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離失所的人(作者：弗蘭納里·奧康納）

1

肖特利太太打算站在山上，孔雀跟着她一路上山。她和孔雀一個在前，一個在後，看上去像一列完整的隊伍。她抱着胳膊，爬上山頂，就彷彿成了偉大的農婦：發現危險的徵兆便出來看看出了什麼事。她懷着山脈般的雄偉自信，用兩條粗壯的腿站立着，身軀如同狹長堅實的花崗岩，兩道冰藍色的目光直刺前方，探究一切。午後熾白的太陽佯裝成入侵者，匍匐在參差的雲層後面，她對這些視而不見，注視着由公路岔出來的紅泥路。

孔雀停在她身後，它的尾巴——在陽光下閃爍着金綠和藍色的光澤——稍稍翹起，剛好不拖到地面。兩側的羽翼如同飄浮的裙裾般伸展，腦袋在藍色蘆稈似的長脖子上向後望着，彷彿被遠處只有它能看見的什麼東西吸引。

肖特利太太看見一輛黑色汽車開出公路駛入大門。差不多十五英尺遠的工具屋附近，阿斯特和薩爾克這兩個黑人停下手裡的活看着。他們躲在一棵桑樹後面，但是肖特利太太知道他們在那兒。

麥克英特爾太太走下台階來迎接那輛車。她綻放着大大的笑容，但即便肖特利太太隔了這麼遠，還是能察覺到她的不安。來的人只不過是雇來做幫工的，就像肖特利他們一家，或者黑人們一樣。但是這個地方的主人卻親自出來迎接。看看她，穿着最好的衣服，戴着一串珠子，這會兒正咧着嘴奔出來。

車在走道前停下，她也停下。神父第一個下車。他是個長腿老頭，身穿黑衣，頭戴白帽，反系著領結，肖特利太太知道，當神父希望被認出是神父的時候，就會這樣打扮。這些人正是這位神父安排來的。他打開後車門，跳出來兩個孩子，一個男孩和一個女孩，接着，緩緩走出來一個棕色皮膚、花生形身材的女人。然後前門打開了，走出來一個男人，那個難民。他很矮，背有點凹陷，戴着副金框眼鏡。

肖特利太太的視線先是聚焦在他身上，然後又擴展到了女人和兩個孩子的全景。最先讓她感到特別奇怪的是，他們和其他人沒什麼不同。之前她每次想象他們，腦海中都會出現三隻熊，走成一溜，腳蹬荷蘭木鞋，頭戴水手帽，身穿系著很多紐扣的鮮艷外套。但是那個女人穿着的衣服她自己也會穿，孩子們也穿得和周圍其他人沒什麼兩樣。男人穿着卡其布褲子和一件藍襯衫。當麥克英特爾太太向他伸出手時，他突然彎腰親吻了那隻手。

肖特利太太猛地抬手捂住了嘴，又立刻放下，興奮地在屁股上搓來搓去。如果肖特利先生要吻她的手，麥克英特爾太太肯定把他痛打一頓，不過反正肖特利先生也不會吻她。他沒空四處勾搭。

她眯眼細看。男孩站在人群中間講話。他大概是那家人里最會說英語的，在波蘭學了一點，於是他聽他父親說波蘭語，翻成英文，再聽麥克英特爾太太說英文，翻成波蘭語。神父告訴麥克英特爾太太男孩名叫魯道夫，十二歲，女孩名叫史萊吉韋格，九歲。史萊吉韋格在肖特利太太聽來就像是一隻蟲子的名字，反過來也一樣，好比你叫一個男孩鮑爾維威爾。他們的姓都只有他們自己和神父才能念得出來。肖特利太太只聽到什麼格波胡克。她和麥克英特爾太太在為他們的到來做準備時，整整一星期都管他們叫格波胡克一家。

為了迎接他們，準備工作可真不少，因為他們自己什麼都沒有，連一件傢具、一條床單和一隻碗都沒有，所有的東西都得從麥克英特爾太太自己廢置不用的物件里拼湊。她們從這兒搜羅到一件不成套的傢具，又從那兒搜羅到一件，再把印花的雞飼料麻袋做成窗帘，因為紅色麻袋不夠，就做了兩塊紅的，一塊綠的。麥克英特爾太太說她沒多少錢，買不起窗帘。“他們不會說閑話。”肖特利太太說，“你以為他們能認得出顏色？”麥克英特爾太太說過，這些人經歷了那麼多事情以後，應該對獲得的任何東西都心懷感恩。她說，想想看，他們交了多大的好運才能從那邊逃到這兒來。

肖特利太太想起曾經看過一部新聞短片，光着身子的屍體在一間小小的屋子裡堆成小山，胳膊和腿纏在一起，一個腦袋耷拉在這兒，一個腦袋擠在那兒，一隻腳，一個膝蓋，應該被蓋住的部分支棱了出來，一隻舉起的手裡什麼都攥不住。你還沒有來得及意識到這一切都是真的，並且記在頭腦中，畫面就變了，一個空洞的聲音說：“時光飛逝！”這樣的事情每天都在歐洲發生，那裡不如美國發達，肖特利太太懷着優越感，突然冒出這樣的念頭，他們格波胡克一家就像是帶着傷寒病毒的老鼠，會直接把所有殺人的法子都遠渡重洋帶到這裡。如果他們在那兒經歷過這樣的遭遇，誰能保證他們不會對其他人如法炮製？這個問題的寬泛度差點嚇到了她。她的胃像小腹中發生地震一般微微抽搐，她不由自主下山，前去接受介紹，像是打算立刻探究出他們的勾當。

她走上前去，挺着肚子，仰着腦袋，抱着胳膊，靴子輕輕地拍打着粗壯的雙腿。距離那群比手畫腳的人十五英尺遠處，她停下腳步，注視着麥克英特爾太太的後頸，讓他們意識到她的存在。麥克英特爾太太是個六十歲的矮個兒女人，長着一張皺巴巴的圓臉，紅色的劉海幾乎蓋住兩條描得高高的橘紅色眉毛。她有一張小小的娃娃嘴，睜大眼睛的時候，眼珠是淡藍色的，但是她眯起眼睛檢查牛奶罐時，卻像是鋼鐵或花崗岩。她死了一個丈夫，離過兩次婚，肖特利太太尊敬她，沒人能糊弄她——哈哈，或許除了肖特利一家。她伸手指指肖特利太太，然後對魯道夫說：“這是肖特利太太。肖特利先生是我的牛奶工。肖特利先生呢？”肖特利太太仍然抱着胳膊走上前來，麥克英特爾太太說：“我想讓他見見古扎克一家。”

現在又變成古扎克了。她不想當面叫他們格波胡克。“強西在穀倉里，”肖特利太太說，“他可不像那些黑人，沒工夫在灌木叢里休息。”

她的視線先是掠過這群難民的頭頂，然後慢慢往下盤旋，如同滑翔在空中的禿鷹，直到找到屍體的殘骸。她站得遠遠的，這樣那個男人就沒法親吻她的手。他用綠色的小眼睛直愣愣地看着她，咧開一個大大的微笑，嘴裡的一邊沒有牙齒。肖特利太太不苟言笑，把注意力轉向那個站在母親身邊晃着肩膀的小女孩。她長長的頭髮編成兩根羊角辮，她雖然有個蟲子的名字，但不可否認是個美人兒。她比肖特利太太的兩個女兒安妮·莫德和薩拉·梅都要好看，那兩個女兒一個快要十五歲，一個快要十七歲，但是安妮·莫德不長個子，而薩拉·梅的一隻眼睛斜視。她又把這個外國男孩和自己的兒子H.C.比較，H.C.大大佔了上風。H.C.二十歲了，身材和她一樣，戴着眼鏡。他現在去了主日學校，畢業以後要建立自己的教堂。他有一副渾厚美妙的好嗓子，適合唱讚美詩，什麼東西都推銷得出去。肖特利太太看着牧師，想起來這些人沒有高尚的信仰。無從知曉這些人信仰什麼，因為愚昧還沒有被革除。她眼前再次浮現出堆滿屍體的房間。

神父自己也用外國腔說話，他說著英語，卻像是塞了一喉嚨的稻草。他長着一隻大鼻子，禿頭，長方臉。她打量着他的時候，他張開大嘴，指着她身後說：“啊！”

肖特利太太轉了個身。孔雀站在她身後幾尺遠的地方，微微昂着腦袋。

“多美的鳥兒啊！”神父咕噥着。

“不過是多了一張要喂的嘴。”麥克英特爾太太朝孔雀瞥了一眼。

“它什麼時候會開屏呢？”神父問。

“得看它高興，”她說，“這個地方曾經有二三十隻孔雀，我讓它自生自滅了。我不喜歡半夜裡聽到它們叫個不停。”

“太美了。”牧師說，“滿滿一尾的陽光。”他輕輕踮腳走過去，低頭看孔雀的背，精美的金綠色圖案從那兒開始蔓延。孔雀一動不動地站着，像是剛從陽光充沛的高處下來，供他們欣賞。神父其貌不揚的紅臉俯在上方，泛着喜悅的光芒。

