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企打工人能當院士了

2025年05月10日21:50:19 科技 4725

近日,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分別發布2025年院士增選指南,兩年一度的院士增選工作正式啟動。

根據指南,兩院此次增選名額各增加最多100名。更令人矚目的是,中國工程院明確將8個名額主要用於支持民營科技領軍企業候選人。這是中國工程院首次為民企院士候選人設立專項名額。多位受訪者認為,這代表着兩院院士增選正在打破“三位老哥”——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和大型國企的“主場”地位,院士大門向民企的敞開正式寫入指南。

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與科學文化研究院教授李俠對《中國新聞周刊》稱,這一變化符合多年來的院士制度改革趨勢,即自然科學回歸重大理論發現、工程科學回歸解決重大問題的既定軌道。未來會有更多的企業科學家成為院士,助力更多創新成果湧現。

與此同時,有受訪者指出,民企候選人增選和其餘通道增選一樣,還需進一步明確利益相關者的迴避機制,克服任人唯親、打招呼、錢權“貪功”等評價困境,具體執行方案仍待“試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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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波院士公園中的院士雕像。圖/視覺中國

開啟新的評價路徑

今年的兩院院士增選是2023年院士制度關鍵改革後的第一屆。兩院最多各100名的增選名額為歷年最高。2023年的上一屆增選,中國科學院院士計劃增選名額79名,實際當選59人;中國工程院院士計劃增選名額不超過90名,實際當選74人;計劃名額與當選人數缺口創下2009年以來歷次增選的最大紀錄。

有受訪院士指出,上一屆院士增選開啟了政策的一系列收緊與革新,在提名、評審等多個環節都做出了重大調整。例如改革後,中國科學院在第一輪評審中引入了外部同行專家盲評,取代了原先主要由學部內部院士評審的模式。北京某“雙一流”高校理科院士朱永向《中國新聞周刊》表示,從推薦者的要求,到候選人資格的嚴格限定,再到評選流程的優化重塑,院士增選制度正在變得更加公平公正。院士稱號需要回歸其學術性的本質。

那麼,本屆增選名額的增加是否可以視為一種補償?朱永認為,補償是錯覺,從2023年增選結果來看,“寧缺毋濫”是未來基調,當選人數與計劃名額的差異可能保持。

在李俠看來,名額增加多少並不重要,關鍵是名額與有價值的成果數量是否匹配。與其將名額差異歸結為政策收緊,不如說是“學術水分”逐漸被抽乾的徵兆。“學界想看到的是真正創新性成果的湧現,顯然成果數量與預期還存在差距。”

本次增選政策延續了向國家急需的關鍵領域、新興交叉學科、國家重大科研任務等方面的傾斜,這對那些發展迅速但院士人數較少的學科領域發展起到了推動作用。而另一股顯著的推動力量則來自民營企業候選通道。

根據增選指南,中國科學院此次增選名額的增長分布在各個學部,在名額分配方案中單獨列出了“特別推薦領域”,有8個名額作為“另行安排”。而中國工程院的各學部名額在近兩屆增選中保持不變,變化主要體現在特別通道候選人、支持在西部邊遠地區工作20年以上的候選人,以及支持民營科技領軍企業的候選人。

中國工程院在發布增選指南的同時,也發布了關於組織提名院士候選人的函,其中提到向中國工程院報送的候選人中,來自企業科研一線的候選人比例建議為30%左右,個別企業專家較少的領域可放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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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6月24日,全國科技大會、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大會、兩院院士大會在京召開。圖/視覺中國

民營企業科學家和管理者入選院士已有先例。北京理工大學教育學教授、蘭州文理學院常務副校長王頂明對《中國新聞周刊》稱,自2019年以來,兩院聯合中國科協提出,要“特別關注”在企業,特別是在基層和民營企業技術創新方面做出重大貢獻的專家,從他們中推選院士候選人。當年,阿里巴巴集團首席技術官王堅當選中國工程院院士,就是院士制度改革探索的一個明確信號。

此外,2009年和2021年還分別有3位和2位民企候選人當選中國工程院院士。但截至目前,中國工程院院士人選仍以高校、科研機構和國企為主,中國科學院院士更是僅有2007年一名民企候選人入選。2023年,國內共有133人當選兩院院士,其中,央企有3位科學家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11位科學家當選中國工程院院士,而民企候選人則沒有人入選。

朱永認為,正式開啟的民營企業候選人通道將顯著拓寬院士評選的視野,篩選更多真成果,為民營科技領軍人才提供更加明確的入選機會。來自民企的院士數量將迎來上升。

王頂明指出,推選民企院士候選人,不僅是對民企工程科技成果的認可和鼓勵,更是國家創新體系的一種格局性重塑。據全國工商聯2024年統計,民營企業貢獻了全國70%以上的技術創新成果,50%以上的研發投入和研發人員。隨着今年deepseek等科技企業異軍突起,這股創新力量需要自上而下的政策引導,從而發揮其在未來產業新賽道中的“鯰魚效應”,推動產業升級。

李俠則認為,這項增選革新是國家科技布局補短板之下的一種選擇。鑒於民企已撐起國內經濟的“半壁江山”,國內科技論文總量已位居世界第一,國內更需要在實業與製造業領域提升技術薄弱環節,這樣解決“卡脖子”問題的同時,又可以為經濟發展提供新的增長點。在愈發激烈的國際競爭環境下,這種選擇尤為緊迫。

院士頭銜能為企業帶來什麼?一位不願具名的中國科學院院士向《中國新聞周刊》分析,企業候選人的當選能夠強化企業內部職能發揮,提高管理層科學決策水平。院士作為頂級科學家,可以影響管理層的價值判斷,一定程度上避免企業可支配資源錯配,降低投資活動的不確定性風險。

