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姜昊騫
匈牙利裔戰地攝影師羅伯特·卡帕（Robert Capa），以拍攝「決定性瞬間」聞名。他參加過西班牙內戰、抗日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歐洲戰場、第一次中東戰爭和第一次印支戰爭，最後在越南不幸觸雷喪命。1943年7月至1944年春，他在北非和意大利進行拍攝，經歷了諸多傳奇故事。
在被遣送回美國的前夕，他通過運氣、個人主動性與人脈，保住了在前線拍攝的機會。他是第一位拍下西西里空降行動的攝影師，因為他當時就在飛機上。他在人生的第一次跳傘行動中掛在了樹上，獲救後與西西里老農進行了超越語言的交流。西西里戰役結束後，他又乘船來到意大利本土，儘管沒有獲得跳傘的機會，但在陸上隨軍拍攝的過程中也留下了精彩的照片。
盟軍的敵僑攝影師
1943年7月10日的那一夜，匈牙利裔戰地攝影師卡帕，是在意大利西西里島（Sicily）的一棵樹上度過的。這是他人生中第二次參加傘降任務，上一次是在7月9日夜裡，不過第一次並沒有跳傘，只是拿着照相機在飛機上拍攝執行任務的美國第82空降師士兵。
對於卡帕的做法，時任第82空降師師長、後來在朝鮮戰場擔任聯合國軍總司令的馬修·李奇微（Matthew Ridgway）的評價很簡短：「那可不太常見。」
李奇微對卡帕的到來是歡迎的，因為原定的隨軍攝影師犯了腸胃病，無法執行任務。可巧的是，即將被遣送回美國的卡帕在廁所遇見了這個可憐人，於是通過他在倫敦認識的朋友、時任第9空運司令部公共關係官的克里斯·斯科特（Chris Scott）引薦，接上了李奇微的關係。
第9空運司令部負責運送盟軍空降部隊，其中就包括進攻西西里的第82空降師。卡帕本人用「奇蹟」來形容這個由個人積極性、人情關係、戰地攝影師的稀缺性、純粹的運氣共同促成的機會。這種奇蹟貫穿於《奇蹟》全書。
卡帕乘坐的飛機大概率是WACO CG-4型滑翔機，生產商是美國瓦柯飛機製造公司（Waco Aircraft Company）。該型滑翔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總交付量達13900多架，參加過西西里空降作戰、諾曼底登陸和中緬印戰場的多次行動。CG-4的額定乘員為15名士兵，不過卡帕7月9日乘坐的那一架共裝載了18名士兵，加上卡帕本人就是19人。
傘兵們分別坐在機艙的兩側，滑翔機飛越地中海期間基本都在小憩。機艙前頭的綠燈亮起代表士兵要做好準備，等紅燈亮起則移動到機尾的艙門跳下。卡帕本人坐在機艙的前側，可以拍到跳下艙門和下落中的傘兵。
他對自己的成果並不滿意。用卡帕自己的話說：「都有點輕微的失焦，曝光過度，構圖也毫無藝術可言。」
「輕微的失焦」是書名的直接來源，另一個中譯本的書名似乎更準確，也更有情趣一些：焦點不太准。這是《失焦》全書中唯一一處提到「失焦」二字的地方，儘管書中也收錄了幾張失焦的照片，其中最突出的，是諾曼底登陸中卡帕跟隨第一批進攻部隊登上奧馬哈灘頭（Omaha Beach）時拍攝的兩張（第186頁—189頁）。
失焦的原因很容易理解。在卡帕抵達西西里島目標地帶上空之前，盟軍轟炸機已經對該地進行了空襲。火力準備的另一面就是打草驚蛇，卡帕看到了從地面延伸到天空的漫天各色曳光彈。為了躲避炮火，機艙內一片漆黑，飛行員也在不停地機動避彈。
由於卡帕所能依賴的光源只有曳光彈和地面的點狀光源（燃燒中的油庫與房屋），與拍攝對象（傘兵和地面目標）的相對運動速度較快，而且潛在拍攝目標之間的距離較遠，所以確定恰當的合焦面是很困難的。比方說，卡帕的眼睛捕捉到了一名即將打開降落傘的傘兵和地面燃燒的油庫同框的場景，他首先需要選擇自己的拍攝對象。顯然，傘兵和油庫之間有着肯定相當大的未知距離，兩者只能選擇一個，如果稍有猶豫的話，卡帕就可能把對焦面定在了傘兵和油庫之間，於是他得到了一張有着兩塊大光斑的失焦嚴重的照片。
如果卡帕的手速和決斷速度足夠快，正確選擇了適合傘兵的對焦面，但恰好為了躲避一串曳光彈，CG-4的飛行員突然轉向，於是卡帕精心選擇的對焦面就失准了，結果——又是一個大光斑。曝光過度大概是閃光燈開得太過的原因，效果是圖片發白。