肖特利太太不悅地往一邊撇撇嘴。“不過是只孔雀而已。”她低聲說。

麥克英特爾太太挑起橘紅色的眉毛，遞了個眼神，像是在說老頭不過是童心未泯罷了。“哦，我們得帶古扎克一家去看看他們的新家。”她不耐煩地說完，把他們趕回車裡。孔雀朝着兩個黑人藏身的桑樹走去，神父轉回聚精會神的臉，坐上車，把這群難民帶去他們要住的棚屋。

肖特利太太一直等到轎車在視野中消失，才繞到了桑樹後面，站在距離兩個黑人身後大概十英尺處，一個老頭拎着半桶牛食，另一個皮膚髮黃的男孩生着一隻土撥鼠似的腦袋，戴着頂圓圓的氈帽。“唔，”肖特利太太慢慢說，“你們已經看得夠久了，覺得他們怎麼樣？”

老頭阿斯特直起身來。“我們一直在看，”他像是在對她說著什麼新聞，“他們是誰？”

“他們從海那邊過來，”肖特利太太揮了揮胳膊，“就是所謂的難民。”

“難民，”他說，“哦，天哪！那是什麼意思？”

“意思是說他們離開了自己出生的地方，又沒地方去——好比你從這兒跑了，又沒人收留你。”

“但他們像是要待在這兒。”老頭思忖着說，“要是他們待在這兒，不就有地方住了嗎？”

“是啊，”另一個人應和着，“他們要待在這兒。”

黑人的思維缺乏邏輯常常激怒肖特利太太。“他們沒有待在應該待的地方，”她說，“他們應該回到那邊去，那邊的一切他們都熟悉。這裡比他們來的地方先進。但是你們現在最好小心點，”她點點頭說，“現在外面有成百上千像他們那樣的人，我知道麥克英特爾太太說了什麼。”

“說了什麼？”年輕人問。

“現在住的地方不好找，不管是白人還是黑人，但是我聽出了她話里的意思。”她揚聲說。

“你什麼都聽得出。”老頭說著向前傾了傾身子像是要離開，卻又沒有挪步。

“我聽到她說，‘那群懶惰的黑鬼這回要知道敬畏上主了！’”肖特利太太響亮地說。

老頭起身離開。“她一天到晚說這個。”他說，“哈哈，真的。”

“你最好去穀倉里幫幫肖特利先生，”她對另一個黑人說，“你以為她付工錢給你是幹嗎的？”

“是肖特利先生打發我出來的，”黑人咕噥着，“是他叫我去干別的。”

“那你最好馬上就去干。”肖特利太太站在原地直到他離開，然後又站了一會兒，思忖着，無神的目光落在孔雀的尾巴前方。孔雀跳在樹上，尾巴垂落在她跟前，上面滿是長着眼睛的耀眼行星，每隻眼睛都鑲嵌着綠邊，一會兒金色一會兒橘色的陽光在上面閃爍。她原本或許會看到一幅宇宙圖景，但是她心不在焉，也沒有注意到天空中的斑點打破了樹木沉悶的綠色。她的心裡有一幅圖景。她看到成千上萬的黑人正朝這片新大陸湧來，而她自己則像一個巨大的天使，伸出像房子一樣寬闊的翅膀，告訴黑人，他們得另覓他處。她轉向穀倉的方向，沉思着，露出傲慢滿足的表情。

她斜斜走向穀倉，在別人看到她之前便能往裡望一眼。強西·肖特利先生正蹲在門口一頭黑白花大奶牛腳邊，調整最後一台擠奶機。他的下唇中間銜着一根半寸長的香煙。肖特利太太仔細地觀察了一小會兒。“她要是看到或者聽說你在穀倉里抽煙，會大發雷霆的。”她說。

肖特利先生抬起一張刻滿皺紋的臉，他臉頰凹陷，生着水泡的嘴角兩邊有兩道長長的法令紋。“你會告訴她嗎？”他問。

“她自己長着鼻子。”肖特利太太說。

肖特利先生看似隨意地使出自己的絕招，他用舌尖捲起煙頭，吞進嘴裡，然後緊閉着嘴唇站起來，走出穀倉，讚許地好好打量了一番自己的老婆，把滅了的煙屁股啐進草叢裡。

“呃，強西。”她說，“呃，呃。”她用腳尖挖了個小洞，把煙屁股埋了起來。肖特利先生的這種把戲實際上是在示愛。他追她的時候，既沒有彈吉他，也沒有送給她任何漂亮玩意兒，而是坐在她家門廊台階上，一言不發，模仿癱瘓的人，撐起身體吞雲吐霧。等香煙燒到合適的長度，他便滿懷愛意地注視着她，張開嘴，把煙屁股含進去，然後坐在那兒，假裝吞了下去。他每次這麼干，她就愛得發狂，恨不得把他的帽子拉下來遮住眼睛，抱着他死在一起。

“哦。”她跟在他身後走進穀倉，“格波胡克家的人來了，她想讓你見見他們，她問，‘肖特利先生呢？’我說，‘他沒空……’”

“肯定是叫我幫他們拎行李。”肖特利先生蹲回奶牛旁邊。

“你覺得那男人連英文都聽不懂，能開拖拉機嗎？”她問，“我覺得她在他們身上花這些錢根本不值得。那個男孩會說英文，但是他看起來太秀氣了。能幹活的不能說英文，能說英文的不能幹活。她還不如多雇幾個黑人呢。”

“要是我的話就雇黑人。”肖特利先生說。

“她說外面還有成百上千那樣的難民，她想要多少，神父就能幫她弄來多少。”

“她最好別和那個神父糾纏不清。”肖特利先生說。

“神父看上去不聰明，”肖特利太太說，“——有點蠢。”

“我才不需要羅馬教皇教我怎麼擠奶。”肖特利先生說。

“他們不是意大利人，是波蘭人，”她說，“波蘭屍體成堆。你還記得那些屍體嗎？”

“我猜他們最多待三個星期。”肖特利先生說。

三個星期後，麥克英特爾太太和肖特利太太一起開車去甘蔗地，看古扎克先生操作青貯切割機，這台新機器是麥克英特爾太太剛買的，因為她說，第一次有人可以操作了。古扎克先生會操作拖拉機、旋轉乾草捆紮機、青貯切割機、收割機、碾磨機，她有的機器，他都會用。他是個能幹的技工、木匠、泥瓦匠。節儉，有幹勁。麥克英特爾太太說單單是維修費用，他一個月就能替她節省二十塊。她說僱傭他是她這輩子干過最漂亮的事。他會用擠奶機，而且特別愛乾淨，從來不抽煙。

她把車停在甘蔗地邊上，她們下了車。年輕的黑人薩爾克正把大車往青貯切割機上套，而古扎克先生正把青貯切割機接上拖拉機。他先幹完手上的活，把礙事的黑人男孩推開，自己把大車套上了切割機，怒氣沖沖地打手勢要鎚子和螺絲起子。他的手腳太利落，別人幫不上忙。黑人讓他不耐煩。

上個星期吃午飯的時候，他正好碰見薩爾克拿着麻袋偷偷鑽進關小火雞的雞棚。他看到薩爾克從空地上抓了一隻大到能烤了吃的火雞，塞進麻袋，把麻袋藏在外套底下。他跟着薩爾克走到穀倉，把他撲倒，拖到麥克英特爾太太的後門，在她跟前把剛剛發生的一切演示了一遍，而黑人在旁邊咕噥着抱怨說，如果他偷了火雞，萬能的主就賜他一死，他只不過把雞抓出來，往它頭上塗黑鞋油，因為它脾氣暴躁。他在耶穌面前發誓說，如果有半句假話，萬能的上帝就賜他一死。麥克英特爾讓他把火雞放回去，然後花了很長時間和波蘭人解釋說所有的黑人都偷東西。她最後不得不把魯道夫叫來，和他說英語，再讓他用波蘭語向他父親轉述，古扎克先生走的時候一臉震驚和失望。

肖特利太太站在旁邊，巴望着青貯切割機出點問題，但是一切正常。古扎克先生的身手迅速準確。他像只猴子似的跳上拖拉機，把巨大的橙色切割機拖進田裡；不出一會兒，綠色的青貯就從管子里噴入大車。他沿着一排排甘蔗顛簸前進，直到消失不見，機器的轟鳴聲也漸漸遠去。

麥克英特爾太太高興地鬆了口氣。“終於，”她說，“我有了一個可靠的人。這麼多年來我都被一群廢物擾得團團轉。廢物啊。沒用的白人渣滓，還有黑人。”她嘀咕着。“他們已經把我榨乾了。在你們之前，我雇過瑞菲爾德家、考林斯家、傑瑞爾家、博金家、品金家、赫瑞家，天知道還有哪家，沒有一家走的時候不從我這兒順手牽羊的。一家都沒有！”

