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都柏林文學獎獲獎作品《失蹤孩子檔案》出版

近期，由世紀文景出版的瓦萊里婭·路易塞利小說《失蹤孩子檔案》是2021年國際IMPAC都柏林文學獎獲獎作品。路易塞利已經成為西班牙語文學和英語文學世界中年輕一代女性作者的代表之一。此前文景已經出版過她的隨筆集《假證件》以及她的小說《我牙齒的故事》《沒有重量的人》。

路易塞利向來關注空間、旅行和遷徙。《假證件》中的敘述者漫遊在各種各樣的都市空間中；《沒有重量的人》則描繪了紐約這座城市以及在紐約生活過的寫作者。《失蹤孩子檔案》在主題上仍然與前作有所關聯，但它書寫的並非某一座城市，而是一個家庭從紐約出發，不斷駛向美墨邊境的公路旅行。相比以往的作品，它更關注個體的私人世界和公共生活之間密切相連的關係。和那種具有深度的時間感、歷史感的生活相比，現在我們生活在一個更為空間化的世界裏——不同地方的人群越來越頻繁地流動、交換，衝突和矛盾也因此變得普遍而日常，與此同時，伴侶和家人也常常不得不經歷物理空間上的分隔。如何面對這種困境成為許多當代人的共同問題。

這部小說的主人公是一對從事聲音研究和聲音記錄工作的夫婦。「我」和「我」的丈夫帶着他們的兩個孩子——一對沒有血緣關係的兄妹，即男方的兒子和女方的女兒——踏上了從紐約開車去往美國西南部的旅程。妻子發現自己無法幫助墨西哥移民曼努埃拉把她滯留在拘留中心的兩個女兒帶回身邊，這些問題促使她決定實施一個有關邊境兒童危機的聲音紀實項目，聚焦於那些有關非法入境兒童的庭審現場；而丈夫則開始對美洲土地上的印第安原住民阿帕切人發生了興趣，並打算嚴肅地研究這個部族的歷史，他希望通過自己的工作重新講述美國土地上那些曾被消滅、被驅趕的居民的故事。

兩人懷着不同的目的上路了。他們深知這是他們最後一次家庭旅行，在此之後他們就會徹底分離。在他們不斷向西旅行的過程中，家人之間的紐帶開始磨損，孩子們也在消化和理解家庭的危機以及新聞廣播中呈現的更大範圍內的危機——無數兒童試圖穿過邊境進入美國，卻被拘留，或者直接在沙漠里失蹤……直到有一天，家中十歲的男孩發現了母親試圖尋找曼努埃拉女兒的意圖，於是瞞着父母，偷偷帶着五歲的妹妹動身上路尋找這兩個女孩。

小說在書寫「我」的公路旅行和家庭故事同時，也穿插着作者所虛構的一部叫作《失蹤兒童輓歌》的小說文本。《失蹤兒童輓歌》講述的是七個孩子在一個男人的帶領下坐在火車頂上非法越境的旅程，一路上他們歷盡艱險，其中還有一個孩子付出了生命，最終六個孩子才終於倖存下來。這個故事也從另一個角度講述了現實中許多中美洲移民兒童的充滿危險和苦難的旅程。

路易塞利1983年生於墨西哥，長期生活在紐約。《失蹤孩子檔案》對墨西哥和中美洲移民問題的關注，也包含了路易塞利自己身為移民的身份認同和由此出發的現實關切。之所以會出現大量跨越美墨邊境的難民兒童，是因為根據美國的移民政策，無人陪伴的未成年人入境後，如果滿足庇護或救濟條件，就能夠在美國居住而不被遣返，因此許多兒童和青少年試圖在缺乏成年人陪伴的情況下入境。而這一現象的更為根本的原因則在於墨西哥和拉丁美洲的惡劣的經濟狀況和社會治安環境。

都柏林文學獎評委這樣評價這本書：「兩段旅程——從墨西哥來到美國邊境的移民兒童，以及從紐約旅行到美墨邊境的關係脆弱的年輕夫婦——交匯在這部充滿想像力的、深情的、獨具一格的小說中。作者將文學、音樂、地圖、攝影和其他包含多重敘事聲音的文獻材料交織在一起，創造了一部傑作，它既是迷人、抒情的公路小說，也是一部豐厚的沉思錄。」愛爾蘭著名作家科爾姆·托賓在頒獎時說：「《失蹤孩子檔案》的故事也在那些經典故事裏有跡可循：塞萬提斯、凱魯亞克、約瑟夫·康拉德、科馬克·麥卡錫。……在路易塞利筆下的每段旅程中，人物都用複雜的方式回應着生活。她又為小說增添了道德上的嚴肅性：這不僅僅是一個家庭在路上的故事，更講述着這家人旅途經過的複雜的世界。不僅僅是路上的風景、人對待風景的感知，也更是關於步步緊逼的政治環境、當下的歷史，那些遺失的線索，內容消失的檔案。」

正如這些評價指出的那樣，路易塞利為小說這一文體注入了新的活力，她不僅利用多重敘事視角和多層次的文本，同時還為小說增加了「檔案」的維度。小說展示了主人公後備廂里各個文件存儲盒裡的諸多檔案——包括照片、書籍、筆記本、地圖等等，見證着有關移民、遷徙的歷史以及有關聲音研究的諸多信息。這些檔案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外部世界的客觀性，持續提醒讀者在追蹤這個家庭故事同時也應該關注這一家人所處的外部環境。總體上看，整個故事展現了公共世界對於家庭和個體生活的深刻影響。作者試圖表達的是，我們每個人追求個體幸福與成就的歷程，無法真正超脫社會語境中那些最主要的那些矛盾和困境。

更為重要的是，小說最主要的篇幅是透過一個女性細膩、敏感的視角來敘述的，女主人公試圖幫助的曼努埃拉也是一個女性和母親，而整部小說都縈繞着路易塞利身為女性對於他者的敏感的體貼與同情。在作者看來，一方面，女性有能力進入公共生活，女性的情感力量能夠喚醒人們關注他人的苦難，促使更多的人投身積極的政治行動；另一方面，女性也有必要進入公共生活，小說中的家庭儘管面臨解體，但「我」和孩子在面對社會危機時始終在相互學習、相互激勵，展現了一種更為理想、開放和民主的家庭關係——成為一個能夠幫助他人的人、為一個更美好和安全的社會而努力，實際上也正是家庭教育的題中之義。

編輯/韓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