此外，運動模糊肯定也是卡帕一直要面對的無解難題。在這樣極具挑戰性的條件下，構圖自然是奢望了。但卡帕畢竟是第一個反映西西里空降行動的攝影記者，所以等他回到北非的基地時，「作為唯一掌握第一手信息的人，我立即成為關注的焦點」。
即使照片本身還算差強人意，但這次隨機拍攝還是讓卡帕失望了。他出生於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時來到紐約尋找工作。1940年11月匈牙利加入軸心國後，卡帕就成了沒有明確國籍的「敵僑」。
他來到歐洲的身份，是受美國畫報《科利爾》（Collier』s）委託派往英國的戰地攝影師。他以敵僑之身來到北非和意大利的精彩過程此處不表，只是要說明的是，在乘飛機從英國去北非前夕，《科利爾》發信將他召回美國。儘管他設法來到了北非，還登上了飛往西西里的滑翔機，但只要《科利爾》的信息傳到北非前線，卡帕就肯定會被送回美國。
正是為了避免這樣的前景，他才向李奇微自薦頂替因病不能拍攝的攝影師，希望拍出一些好照片，吸引到新僱主的青睞。但是，正當卡帕向「老記們」講述自己看到和聽到的細節時，克里斯向他傳來了一份噩耗，上面寫着：「《科利爾》雜誌社通知阿爾及爾公關處羅伯特·卡帕不再為他們工作。他被命令搭乘最早的交通工具返回阿爾及爾。」
卡帕如同被打了一悶棍。但克里斯隨即提出，卡帕可以參加7月10日晚間的第二次空降行動，而且是跳傘落地拍攝，那樣「幾星期里都沒人會找到你」。於是，本節開頭的那一幕就發生了。
西西里老鄉與四人小分隊
卡帕掛在樹上時，大部隊早已登陸。從7月10日凌晨2點45分開始，盟軍在西西里島東部和南部170千米上的26處主要灘頭登陸。因此，卡帕在樹上感到有「無數子彈在我周圍飛過」，害怕得不敢大聲呼救。
儘管這是卡帕第二次參加空降行動，但他的跳傘技術並沒有顯著提高。據他在《失焦》中所說：「關於跳傘我只知道我要用左腳跨出那道門，然後默默數1000……2000……3000，如果降落傘沒有打開，我就要拉緊降落傘的拉繩……輪到我的時候，我的左腳跨進前方的黑暗中。那時我還迷迷糊糊的，沒有數那一千兩千，而是大叫着：『被炒的攝影師來了。』……不到一分鐘，我降落在森林中間的一棵樹上。」
從最後的結果來看，卡帕的運氣還是不錯的。強風讓大量傘兵偏離了預定目標。截止到7月14日，有一半的美國傘兵沒能抵達預定集結點。英國傘兵的情況也好不到哪裡去，在7月9日的行動中，英軍動用了147架滑翔機，其中只有12架抵達預定地點，69架墜海，溺亡士兵達200人以上。英國第1空降師師長喬治·F. 霍普金森少將（George F. Hopkinson），抓着飛機殘骸在海上漂了好幾個小時，最後才被一艘登陸艦搭救。
西西里，特洛伊那，1943年8月6日，美軍對山頂的德軍據點進行了一周的轟炸，最先進入鎮中的美軍偵察部隊發現一些意大利平民被困其中。
三名美國傘兵解救了卡帕，於是四人組成了一個失散小分隊。卡帕講述了四個人的西西里歷險記。為了避免引起敵人的注意，他們在森林裏只能在樹與樹之間遊走。森林外的一座農舍映入了他們的眼帘，一名西西里老農民給卡帕開了門。卡帕完全不懂意大利語，但他本人1936年至1939年一直在拍攝西班牙內戰，因此多少會一些西班牙語。
根據語言學網站「民族語」（Ethnologue）的數據，西班牙語與意大利語的詞彙相似度為82%。意思是在一個標準化詞彙表中，有82%的西班牙語詞彙能找到一個發音和意義都相似的意大利語詞彙。儘管這兩門語言如此相似，但西西里老農與四人小隊的橋樑卻是由其他材料製成的。
首先，或許與他的曾祖父是西西里人有關，卡帕有一些地中海人種的面貌特徵，這讓老農抱着他喊：「西西里人，西西里人！」其次，老農不斷地重複「Brook-a-leen」，聽上去應該類似於「布魯卡林」，也就是美國紐約的布魯克林區（Brooklyn），而恰好也有一名美國士兵是布魯克林人。最後，或許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我們說明了美國人喜歡西西里人，西西里人也喜歡美國人；美國人恨德國人，西西里人也恨德國人。」
通過四人攜帶的地圖，老農向他們指出德軍已經向島的內地走了，而且周圍應該沒有德軍了。最後，老農還給他們贈送了飲食，四人隨後回到森林中躲避。三天後，俗稱「大紅1師」的美國第1步兵師的先頭部隊碰上了他們，隨即他們開始隨着大部隊進軍了。