肖特利太太鎮靜地聽着，因為她明白，如果肖特利太太把她也看成渣滓的話，她們就不會在一起討論渣滓了。她們都不喜歡渣滓。麥克英特爾太太繼續長篇大論，肖特利太太已經聽過不知多少次了。“我管理這個地方整整三十年，”她緊鎖着眉頭眺望田野，“常常差點就撐不過去。別人都覺得我有錢。我得繳稅，交保險，付維修費，買飼料。”她振作起來，挺起胸膛，小小的手抱住胳膊肘。“自從法官死後，”她說，“我差點入不敷出，他們走的時候還個個順手牽羊。黑人不走——他們待在這兒偷。黑人覺得有錢人他都能偷，白人渣滓覺得有錢人都雇得起他們這樣不中用的貨色。我有的只不過是腳下的泥土！”

肖特利太太心想，人來人走還不是你說了算，不過她並不總是把心裡話說出來。她站在一旁，等麥克英特爾太太把話說完，但是這次的結束語和往常不一樣。“不過我終於得救了！”麥克英特爾太太說。“一人受苦，他人獲益。那個人，”她指着難民消失的地方，“——他得幹活！他想幹活！”她轉向肖特利太太，皺巴巴的臉容光煥發。“那個人是我的救世主！”她說。

肖特利太太直直看着前方，視線彷彿穿透了甘蔗地和山丘，刺向另外一邊。“我懷疑救世主是惡魔派來的。”她慢吞吞地說。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麥克英特爾太太嚴厲地看着她。

肖特利太太搖搖頭，不再說話。事實上她沒什麼可說的，因為這個念頭轉瞬即逝。她之前從沒仔細思忖過惡魔，因為覺得宗教從本質上來說，是那些沒腦子的人用來驅邪的。而對她這樣的聰明人來說，宗教不過是一種唱唱聖歌的社交活動；要是仔細想過，她會把惡魔當成首領，把上帝想成擁躉。難民們的到來，讓她不得不把很多事情重新想一想。

“我知道史萊吉韋格對安妮·莫德說了什麼，”她說，而麥克英特爾太太謹慎得沒有發問，卻俯身折斷一根檫樹的嫩枝嚼了起來，於是她用一種欲言又止的口吻繼續說，“他們四個人一個月拿七十塊，待不長的。”

“給他加點工錢也值，”麥克英特爾太太說，“他給我省了錢。”

這就差不多是在說強西從來沒替她省過錢。強西早晨四點就起床給她的奶牛擠奶，不畏嚴寒酷暑，而且堅持了兩年。他們是跟隨她時間最長的人。他們得到的感恩卻是她暗示說他們從沒為她省過錢。

“肖特利先生今天好點了嗎？”麥克英特爾太太問。

肖特利太太覺得她差不多該問起這件事了。肖特利先生已經生病卧床兩天。古扎克先生除了自己的活之外，還接手了擠奶的活。“沒有，”她說，“醫生說他操勞過度。”

“要是肖特利先生操勞過度，”麥克英特爾太太說，“那他一定還兼了其他私活。”她幾乎眯着眼睛看着肖特利太太，像是在打量牛奶罐頭的罐底。

肖特利太太一言不發，但是她心中的疑慮如同黑暗的雷雲。事實上肖特利先生確實在偷偷干私活，但這是一個自由的國家，麥克英特爾太太管不着。肖特利先生製作威士忌。他在這地方最偏僻的角落裡有個小小的作坊，當然是在麥克英特爾太太的土地上，但是麥克英特爾太太只是名義上擁有那塊地，並沒有開墾，那是一塊與任何人無關的荒地。肖特利先生不怕幹活。他早晨四點起床擠牛奶，中午應該休息的時候，他便去料理作坊。不是每個男人都能這麼幹活的。黑人知道他的作坊，但是他也知道他們的，所以彼此相安無事。不過這個地方現在有外國人了，這些人全知全覺卻不通人情，來自戰火不斷的國家，宗教也沒有經歷革新——這樣的人，你時刻都得提防。她覺得應該有針對他們的法律。他們沒理由不能繼續待在那兒，取代那些死於戰爭和屠殺的人。

“還有，”她突然說，“史萊吉韋格說，他爸爸一有錢就要買輛二手車，一旦他有車了，他們就會離開你。”

“我付給他的錢他存不下來，”麥克英特爾太太說，“我不擔心這個。當然，”她說，“如果肖特利先生不能幹活，我就得讓古扎克先生一直擠奶，那就得多付他些錢了。他倒是不抽煙。”這已經是她一周里第五次指出這點了。

“沒有人幹活比強西努力，”肖特利太太強調說，“沒有人擠奶比他熟練，沒有人比他更像基督徒。”她抱着胳膊，目光探向遠方。又響起拖拉機和青貯切割機的轟鳴聲，古扎克先生從那排甘蔗的另一頭繞了一圈回來了。“不是每個人都這樣。”她嘀咕着。她思忖着要是那個波蘭人發現了強西的作坊，是不是能認得出來。那些人麻煩就麻煩在，你說不准他們知道些什麼。古扎克先生一笑，歐洲就出現在肖特利太太的想象中，神秘、邪惡，根本就是惡魔的試驗站。

拖拉機、青貯切割機和大車轟隆隆地顛簸着，從他們跟前軋過。“要是讓人和騾子來干這活，還不知道要干多久。”麥克英特爾太太嚷嚷着，“照這個速度，我們兩天就能把整片地收割完。”

“可能吧，”肖特利太太嘀咕着，“只要不發生可怕的事故。”她想着拖拉機竟然讓騾子變得不值一錢。如今騾子已經沒用了。她提醒自己說，接下來就輪到黑人了。

下午，她對正在牧場上往施肥機里添肥料的阿斯特和薩爾克解釋了目前的情況。她坐在小棚下面的鹽磚旁邊，肚子貼着膝蓋，胳膊擱在肚子上。“你們這些黑人最好都當心點，”她說，“你們知道的，從一頭騾子身上能撈到多少。”

“什麼都撈不到，真的，”老頭說，“一點都撈不到。”

“沒有拖拉機的時候，”她說，“騾子還有用。沒有難民的時候，黑人還有用。快了快了，”她預言，“很快就沒有黑人講話的份了。”

老頭禮貌地笑笑。“沒錯，”他說，“哈哈。”

年輕人什麼都沒說。他一臉陰沉，等肖特利太太回屋以後，他說：“大肚婆搞得好像無所不知。”

“沒事，”老頭說，“你地位太低，沒人會和你爭論這個。”

直到肖特利先生又回去擠奶了，她才對他講起對小作坊的擔心。一天晚上他們躺在床上，她說：“那個男人鬼鬼祟祟的。”

肖特利先生把手放在瘦骨嶙峋的胸口，作挺屍狀。

“鬼鬼祟祟的，”她繼續說，用膝蓋用力踢了踢他的身側，“誰猜得透他知道什麼，不知道什麼？誰知道要是他發現了，會不會馬上去告訴她？你怎麼知道他們在歐洲不釀酒？他們會開拖拉機。他們什麼機器都會用。你倒是說啊。”

“別煩我。”肖特利先生說，“我是個死人。”

“他那雙小眼睛一看就是外國人，”她嘀咕着，“還有他聳肩的樣子，”她支起肩膀聳了幾下，“他怎麼老聳肩呢？”她問。

“如果大家都像我這樣死透了，就沒有麻煩了。”肖特利先生說。

“那個神父，”她咕噥着，沉默了一會兒，接著說，“他們在歐洲可能有其他釀酒的辦法，但是我估計他們都知道。他們滿腦子歪門邪道。他們沒有開化革新過。他們的信仰和一千年前沒有差別。只能是惡魔乾的。總是打來打去。爭論不休。然後把我們扯進去。他們不是已經把我們扯進去兩次了嗎，我們還傻頭傻腦地過去，幫他們擺平，然後他們再回到這裡，四處打探，發現你的作坊以後再去向她彙報。時刻準備親吻她的手。你在聽我說嗎？”

“沒有。”肖特利先生說。

“我還要告訴你一件事。”她說，“不管是不是說英語，要是你說什麼他都懂我也不吃驚。”

“我不會說其他話。”肖特利先生喃喃。

“我懷疑，”她說，“不出多久，這兒就沒有黑人了。我告訴你，我寧可要黑人，也不要那些波蘭人。還有，到時候我要護着黑人。你回想一下格波胡克第一次來的時候，是怎麼和他們握手的，像是不知道區別似的，像是他和他們一樣黑，但是他發現薩爾克偷火雞時，卻逮了個正着去告訴她。我知道薩爾克在偷火雞。我本可以自己去告訴她的。”

肖特利先生呼吸輕柔，像是已經睡著了。

“黑人不知道自己什麼時候有朋友。”她說，“我再告訴你一件事。我從史萊吉韋格那兒打聽到很多事。史萊吉韋格說他們在波蘭住在一幢磚屋裡，一天晚上，一個男人過來叫他們天亮前離開。你相信他們曾經住在磚屋裡嗎？

“扯淡，”她說，“完全是扯淡。我覺得木屋就夠好了。強西，”她說，“轉過來。我不想看到黑人被虧待，然後跑掉。我很同情黑人和窮人。我一直這樣不是嗎？”她問，“我是說，我向來都是黑人和窮人的朋友吧？”

