唯一來源。

明代官員三年一考核，按考績升遷、轉任或降職。進士一開始就是七品官員，無疑佔據極大的優勢，因此明代中後期高級官員幾乎都是進士出身。而狀元、榜眼、探花進入翰林院更是職位清顯，容易接近皇帝和高級官員，也有更多機會陞官，仕途順遂者可以一路成為六部尚書和參與國家大政決策的內閣成員。明代有42位狀元、榜眼、探花入閣，占明代閣臣總數的26.09%，天順以後有「非進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內閣，南、北禮部尚書、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的說法。

學校選拔指從國子監中選拔人才任官，而進入國子監的方式又根據不同來源，分為歲貢（舉人、資深生員參加考試被錄取）、選貢（全國府學、縣學選拔）、恩貢（高官、功勛後代獲得的照顧名額）、恩生（多為三品京官子弟）、捐監（捐款購買資格）。這些太學生經過三年乃至更長時間學習考核合格後，會被授予小京官或府佐、州縣正官、教諭等職位。

舉薦在明初比較常見，各級官員可以保舉才德兼優者充任官職。但是明中後期隨着科舉制度的完善，已經極為少見。正統七年（1442年）廢除了保舉縣令的制度，正統十三年又廢除了大臣舉薦官員的制度。以後保舉制度時興時廢，只有極少數人因此成為官員。

銓選指吏部從舉人、貢生、國子監生及吏員承差、知印、書算、篆書、譯字、通事等人中擇優選任官員，一般只能擔任沒有品級的職位或低級官職。

當時因為科舉的興盛，文人士子之間在府縣就學、在省城參加鄉試、在首都參加會試時彼此經常雅集，因此文人之間交際較多，喜歡結成「文社」經常聚會，彼此呼應。文人、官員則因為親戚、同鄉、同年、同僚乃至興趣愛好等各種原因關聯社交，平日經常聚會吟詠酬唱，讓雅集成了士子文人社會交往的主要形式。當時雅集的發起者常常也是出資人，如果發起人請其他朋友出面組織聚會，就需要支付雅集活動的成本或者共同分攤成本，這已經是文人之間的默契。贈詩、送畫、題跋、和詩是當時文人士大夫之間交際的常見手段。

當時蘇州文人經常雅集，雅集的發起人或者是同輩文人、退休官員，或者某個收藏家，會邀請較好的其他同輩文人雅士一起參加，賦詩、作文、繪畫、閑談、飲宴或者同游，有時也會邀請沈周等老一輩名流參與。對當時的文人來說，參與社交性的詩、書、畫雅集活動不僅僅可以密切和親友的私人關係，更是擴大交際的手段，有時候還可以獲得報償或者發現其他機會。

《惠山茶會圖》卷，紙本設色，21.9cm×67cm

（明）文徵明（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正德十三年（1518年）清明，文徵明和蔡羽、湯珍、湯子朋、王守、王寵、潘和甫等到無錫惠山雅集，在二泉亭下取水品茶，結束之後相約賦詩作畫紀念此行，文徵明作畫，蔡羽撰《惠山茶會序》，另外數人作詩。

同一時期幾百位蘇州府的在職、退休官員，構成了一個龐大的社交網絡。各種名目的文人雅集越來越多，這些以紀游、送別、茶事、宴飲等為內容的「雅集」不僅僅是文人的清談，實際上也是布衣文人、在職官員、富商社交的方式。對蘇州來說，吳縣、長洲兩縣因為同城，這兩個地方的文人往往都有各種複雜的社交關係，他們彼此之間以及和其他友人之間經常按照慣例進行各種饋贈、社交活動，對書畫作品有大量需求。而蘇州與太湖周邊各個城鎮的交通聯繫較為方便，這些地方的文人也構成了較為緊密的聯繫。

在商場，蘇州本就是明代最重要的商業中心城市，活躍着數量眾多的本地富商以及從外地來此做生意的商人。他們有裝飾家居、社交饋贈等需求，對書畫作品有較多購買需求。可以直接觀看的繪畫相比書法更雅俗共賞，因此繪畫收藏或者用於裝飾房間在晚明受到重視，其他如木雕、玉雕、漆器等明代流行的裝飾品、使用器具裝飾都開始強調視覺特質，可以說晚明人講究視覺審美的時代，這也是吳門畫派出現和繁榮的背景。商人不僅催生了需求，也參與書畫作品的流通，一些蘇州、徽州中介商人專門從事書畫古董的中介交易，藝術品的商業價值得到凸顯，無論職業畫家還是文人畫家，都日益受到商業思維的熏陶。

當時文人士大夫之間遵照默契的禮物、人情交換形式進行社交活動，如文徵明受託請當時的蘇州知府王廷寫墓文，除了轉交禮物，還以自己寫的四本小楷《千字文》表示感謝。他也經常應邀與收藏家一起遊覽或者到別人家中小住，一般都回贈送作品給招待者。晚年時文徵明似乎也開始收取銀錢報酬，如無錫收藏家委託他為無錫秦夔的壽安堂作記，以「嘉儀」（應該指銀錢）為謝，書寫《練庄碑文》也獲得「濡潤盛儀」。

當時考中進士的文人可能僅僅是當時蘇州文人數量的幾十分之一到百分之一，還有大量的文人或者經商，或者著述，或者隱居田園，在多個行業發展。但是他們的文化認同依舊是士人的文化傳統，對詩文、書畫等人文雅事多有興緻。而且，當時社會生態中，各級官員對於社會的影響極為強大，各行各業的文人又總要和官員發生千絲萬縷的關係，文人、商人、官員之間的社交頻繁，包括各種雅集、送別、祝壽等活動。

在這種社交活動中，饋贈禮物往往是重要的環節。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嘉靖萬曆時期邀請名手創作詩文書畫、裝幀精美的冊頁、手捲成為祝賀常見禮物。書畫古董成為文化、商人、官員都普遍認可的文化商品，或者說，是比金銀更為「高雅」的文化商品。因此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明代中後期文人文集中各種贈序類、碑傳類、書牘類、題跋類詩文數量最多，吳門畫派畫家創作了那樣多的紀游圖、別號圖、祝壽圖冊等作品。難怪後人總結說「吳門畫派是中國繪畫史上最早一個與商品經濟結合的如此緊密，與商品經濟發展相適應的畫派」。

（摘自《文徵明傳：蘇州的風雅傳奇》

清華大學出版社2020年9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