從攝影角度看，這次奇遇帶給卡帕的收穫比前一天晚上還要少，只有一張給他們指路的西西里老農的肖像。不過，這張照片並不是第105頁中的老農指路圖，後者發生在7月31日至8月6日的特洛伊那之戰（Battle of Troina）。
特洛伊那是一座西西里島中部偏北的小鎮，德軍依託連綿不斷的山丘修建了大量防禦工事與火力點。跟上大部隊後，卡帕拍攝了許多優秀照片，比如西西里島首府巴勒莫（Palermo）郊外意大利人民歡迎盟軍的場景（第98頁，第100-101頁）；從嘴角到耳朵有一道疤痕的巴勒莫意大利軍司令向美國將軍傑弗里·凱斯（Geoffrey Keyes）投降；美軍士兵一邊摟着意大利女人（也許是女友？），一邊享受着意大利老人的擦鞋服務（第102頁）……
在巴勒莫，卡帕托一名在北非認識的美國大兵將膠捲交給了美國《生活》雜誌。不久，卡帕就成為了《生活》聘請的戰地攝影師，還發表了長篇報道講述他在西西里島的經歷。更重要的是，他終於有了合法的安穩身份，可以繼續在前線工作了。
等了19個月的第二次跳傘
西西里島戰役迅速結束了。7月22日，盟軍就開進了巴勒莫城。卡帕在總督府臨時客串了一次翻譯官，用法語在凱斯將軍和意大利軍司令之間傳話。不過，他並沒有在城中停留太久。很快，他就要跟隨美國第16步兵團去攻打特洛伊那了，這是卡帕「第一次從頭到尾跟隨一次進攻」。
卡帕以拍攝「決定性瞬間」聞名，在西班牙內戰期間就拍下了疑似擺拍的名作《倒下的士兵》。但在特洛伊那的丘陵之間，他只拍到了一些「簡單」的「好照片」，它們「顯示了戰爭是多麼的無聊和平凡」。
在第107頁的照片中，一名叼着煙的男子抱着一名女孩，女孩歪着腦袋，衣服破破爛爛的，從左腳掌到膝蓋纏着紗布。背後的屋裡有一名眼神憂鬱的成年女子往外看着，旁邊的牆上原本應該貼着兩張海報，不過現在已經被撕掉了。這樣的場景與巴勒莫城郊那民眾竭誠歡迎、勃勃生機、萬物競發的境界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也許這就是遭受過戰火與沒遭受過的人的區別吧，儘管他們生活在同一個島上，儘管他們可能不久前還同樣高喊着「Duce！」（領袖！）的口號。
齊伍茲山口，索倫托半島制高點，1943年9月前哨戰地之外的散兵坑。
特洛伊那被炮火摧毀，德軍撤退前拋下了死傷的意大利平民，戰士們和卡帕只感到疲倦和噁心，就連《生活》決定聘用卡帕的消息都讓他高興不起來。用他的話說：「我覺得自己留在特洛伊那的沒有工作的敵僑身份才是這場戰爭更真實的一部分，《生活》雜誌的特派戰地記者可能永遠都比不上他。」
8月，卡帕和大批記者一起回到了北非盟軍總部所在地阿爾及爾（Alger）。在那裡，公關處主任喬·菲利普斯（Joe Phillips）將記者們逐個叫進房間布置任務。輪到卡帕時，菲利普斯說：「卡帕，我相信你是個天生的傘兵。」
對於一個只跳過一次傘，還掛在了樹上的人來說，這很難說是不是真誠的讚美。公關處大概只是想再次派他跟隨空降部隊拍攝吧。幾個小時後，記者們便啟程前往阿爾及爾以東約800千米的凱魯萬（Kairouan）空軍基地。
但是，期待中的跳傘行動一再拖延。在烈日下白等了好幾天後，卡帕乘運輸船前往西西里島的利卡塔（Licata）。9月8日，正當他做好準備空降時，李奇微將軍將意大利停戰的信息告訴了他，還說接替墨索里尼出任意大利首相的巴多格里奧元帥（Pietro Badoglio）做出了保證，說會將德軍驅逐出羅馬，方便盟軍飛機在羅馬機場降落。
當然，我們知道，德軍在巴多格里奧公布停戰宣言當日就包圍了羅馬。9月9日凌晨，首相與國王等人匆忙逃出羅馬。這意味着，不管是跳傘還是乘坐飛機，脫下跳傘服，換上粉紅色褲子的卡帕一時半會兒都到不了羅馬了。意大利的戰事一直持續到1945年。
在1944年春季返回倫敦前，卡帕在意大利經歷了比特洛伊那規模更大，也更加殘酷的戰鬥。在意大利南部的潘塔努山（Mount Pantano），他目睹了每隔四五米就有一個，每個至少有一具屍體的散兵坑。在南意大利第一大城市那不勒斯（Naples），他拍下了被德軍留下的重型炸彈摧毀的中央郵局。
至於卡帕的第二次跳傘行動，那要等到1945年3月23日的「戰利品行動」了，作戰目標是萊茵河對岸的德軍防線。這一次，卡帕學會了在跳下飛機前先數1000、2000、3000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