“到時候，”她說，“我要站在黑人一邊。我不會眼睜睜看着神父把黑人統統趕走的。”

麥克英特爾太太買了個新拖耙，和一輛帶升降機的拖拉機，因為她說自己頭一次僱到了會操作機器的人。她和肖特利太太開車去後面的田野檢查前一天他耙過的地。“幹得太漂亮了！”麥克英特爾太太環顧着起伏的紅土地。

自從難民開始為麥克英特爾太太幹活，她就變了，肖特利太太仔細地觀察到了這些變化：她言行舉止像個暗地裡發了財的人，不再像過去那樣對肖特利太太袒露心扉。肖特利太太懷疑神父是變化的根源。他們都很狡猾。起初他帶她進教堂，接着他便把手伸進她的錢包。唉，她真是太傻了！肖特利太太自己有一個秘密。她知道難民正在做一件會把麥克英特爾太太擊潰的事情。“我還是那句話，他每個月賺七十塊錢，在這兒待不久。”她咕噥着。她打算保守這個秘密，只有肖特利先生知道。

“嗯。”麥克英特爾太太說，“我可能得攆走一個人，好付他更多的錢。”

肖特利太太點點頭，表示她已經知道了一段時間。“我不是說那些黑人不應該被趕走，”她說，“但是他們只能儘力干好自己會幹的活，你讓他們幹活就得在旁邊盯着他們幹完。”

“法官也是這麼說的。”麥克英特爾太太讚許地看着她。法官是她的第一任丈夫，這塊地方是他留下來的。肖特利太太聽說麥克英特爾太太嫁給他的時候，她三十歲，他七十五歲，麥克英特爾太太以為丈夫一死，她就會變成有錢人，但是那個老頭是個惡棍，清算遺產的時候，他們發現他一個子都沒有。他留給她的就是這五十英畝地和一幢房子。但是麥克英特爾太太說起他的時候總是滿懷敬意，常常引用他的話，像是“一人受苦，他人獲益”，以及“你知道的魔鬼要好過你不知道的魔鬼”。

“但是，”肖特利太太說，“你知道的魔鬼要好過你不知道的魔鬼”。她不得不轉過頭去，不讓麥克英特爾太太看到她在偷笑。她從老頭阿斯特那兒打聽到了難民在搞什麼勾當，除了肖特利先生，她誰都沒告訴。肖特利先生聽了像爬出墳墓的拉撒路一樣，從床上直直跳了起來。

“閉嘴！”他說。

“真的。”她說。

“不可能。”肖特利先生說。

“真的。”她說。

肖特利先生直直地躺回去。

“波蘭人什麼都不懂。”肖特利太太說，“我覺得都是神父教唆他乾的。都怪神父。”

神父不時過來看看古扎克一家，也會順路拜訪麥克英特爾太太，他們會在這兒四處走走，她指給他看改觀的地方，聽他說個不停。肖特利太太突然意識到，神父是在說服麥克英特爾太太再雇一家波蘭人過來。要是有兩家人在這兒，他們就只說波蘭語了呢！黑人們走了以後，兩家人一起對付肖特利先生和她自己！她開始想象一場語言之戰，看見波蘭詞語和英語詞語彼此對抗，圍追堵截，沒有句子，只有詞語，嘰里咕嚕，嘰里咕嚕，嘰里咕嚕，破口大罵，尖聲尖氣，圍追堵截，扭成一團。她看見骯髒的、全知的、未經革新的波蘭詞語往乾淨的英語詞語上扔泥巴，直到每個詞語都變得一樣臟。她看見所有死去的髒字兒堆在房間里，他們的詞語和她的詞語像新聞短片里的裸屍一樣堆在一起。她無聲地哭喊着：“主啊，把我從撒旦的骯髒勢力中拯救出來吧！”從那天起，她特別專註地讀起了《聖經》。她細讀了《啟示錄》，引用《先知書》里的話，不久，她對自己的人生有了更深沉的思考。她清楚地認識到世界的意義是一個預先計劃好的謎。她懷疑自己是這個計劃中特殊的一部分，因為她是個強者，對此她一點也不吃驚。她發現全能的主創造出強者，讓他們做他們應該做的，她感到自己被召喚的時候會做好準備。此刻她覺得自己的任務是監視神父。

神父的來訪愈發激怒她。上次他來的時候，到處拾羽毛。他找到兩根孔雀羽毛、四五根火雞羽毛、一根棕色母雞的羽毛，像捧着束花似的帶走了。這種愚蠢的舉動完全沒有騙過肖特利太太。他就在這兒：把遊盪的外國人帶到不屬於他們的地方，引起糾紛，驅趕黑人，在正義之士里安插巴比倫大蕩婦！不管他什麼時候來，她都藏在暗處監視他，直到他離開。

一個星期天的下午，她產生了幻覺。肖特利先生膝蓋疼，於是她去替他趕牛，她抱着胳膊慢慢穿過牧場，注視着遠處低低的雲層，像一排排白色的魚被沖刷到浩瀚的藍色沙灘上。走完一個斜坡後她停了停，筋疲力盡地喘着氣，因為她太重了，而且也不復年輕。不時能感覺到自己的心臟像小孩的拳頭似的，在她的胸口一緊一松，這種感覺出現時，她的思緒一下子停滯了，就像一具巨大的軀殼漫無目的地走來走去，但是她腿腳抖也不抖地爬上了斜坡，站在坡頂，頗為自得。她正看着的時候，天空突然像舞台帷幕一樣從兩邊合上，一個巨大的身影站立在她面前。像晌午的太陽般泛着白金色的光芒。它沒有固定的形狀，但是周圍飛快轉動着火輪，火輪里有兇狠的黑眼睛。她無法判斷這個身影是要向前還是向後，因為它光芒萬丈。為了看清楚，她閉上眼睛，它變成了血紅色，輪子變成了白色。一個非常洪亮的聲音說出了那個詞：“預言！”

她站在那兒，稍稍蹣跚，卻站得筆直，她緊閉雙眼，握住拳頭，遮陽草帽低低地壓在額頭上。“邪惡民族的子孫將被屠殺，”她大聲說，“腿安在原本胳膊的位置，腳對着臉，耳朵長在手掌里。誰還是完整的？誰還是完整的？誰？”

她立刻睜開眼睛。天空裡布滿白色的魚，被看不見的浪頭懶懶地托住，遠處被淹沒的片片陽光不時閃現，像是正被沖刷到彼岸。她木然地把一隻腳踏在另一隻前面，直到穿過牧場，來到場院。她暈頭轉向地走過穀倉，沒有和肖特利先生說話。她繼續沿路往前走，直到看到神父的車停在麥克英特爾太太的屋前。“又來了。”她嘀咕着，“來搞破壞。”

麥克英特爾太太和神父在院子里散步。為了不和他們迎面撞上，她左轉鑽進了飼料屋，這是一個單間的棚屋，一邊堆着裝飼料的印花麻袋。一個角落裡散落着牡蠣殼，牆上貼着幾張髒兮兮的舊日曆，上面印着牛飼料和各種專利葯的廣告。有一張畫上印着一個穿禮服留鬍子的紳士，他握着瓶子，腳下有一行字：“這個神奇的發現治好了我的便秘。”肖特利太太一直感覺和這個男人很親近，他像是她熟識的一位大人物，但是現在她滿腦子都是神父危險的存在。她站在兩塊木板的縫隙後面向外張望，看到神父和麥克英特爾太太正漫步走向飼料屋旁邊的火雞孵化棚。

“啊！”他們走近孵化棚的時候神父說，“看那些小雞仔！”他俯身透過鐵絲網眯眼往裡看。

肖特利太太撇撇嘴。

“你覺得古扎克一家會離開我嗎？”麥克英特爾太太問，“你覺得他們會去芝加哥或其他類似的地方嗎？”

“他們現在幹嗎要這麼做？”神父用手指逗弄着一隻火雞，大鼻子靠在鐵絲網上。

“為了錢。”麥克英特爾太太說。

“啊，那就多給他們一點錢。”他漠不關心地說，“他們也得過日子啊。”

“我也是啊。”麥克英特爾太太嘀咕，“這樣的話，我就得攆走其他人。”

“肖特利一家幹得還滿意嗎？”他問，他對火雞的興趣明顯更大。

“上個月我有五次發現肖特利先生在穀倉里抽煙，”麥克英特爾太太說，“五次。”

“那黑人怎麼樣？”

“他們撒謊、偷東西，整天都得看着他們。”她說。

“嘖嘖。”他說，“你打算讓誰離開呢？”

“我打算明天通知肖特利先生，讓他在一個月內離開。”麥克英特爾太太說。

神父正忙着把手指伸進鐵絲網裡，像是沒聽到她說的話。肖特利太太一屁股坐在一袋敞口的產卵雞飼料上，周圍揚起一片飼料粉末。她發現自己正直直盯着對面的牆，日曆上的紳士握着神奇的發現，但她卻視而不見。她看着前方，似乎什麼都沒看見。接着她起身跑回了家，臉紅得像爆發的火山。