同時,院士的光環和高社會聲譽能夠幫助企業樹立形象,使企業更容易受到潛在投資者青睞。但朱永指出,這是一把雙刃劍,高關注度將放大企業本身決策和經營狀況的優劣,聲譽成本增加。企業在有人當選院士後能否“承其重”,這將考驗企業創新成果的持續輸出能力。

在李俠看來,本次增選釋放的最積極信號還是新評價路徑的開啟。“這是從以前的論文、頭銜堆砌向成果落地的轉變,希望以此為科技界樹立新的評價標準,讓科技進一步服務社會。”

“市場表現可作為最重要評價標準”

“不過,這並不代表deepseek創始人梁文鋒等在硬科技圈嶄露頭角的年輕企業家,能夠馬上問鼎院士頭銜。”朱永向《中國新聞周刊》指出。

據增選指南,中國工程院的特別通道候選人、支持邊遠地區候選人和民營企業候選人三個方面的名額最終將統籌使用,因此今年是否有8位民企候選人當選還未可知。此外,朱永認為,兩院尚未對外發布如何評審、投票機制等相關評選細則,如何評審、誰來評、遵循怎樣的投票機制,還有待觀察。

據《中國新聞周刊》梳理,2023年院士制度改革後,第一輪專家盲評中,外部專家包括長江學者、國家傑出青年科學基金獲得者以及部分海外華人學者。同行評議機制中,首先要明確的是“誰是同行”的問題。多位受訪專家提到,對於科技企業來說,其突破方向通常很“專”,因此同行評議應以與被評議對象專業相同、研究領域非常相近的“小同行”為主。但這樣的專家很可能並不容易找,因為越新的領域權威專家就越少。

衡量指標也需要更多考量。前述中國科學院院士指出,高被引論文、國家科技三大獎等榮譽類似“伯樂”,能夠顯著提高候選人被發現以及當選的概率。轉換到民營企業中,這類指標可能會變成企業取得的可衡量的成就,例如專利發明、業績等。

多位受訪者提到,如果按照當前評審流程,對參評人員科研成果進行評價時,參評專家會從自身角度對不同評價指標賦予不同的權重,當評價指標之間存在高度相關時,會出現權重失靈。而論文、專利、國家獎等因素通常是相關的。也就是說,強者愈強、弱者愈弱的馬太效應,企業候選人仍難倖免。

公平問題隨之而來。在朱永看來,之前有許多國企高管憑領導之功當選院士,已受到學術界詬病。民企科技人員參選院士也面臨同樣的挑戰:參選的究竟是 “科技老闆”還是“科技專家”?他指出,往屆提名的民企候選人中,大部分仍是企業創始人或“一把手”,他們在創業初期對企業的貢獻有目共睹,但在後期的技術創新中究竟做了多大貢獻,則需要認真鑒別。

與2023年相比,中國科學院2025年增選工作相關文件中,多次強調“打破論資排輩”,並在推薦材料填寫的相關條款中,明確表示“不以被推薦人獲得的項目名稱或崗位稱號等作為學術水平和成就的依據”。

朱永說,如果用賽制來類比院士增選模式,提名與推薦階段相當於“資格賽”,而此後的兩輪評審就是“錦標賽”。目前,引入外部同行專家盲評等實施辦法一定程度上完善了“錦標賽”階段的迴避制度,但“資格賽”階段依然很可能是“論資排輩”的。“候選次數對院士當選概率也有正向影響,存在明顯的‘排隊’傾向,多次候選過的人入選概率更大。”朱永說。

更直觀的解決方案也許是改變提名和評價方式。李俠認為不應給民企候選人的專業領域設限,也不用“搞平衡”,只要取得世界性成就、解決了重大國計民生問題的科技人員,就應入選。“不用看民企候選人申報材料說了什麼,甚至像美國科學院院士一樣不用自主申報,市場表現或者說業績可以作為最重要的評價標準。”

在多位受訪者看來,此次增選工作的重點將是尋找擴容與質量把控間的平衡,公平公正仍是最大的挑戰。如何客觀評價企業家的貢獻,如何協調企業經營與公共科研利益的平衡等問題,都需要謹慎處理。這些挑戰的解決,將直接決定着未來類似政策能否持續有效地發揮積極作用。

4月25日,中國科協發布通知,強調要嚴格遵守《中國科協推薦(提名)院士候選人工作“十不準”》,確保推選工作公平公正,不受非學術因素干擾。“十不準”提到,候選人不準以彙報等名義拜訪全國性學術團體、專家等有關單位和人員,為推薦進行活動。參評專家應堅決抵制各種干擾推選、搞公關、拉選票等不當行為。

但朱永指出,目前仍有一些細節需要明確,例如如何界定和舉報“拉票”現象。他認為,既然院士制度改革的方向是回歸科學性、榮譽性,那麼涉及科學和榮譽的部分就要向所有人敞開,接受公眾審視質詢,在有問題時第一時間進行調查,被調查方應在回應中給出翔實舉證。另外,也要確保退出機制的公正執行。

王頂明建議,院士評價改革應進一步明確資深科學家的利益相關者迴避機制,減少“拉票助選”“打招呼”“跑院士”等阻礙正常評價的陋習。操作過程中,把關不僅依賴於個體的自律,更需要完善基於學術網絡、師承關係等客觀證據建立的評價監督體系。

(文中朱永為化名)

發於2025.5.12總第1186期《中國新聞周刊》雜誌

雜誌標題:民企院士候選人的春天來了?

記者:周遊

編輯:杜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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