她打開所有的抽屜，從床底下拖出盒子和破舊的行李箱。她不停地把抽屜里的東西統統倒進盒子，都顧不上摘下頭上的遮陽帽。她讓兩個女兒也跟着一起干。肖特利先生進來的時候，她看都不看他，只是用一隻胳膊繼續打包，一隻胳膊指着他說：“把車開到後門，你不想等着被攆走吧。”

肖特利先生這輩子都沒有質疑過她的無所不知。他用半秒鐘思索了整件事情，便沉着臉退出門去，把車開到了後門。

他們把兩個鐵床綁上車頂，床裡面塞着兩把搖椅，又在搖椅間卷了兩張床墊。頂上綁了一箱雞。車裡裝滿舊的行李箱和盒子，留了一小塊地方給安妮·莫德和薩拉·梅。他們從下午一直干到半夜，肖特利太太決心已定，他們要在凌晨四點前離開這裡，並且認定肖特利先生不應該再在這兒調試擠奶機。她一直在幹活，臉色飛快地由紅轉白，又由白轉紅。

黎明之前下起毛毛細雨，他們準備上路。一家人擠進車裡，蜷在盒子、包袱和一捆捆鋪蓋中間。方方正正的黑色汽車啟動時發出比平常更響的咯吱聲，像是在抗議負重。后座上，兩個瘦高的金髮女孩坐在一疊盒子上，一隻比格獵犬和一隻帶了兩隻貓仔的貓藏在毯子底下。車子像一輛超載又漏水的方舟，慢慢離開他們的棚屋，經過麥克英特爾太太的白房子，她正在沉沉的睡夢中——根本不知道今天早晨肖特利先生不會幫她的奶牛擠奶了——經過山頂上波蘭人的棚屋，沿路往下向大門駛去，兩個黑人正一前一後地走去幫忙擠奶。他們直直望着這輛車和車裡的人，但即便昏黃的車燈照亮了他們的臉，他們也禮貌地表現得什麼都沒看到，或者不管怎麼說，覺得眼前看到的沒有什麼大不了的。超載的車或許只是昏暗的清晨飄過的一團迷霧。他們繼續勻速前進，沒有回望。

空中升起一輪暗黃色的太陽，天空和公路一樣平滑灰暗。崎嶇不平、雜草叢生的田野往公路兩邊延伸出去。“我們去哪兒？”肖特利先生第一次發問。

肖特利太太坐着，一隻腳擱在包袱上，膝蓋抵着肚子。肖特利先生的胳膊肘幾乎戳到她的鼻子底下，薩拉·梅光着的左腳支到前座，碰到她的耳朵。

“我們去哪兒？”肖特利先生又問了一遍，她依然沒有回答，於是他轉過頭來看着她。

燥熱慢慢膨脹，蔓延到她的整張臉，像是要湧起來做最後一擊。儘管一條腿蜷在身子下面，一個膝蓋幾乎頂到脖子，她仍然坐得直直的，但是冷冷的藍眼睛毫無神采。眼睛裡的一切景象彷彿都翻了個面，看向她的內心。她突然同時抓住肖特利先生的手肘和薩拉·梅的腳，拉扯起來，像是要把這兩截多餘的肢體安在自己的身上。

肖特利先生罵罵咧咧地立刻停車，薩拉·梅嚷嚷着要下車，但是肖特利太太似乎打算立刻把整輛車重新布局。她拍拍前面，拍拍後面，抓住一切能抓住的東西，抱在懷裡，肖特利先生的頭、薩拉·梅的腿、貓、一捆白色的鋪蓋、自己像大大的滿月似的膝蓋；接着她臉上的狂怒突然轉變成驚愕，抓着東西的手也鬆開了。一隻眼睛向另一隻靠攏，她一動不動，彷彿安靜地崩潰了。

兩個女孩不知道她怎麼了，開口說：“我們去哪兒，媽媽？我們去哪兒？”她們以為她是在開玩笑，而父母目不轉睛地望着她，似乎正在裝死。她們不知道母親經歷了很多，在曾經屬於她的世界裡再也沒有容身之地。她們被眼前平滑灰暗的公路嚇到了，不斷用越來越尖利的聲音一遍遍問：“我們去哪兒，媽媽？我們去哪兒？”而母親巨大的身軀依然靠在座位上，眼睛像是藍色的玻璃，彷彿第一次認真凝視着祖國廣袤的邊境。

2

“好啦，”麥克英特爾太太對老黑人說，“沒有他們我們也能行。我們看着他們來了又走——不管是黑人還是白人。”她站在牛棚里，老黑人正在打掃，而她手裡握着個耙子，不時從角落裡耙出一根玉米棒子，或者指出一塊老黑人沒有清掃到的濕濕的地面。發現肖特利一家離開時她很高興，這樣她就不用攆他們走。她雇的人總是離她而去——因為他們就是這種人。她雇過的所有家庭中，除了難民一家，肖特利家是最好的。他們不算是渣滓；肖特利太太是個好女人，她會想念她的，但是法官說過，世事兩難全，而且她對難民很滿意。“我們看着他們來了又走。”她又滿意地說了一遍。

“我和您，”老頭彎腰把鋤頭拖到了飼料架底下，“還在這兒。”

她準確捕捉到了他語氣中的意味。一道道陽光透過開裂的天花板照到他的背上，把他分割成三部分。她看着他修長的雙手握着鋤頭，佝僂衰老的身影湊在手上。她對自己說，或許你到這兒的時間比我早，但看來等你走了我還在這兒。“我半輩子都在應付沒用的人，”她嚴肅地說，“現在終於熬到頭了。”

“黑人和白人，”他說，“是一樣的。”

“我熬到頭了。”她又說了一遍，飛快地拉了拉那件深色罩衫的領子，她把罩衫當作斗篷披在肩上。她戴着一頂黑色寬檐兒草帽，是她二十年前花了二十塊買的，現在被用作遮陽帽。“錢是罪惡的根源，”她說，“法官每天都這麼說。他說他痛恨金錢。他說你們黑人這麼傲慢是因為流通的錢太多。”

老黑人認識法官。“法官說他渴望有一天窮得雇不起黑人幹活。”他說，“他說到了那一天，世界就再次站起來了。”

她身體前傾，手叉在胯上，伸着脖子說：“哼，那天已經快要到來了，我告訴你們每個人：你們最好放聰明點。我不用再忍受愚蠢了。我現在有幹活的人。”

老頭知道什麼時候應該搭話，什麼時候不應該。他最後說：“我們看着他們來了又走。”

“但是肖特利家還不是最差勁的。”她說，“我清清楚楚記得加利特家。”

“他們後面是考林斯家。”他說。

“不對，是瑞菲爾德家。”

“主啊，瑞菲爾德家！”他咕噥着。

“他們沒一個人想幹活。”她說。

“我們看着他們來了又走，”他像是在唱頌，“但是過去從沒有過一個人，”他直起身子來和她面對面，“和現在這個人一樣。”他膚色發黃，老眼昏花，眼珠像是掛在蛛網背後。

她深深看了他一眼，直到他又俯身握起鋤頭，把刨花堆到獨輪車旁邊。她冷冷地說：“就在肖特利先生打定主意要去清掃穀倉的那點時間裡，他都已經清掃完了。”

“他是從波蘭來的。”老頭嘀咕着。

“是從波蘭來的。”

“波蘭和這兒不一樣。”他說，“他們做事的方式不同。”他嘰里咕嚕不知道在嘟囔些什麼。

“你在說什麼？”她說，“你對他有什麼看法的話，就大聲說出來。”

他一言不發，顫顫巍巍地蜷起膝蓋，用耙子慢慢清理飼料架底下。

“如果你知道他做了什麼不該做的事情，我希望你向我彙報。”她說。

“不是說他應該不應該做，”他嘀咕着，“而是別人都不那麼做。”

“你對他沒意見吧。”她簡慢地說，“他要在這兒待下去。”

“我們只不過是沒見過他這樣的人。”他低聲說著，露出禮貌的笑容。

“時代變了。”她說，“你知道這個世界發生了什麼嗎？它在膨脹。人太多了，只有聰明、節儉、有幹勁的人才能生存。”她在手掌上敲出聰明、節儉、有幹勁這幾個詞語。穿過長長的隔欄一路望過去，她看見難民正握着綠色的水管站在敞開的穀倉門邊。他的身影僵硬，她覺得自己得慢慢地走近他，即便在思想上也是如此。她認定這是因為她無法和他輕鬆攀談。每次和他說話，她發現自己都在嚷嚷和不住地點頭，而且她發覺總有個黑人躲在最近的棚屋裡監視。

“真的！”她坐在飼料架上抱起胳膊。“我想好了，我在這兒遇上的渣滓已足夠耗盡我一輩子了，我以後再也不要和肖特利家、瑞菲爾德家或考林斯家攪在一起，世界上有的是幹活的人。”

“為什麼會有那麼多多餘的人？”他問。

“人都是自私的。”她說，“他們生了太多孩子，已經喪失理智。”

他抓起獨輪車把手，退出門去，又停下來，半邊身體在陽光里，他站在那兒嚼着口香糖，像是忘了該往哪個方向去。

“你們這些黑人還沒有意識到，”她說，“我是這兒管事的。如果你們不工作，我就賺不到錢來付你們工資。你們都倚靠我，但是你們每個人卻表現得好像事情是倒過來的。”

從他的臉上看不出他是否聽到她的這番話。最後他推着獨輪車走出門去。“法官說他知道的魔鬼好過他不知道的。”他口齒清晰地低聲說，推着小車走了。

她起身跟在他後面，額頭中間的紅色劉海下出現一道深深的豎形凹槽。“法官早就不付這兒的賬單了。”她尖聲說。

他是這兒的黑人里唯一一個認識法官的，他以為這樣就了不起。他看不起她的另外兩位丈夫克魯姆先生和麥克英特爾先生，她每次離婚，他都用含蓄禮貌的方式祝賀她。他覺得有必要的時候，會在她的窗下幹活。他自言自語，展開一場謹慎的、拐彎抹角的討論，自問自答，反覆幾次。有一次她悄悄站起來，重重拉下窗戶，以至於他差點跌倒。他偶爾和孔雀說話。孔雀跟着他溜達，眼睛穩穩地盯着他屁股口袋裡支出來的玉米穗，或者，孔雀會坐在他身邊啄自己。有一次她在敞開的廚房門邊聽到他對孔雀說：“我記得過去這兒有二十隻孔雀，現在只有你和兩隻母雞了。克魯姆在的時候有十二隻，麥克英特爾在的時候有五隻。現在就剩下你和兩隻母雞了。”

她立刻邁出門去站到門廊上說：“克魯姆先生和麥克英特爾先生！我不想再聽到你說這兩個名字了。你搞搞清楚：等這隻孔雀死了，就再也沒有孔雀了。”

她之所以還養着這隻孔雀不過是出於迷信，擔心惹惱了墳墓里的法官。他喜歡看着孔雀們在周圍走來走去，因為這讓他感覺自己很有錢。她的三任丈夫里，法官和她最貼近，儘管她只親手埋葬過他一個人。他就葬在後面玉米地圈出來的一小片祖墳里，和他的母親、父親、祖父、三個姑奶奶以及兩個夭折的堂兄埋在一起。她的第二任丈夫克魯姆先生在四十英里外的州立精神病院，她估計她的上一任丈夫麥克英特爾先生正在佛羅里達某個酒店房間里爛醉。但是法官和他的家人一起埋在玉米地里，永遠在家。

她嫁給法官的時候，他已經是個老頭了，她看上他的錢，但還有一個她自己都無法承認的原因是，她喜歡他。他是個抽鼻煙的臟老頭，在法院工作，有錢到全郡聞名，他穿短靴，系領結，穿黑色條紋的灰西裝，不分冬夏地戴一頂發黃的巴拿馬帽子。他的牙齒和頭髮都被煙草熏黃了，面孔是黏土般的粉色，坑坑窪窪的，上面布滿一道道神秘的史前記號，像是和化石一起出土的。他身上總有股汗濕鈔票的特殊氣味，但是他從來不帶錢，連一個子都不帶。她為他做了幾個月秘書，老頭犀利的眼睛立刻發現這個女人愛慕他。他們結婚後的三年是麥克英特爾太太人生中最快樂幸福的日子，但是他死了以後，她才知道他破產了。他留給她一幢抵押出去的房子和五十英畝地，他在死前設法把樹都砍了。這彷彿是他成功人生的最後一次勝利，他把所有的東西都帶走了。

但是她活了下來。儘管遇見一連串連老頭自己都很難對付的佃農和擠奶工，她還是活了下來，一直對付着一幫喜怒無常的黑人，甚至還時不時地與敲詐犯、牛販子、伐木工人較勁，還有湊在一起開卡車來的買賣人，在院子里大聲按喇叭。

她身體稍稍往後仰，在罩衫底下抱着胳膊，滿意地看着難民關上水管，消失在穀倉里。她同情他，這個可憐人被逐出波蘭，穿越歐洲，不得不棲身於陌生國家的一間棚屋裡，但是她無需為此負責。她自己也有過艱難的處境。她知道什麼是奮鬥。人人都得奮鬥。穿越歐洲來到這裡的路上，古扎克先生的一切都是別人給的，他可能奮鬥得還不夠。她給了他工作。不知道他是否對此心懷感恩。除了他幹活努力外，她對他一無所知。事實上他對她來說還不夠真實。他就彷彿是她見證和談論的奇蹟，她卻仍然無法相信。

她看見他從穀倉里出來，和正從場院後面走來的薩爾克打了招呼。他比畫著從口袋裡掏出什麼東西，然後他們兩個人便站在那裡盯着看。她沿着小路朝他們走去。黑人的身影又高又懶，像平常那樣傻乎乎地探着圓腦袋。他比白痴好不了多少，要真是白痴的話，多半是好工人。法官說過，不管什麼時候都要雇白痴黑人，因為他們不停地幹活。波蘭人飛快地比畫。他把什麼東西交給黑人男孩以後便走開了，她還沒走到轉彎處，就聽到拖拉機的聲響。他下田裡去了。黑人原地站着，目瞪口呆地看着手裡的東西。

她走進場院，穿過穀倉，讚許地看着乾淨潮濕的水泥地。現在才九點半，肖特利先生從沒在十一點之前洗乾淨過任何東西。她從穀倉另一頭走出去時，看見那個黑人正在她跟前慢吞吞地斜穿過去，眼睛還盯着古扎克先生給他的東西，沒有看到她。黑人停下腳步，蜷起膝蓋，看着手裡的東西，舌頭在嘴巴里打着圓圈。他拿的是一張照片。他舉起一根手指，輕輕地拂過照片的表面。接着他抬頭看到她，一下子怔住了，舉着手指，似笑非笑。

“你幹嗎不去田裡？”她問。

他抬起一隻腳，咧開嘴，拿着照片的手往屁股口袋裡伸。

“那是什麼？”她說。

“沒什麼。”他咕噥着，自覺地把照片交給了她。

照片上是一個十二歲左右的女孩，穿着白裙子，金色的頭髮上戴着花冠，淺色的眼睛向前望去，眼神安靜溫和。“這個孩子是誰？”麥克英特爾太太問。

“他的表妹。”男孩高聲說。

“那你拿着照片幹嗎？”她問。

“她要嫁給我。”他的聲音更響了。

“嫁給你！”她尖叫起來。

“我掏一半錢讓她過來。”他說，“我每個星期付給那人三塊錢。她現在長大了。她是他的表妹。她一心想要離開那兒，不在乎嫁給誰。”他大着嗓門連珠炮似的說，接着看着她的臉色，聲音漸漸平緩起來。他注視着她的時候，她的眼睛像藍色花崗岩，但是她沒有看他。她沿路望去，遠遠傳來拖拉機的聲響。

“我想她是來不了了。”男孩咕噥着。

“我會幫你把錢都要回來的。”她不動聲色地說，把照片對半折起，轉身走了。從她矮小冷硬的身影完全看不出她非常震驚。

她一回房間就躺到床上，閉上眼睛，把手壓在心頭，像是要把心臟摁住。她張開嘴巴，發出兩三聲乾澀的輕吼。過了一會兒，她坐起來，大聲說：“他們都一樣。向來如此。”接着又直直地躺回去，“二十年來我不斷遭受打擊，他們甚至連他的墳也要扒！”想到這個，她便無聲地哭了起來，不時用罩衫的卷邊擦眼淚。

她想起的是法官墓碑上的小天使。有一天，老頭在城裡一家墓碑店的櫥窗里看到一個裸着身子的花崗岩小天使。他立刻買下來，一方面是因為小天使的臉讓他想起自己的妻子，另外一方面是因為他希望自己的墓碑上有一件真正的藝術品。在回家的火車上，他讓小天使坐在他身邊綠色的長絨坐墊上。麥克英特爾太太從沒注意到她和小天使容貌間的相似。她覺得它非常嚇人，但是當赫瑞家把它從老頭的墳墓上偷走時，她還是震怒了。赫瑞太太覺得小天使很漂亮，常常跑去墓地里看它，赫瑞一家離開的時候帶走了天使，只剩下它的腳趾，因為赫瑞老頭揮舞斧頭的時候砍得稍微高了一點。麥克英特爾太太一直沒錢再去買個新的。

她盡情哭完以後，起身來到後廳，這個密室般的地方又黑又安靜，像個禮拜堂，她挨着法官黑色機械椅的椅邊坐下，手肘撐在書桌上。這是一張巨大的卷蓋書桌，上面都是文件格，裡面塞滿沾灰的文件。舊的銀行存摺和分類賬本裝在半開着的抽屜里，還有一個小小的保險箱，空的，卻上了鎖，像壁龕似的放在中間。自打老頭走後，她從未動過房間的這個角落。這是對他的紀念，有點神聖，因為他曾在這裡打理工作。稍稍往旁邊動一動，椅子就發出骷髏般刺耳的呻吟，聽着像是他在抱怨沒錢。他的第一條行為準則便是說話口氣要像世界上最窮的人，她也學會了，不是因為他這麼做，而是因為這是事實。當她皺緊眉頭坐在空空的保險箱跟前時，她便知道這個世界上沒有人比她更窮了。

她一動不動地在書桌前坐了十到十五分鐘，接着像是累積了些力氣，起身鑽進車裡，往玉米地開去。

道路穿過一片陰暗的松樹叢，通往山頂，山上一大片綠穗般的樹木像扇子似的連綿起伏。古扎克先生正繞着圈從玉米地的外圍往中間收割，中心的墓地被玉米遮住了。她遠遠地看見他在山坡頂上坐在拖拉機上，身後是青貯切割機和大車。黑人還沒來，他不時得從拖拉機上下來，爬進大車裡把青貯散開。她站在黑色汽車跟前，不耐煩地看着，胳膊抱在罩衫底下，他慢慢沿着田地的邊緣往前開，漸漸向她靠近，看見她朝他揮手，叫他下來。他停下機器，跳下車，一邊跑上前來，一邊用一塊油膩膩的抹布擦着紅紅的下巴。

“我想和你談談。”她招呼他到林子邊的樹蔭里來。他脫下帽子，笑着跟在她身後，但是當她轉身面對他的時候，他的笑容消失了。她的眉毛像蜘蛛腳一樣又細又凶，不祥地糾在一起，深深的豎形凹槽從紅色的劉海底下一直插到鼻樑。她從口袋裡掏出折起來的照片，默默地交到他手上。接着她後退一步說：“古扎克先生，你要把這個可憐的小傢伙弄到這兒來，嫁給一個骯髒的偷東西的白痴黑鬼！你真是一個禽獸！”

他接過照片，笑容又慢慢回到臉上。“這是我的表妹，”他說，“她那會兒十二歲。第一次領聖餐。現在十六歲了。”

禽獸！她對自己說，她看着他，像是第一次見到他。他被帽子護着的額頭和腦袋還是白色的，臉的其他部分都曬紅了，覆蓋著密密匝匝的黃色汗毛。他金邊眼鏡後面的眼睛像是兩顆閃亮的鉚釘，眼鏡靠近鼻樑的位置用捆乾草的鐵絲修補過。他的整張臉彷彿是由好幾張臉拼起來的。“古扎克先生，”她起初說得很慢，接着越說越快，直到氣喘吁吁地停頓在一個詞語中間，“那個黑人不能娶一個歐洲來的白人老婆。你不能和黑人這麼說話。你會刺激他，而且這是不可能的。或許在波蘭可能，但是在這兒不可能，你得住手。這太蠢了。那個黑人沒有腦子，你會刺激……”

“我表妹在集中營里待了三年。”他說。

“你的表妹，”她肯定地說，“不能過來和我的黑人結婚。”

“她十六歲，”他說，“在波蘭。媽媽死了，爸爸死了。她在集中營里等着。等了三年。”他從口袋裡掏出錢包，翻來翻去，又找出另外一張照片，還是這個女孩，年長了幾歲，穿着不像樣的深色衣服。她靠在一面牆上，身邊站着一個看上去沒有牙齒的矮個兒女人。“她的媽媽。”他指着那個女人說，“她兩年前死在集中營里了。”

“古扎克先生，”麥克英特爾太太把照片推回他手裡，“我不想讓我的黑人不高興。這兒不能沒有黑人。我可以沒有你，但是不能沒有黑人，如果你再對薩爾克提起這個女孩，你就不用再替我幹活了。你明白嗎？”

他一頭霧水，彷彿要把頭腦里所有的詞語都拼在一起想個明白。

麥克英特爾太太想起肖特利太太的話：“他什麼都明白，只是假裝不懂，這樣就能肆意妄為。”她的臉上又浮現出起初的震怒。“我不明白一個自稱是基督徒的人，”她說，“會把一個無辜的可憐女孩帶到這兒來，嫁給那樣一個玩意兒。我不明白啊。不明白！”她搖搖頭，藍眼睛痛苦地望着遠方。

過了一會兒，他聳聳肩，像是累了似的垂下胳膊。“她不在乎是不是黑人，”他說，“她在集中營里待了三年。”

麥克英特爾太太感到膝蓋一軟。“古扎克先生，”她說，“我不想再和你討論這件事情了。如果再這樣，你就得自己滾蛋了。你明白了嗎？”

那張拼湊起來的臉沒有說話。她感到他壓根兒沒有看她。“這是我的地盤，”她說，“我決定去留。”

“沒錯。”他重新戴上帽子。

“世界上的苦痛與我無關。”她想了想說。

“沒錯。”他說。

“你有一份好工作。你能待在這兒應該感恩，”她補充說，“但是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感恩。”

“沒錯。”他稍稍聳聳肩，回到拖拉機里。

她看着他爬上拖拉機，發動機器開回玉米地里。他開過她身邊，轉了個彎，她爬上坡頂，抱着胳膊站着，嚴肅地眺望着田野。“他們都是一路貨色，”她咕噥着，“不管是從波蘭來的，還是從田納西來的。我對付得了赫瑞家、瑞菲爾德家、肖特利家，我也能對付古扎克家。”她眯起眼睛，視線聚焦在拖拉機上那個漸行漸遠的身影，像是正通過瞄準鏡盯着他。她一輩子都在和世界容不下的人鬥爭，現在她要對付一個波蘭人。“你和其他人都是一路貨色，”她說，“——不過是聰明、節儉、有幹勁罷了，但我也一樣。這是我的地盤。”她站在那兒，黑帽黑衫的矮小身影，一張蒼老的天使般的臉龐，她抱着胳膊，像是沒有什麼能難得住她。但是她的心臟怦怦直跳，彷彿已經受了內在的打擊。她睜開眼睛把整片田野盡收眼底，在她寬闊的視野中，拖拉機還不如一隻蚱蜢大。

她在那兒站了一會兒。微風吹來，山坡兩邊的玉米晃動着掀起巨浪。龐大的青貯切割機單調地咆哮着，源源不斷地把切碎的青貯粉末噴進大車。夜幕降臨前，難民應該已經繞了一圈又一圈，最後兩座山丘的兩邊只剩下殘茬，中間的墓地像小島一樣升起，法官正微笑着躺在他被褻瀆的墓碑下面。

3

神父用一根手指撐着溫和的長臉，就煉獄大談了十分鐘，麥克英特爾太太坐在他對面的椅子里，憤怒地眯眼看着他。他們在前廊上喝乾姜水，她不斷地晃着杯子里的冰塊，珠串和手鐲也晃個不停，像一頭不安的小馬駒把馬具搖得叮噹響。她低聲說，沒有道義上的責任要留他，完全沒有任何道義上的責任。她突然蹣跚着站起來，打斷了他的愛爾蘭土腔，像是鑽頭鑽進了機械鋸子。“聽着，”她說，“我不懂神學。我是個務實的人！我想和你談一下現實問題！”

“呃。”他呻吟着，刺耳的聲音停止了。

她往自己的乾薑水裡倒了起碼一指深的威士忌，這樣她才能堅持到他離開，她笨拙地坐下，發現椅子比她預料中離得更近。“古扎克先生不行。”她說。

老頭不無驚奇地挑起眉毛。

“他是多餘的人，”她說，“他不適合這裡。我得找到適合這裡的人。”

神父小心地把帽子放在膝蓋上。他耍了個小小的心機，沉默地等上一會兒，然後再把話題轉回自己的軌道。他差不多八十歲。她從沒和神父打過交道，直到她在僱用難民的時候遇見這一位。他為她找來波蘭人以後，便利用生意的機會向她傳教——她知道他會這麼做。

“給他點時間，”老頭說，“他會學會適應的。你那隻漂亮的鳥兒去了哪裡？”他問道，接著說，“啊，我看到了！”他站起來向外望去，那隻孔雀正和兩隻母雞在草坪上緊張地邁着步子，它們長脖子上的毛豎著，孔雀是藍紫色的，母雞是銀綠色的，在傍晚的陽光下閃閃發光。

“古扎克先生非常能幹，”麥克英特爾太太竭力用平穩的聲音繼續說，“我承認這一點。但是他不知道如何和我的黑人相處，他們不喜歡他。我不能沒有黑人。我也不喜歡他的態度。他待在這兒，卻絲毫不覺得感激。”

神父推開了紗門，準備告辭。“啊，我得走了。”他咕噥着。

“我告訴你，要是我能找到一個理解黑人的白人，我就要讓古扎克先生跑路。”她說完再次站了起來。

神父轉身看着她的臉。“他沒有地方可去。”他說。接着他說：“親愛的太太，我很了解你，你不會因為這點小事趕他走的！”他沒等她回答便揮了揮手，嘰里咕嚕說了一通祝福的話。

她生氣地笑着說：“這一切又不是我造成的。”

神父的目光落在雞和孔雀身上。它們走到了草地中間。孔雀突然停下來，向後彎起脖子，同時翹起尾巴，展開一片炫目的光芒。一層層飽滿的小太陽飄浮在它頭頂金綠色的迷霧中。神父張着下巴，看傻了眼。麥克英特爾太太心想從沒見過這麼蠢的老頭。“耶穌降臨時就是這樣。”他歡快地大聲說，用手擦了擦嘴，目瞪口呆地站着。

麥克英特爾太太露出一副清教徒似的古板神情，漲紅了臉。談及耶穌讓她感覺難堪，就像談論性會讓她母親覺得尷尬一樣。“古扎克先生無處可去不是我的責任，”她說，“我不必為世界上所有多餘的人負責。”

老頭彷彿充耳不聞。他全神貫注地看着孔雀，孔雀邁着小步往後退，腦袋抵着開屏的尾巴。“變容啊。”他低聲說。

她不知道他在說什麼。“古扎克先生一開始就不應該到這兒來。”她狠狠地看了他一眼。

孔雀垂下尾巴，吃起草來。

“他一開始就不應該來。”她又一字一頓地說了一遍。

老頭心不在焉地笑了。“他是來救贖我們的。”他溫和地握了握她的手，說他要告辭了。

要不是肖特利先生幾個星期後又回來了，她就得重新去雇個人了。她並不希望他回來，但是當她看到那輛熟悉的黑色汽車一路開過來停在房子旁邊時，感覺自己才是那個經歷了痛苦的長途跋涉的歸家之人。她立刻意識到自己是多麼想念肖特利太太。肖特利太太走了以後，她就沒有人說話了，她跑到門口，期望能夠看到她走上台階。

肖特利先生一人站在那兒。他戴着一頂黑色的呢帽，穿着一件印有紅藍色棕櫚樹圖案的襯衫，但是他那張被蟲咬得起了水泡的長臉比一個月前更瘦了。

“呵！”她說，“肖特利太太呢？”

肖特利先生沉默不語。他的臉像是由內而外地發生了變化；他彷彿一個走了很久卻滴水未沾的人。“她是上帝的天使，”他大聲說，“她是世界上最好的女人。”

“她人呢？”麥克英特爾太太低聲問。

“她死了，”他說，“她離開這兒的那天中風了。”他臉上有種死屍般的沉靜。“我知道是那個波蘭人殺了她。”他說，“她一開始就看穿了那個人。知道他是惡魔派來的。她告訴我的。”

麥克英特爾太太花了三天才接受了肖特利太太的死訊。她告訴自己，每個人都會覺得她們很親密。她又雇了肖特利先生來干農活，儘管實際上沒有了他妻子，她並不想要雇他。她告訴他，月底她會通知難民在三十天里離開，到時候他就可以重新干回擠奶的活。肖特利先生更喜歡擠奶的活，但是他覺得他可以等。他說看着波蘭人離開這個地方會給他一點安慰，麥克英特爾太太說她會大感欣慰。她坦白說一開始她就應該知足，不該去世界上其他地方找幫手。肖特利先生說他參加過一戰，所以他從來不待見外國人，知道他們是什麼貨色。他說他見過各種各樣的，但是他們都和我們不一樣。他說他想起一張曾經朝他扔手榴彈的男人的臉，那個男人戴着小小的圓形眼鏡，就和古扎克先生的一樣。

“但是古扎克先生是波蘭人，不是德國人。”麥克英特爾太太說。

“他們沒有多大區別。”肖特利先生解釋。

黑人們很高興看到肖特利先生回來。難民要求黑人和自己一樣賣力工作，而肖特利先生知道他們的局限。有肖特利太太看着的時候，他自己也向來不是一個好工人，現在沒有了她，他更加健忘和磨蹭。波蘭人和往常一樣努力工作，彷彿並不知道自己快要被攆走了。麥克英特爾太太看到那些她覺得永遠也干不完的活轉瞬就幹完了，可她鐵了心要擺脫他。看見他矮小堅定的身影飛快地到處移動，她便怒不可遏，覺得自己被老神父耍了。他說過，如果難民不能令她滿意，沒有法律規定說她一定要把他留下，但是接着他又搬出道義責任。

她打算告訴他，她只對自己人承擔道義上的責任，她對為自己國家打過仗的肖特利先生負有責任，但是對只來這兒撈便宜的古扎克先生沒有。她覺得在攆走難民前得先和神父說說清楚。到了月初，神父沒有來，她決定晚幾天再通知波蘭人。

肖特利先生告訴自己，他早就應該知道沒有一個女人會說到做到。他不知道對於她的猶豫不決他還能忍多久。他私下以為她大概是心軟了，擔心把波蘭人趕走以後他們找不到新的容身之所。他可以告訴她事實是這樣的：如果她讓波蘭人走，不出三年，他就會有自己的房子，屋頂上還架着電視天線。作為策略，肖特利先生每天晚上都去她的後門給她講道理。“有時候白人得到的關照不及黑人。”他說，“但是這沒關係，因為他終究是白人。但是有時候，”說到這兒他停下來看着遠處，“一個為自己國家浴血奮戰、甘心赴死的人，得到的照顧卻比不上他的敵人。我問你：這樣對嗎？”他問她這種問題時會盯着她的臉，看看自己的話是否奏效。這段時間來她臉色不好。他留意到她眼睛周圍的皺紋，之前只有他和肖特利太太兩個白人幫手時，還沒有那些皺紋。他一想起肖特利太太就感到心臟像鐵桶一樣沉入乾涸的水井。

老神父遲遲不出現，似乎對上一次的來訪心有餘悸，但是他發現難民沒有被攆走，終於大膽再次登門，打算接着上次斷了的話題繼續向麥克英特爾太太傳教。她並沒有要求他傳教，但是他執意如此，不管和誰說話，在交談中都要扯一些聖禮或者教義的解釋。他坐在她的門廊上，對於她半是嘲諷半是憤怒的神情視而不見，而她晃着腿坐着，隨時準備打斷他。“因為，”他的口氣就像是在說昨天發生在鎮子里的事情，“上帝派他的獨生子，耶穌基督我們的主”——他慢慢低下頭——“作為人類的救世主，他……”

“弗林神父！”她的聲音差點讓他驚跳起來，“我想和您談點要緊事。”

老頭右眼的眼皮抽了抽。

“照我看來，”她狠狠地看了他一眼，“耶穌不過是另外一種難民。”

他稍稍舉起手，又放在膝蓋上。“啊。”他嘀咕着，像是在思考這句話。

“我得讓那個人走。”她說，“我對他沒有義務。我對那些為國家作出貢獻的人有義務，而不是那些隨便過來佔便宜的人。”她說得飛快，想起了所有論據。牧師的注意力像是退回到一間私人祈禱室，直到她講完。有一兩次，他的視線徘徊在外面的草坪，彷彿在尋找逃離的方法，但是她沒有停下。她告訴神父自己如何在這個地方堅持了三十年，總是在對付那些不知從哪兒冒出來，也不知道要去哪裡的人，那些人只想要一輛車罷了。她說她發現他們都是一路貨色，不管是從波蘭來的，還是從田納西來的。她說，古扎克一家翅膀一硬，就會毫不猶豫地離開她。她告訴神父那些看起來富有的人，其實是最窮的，因為他們有很多東西要維護。她問神父，他以為她是怎麼支付飼料賬單的。她告訴神父，她想要翻新房子，但是沒錢。她甚至沒錢修葺她丈夫的墓碑。她問神父知不知道她的保險金累積到今年有多少。最後她問神父，是否覺得她渾身都是錢，老頭突然發出一聲難聽的大吼，彷彿這是一個滑稽的問題。

神父告辭以後，她沒精打采，儘管她明顯佔了上風。她立刻決定月初便給難民三十天的期限，她把這個決定告訴了肖特利先生。

肖特利先生沉默不語。他的妻子是他認識的唯一一個說到做到的女人。她說波蘭人是惡魔和神父派來的。肖特利先生很肯定神父對麥克英特爾太太施加了特殊的控制，不久麥克英特爾太太就會去他那兒做彌撒。她彷彿被什麼東西從身體里吞噬着。她更消瘦，更焦慮，不再敏銳。她現在看着牛奶罐，卻看不出它有多臟，他還見過她明明沒有說話，卻動着嘴唇。波蘭人從沒做錯任何事情，但一直在惹惱她。肖特利先生自己做事情隨心所欲——並不按照她的來——可是她彷彿並不在意。儘管她注意到波蘭人一家都變胖了，卻還是向肖特利先生指出，他們的臉頰凹陷，肯定是把所有的錢都存起來了。“是啊，夫人，有一天他會把你的地買了，再賣個精光。”肖特利先生大膽地說，他看得出來這番話嚇到了她。

“我就等月初了。”她說。

肖特利先生也等着，然後月初來了又走，她沒有解僱波蘭人。他本可以告訴隨便任何一個人。他不是一個粗暴的男人，但是他討厭看到一個女人毀在外國人手上。他覺得男人不能袖手旁觀。

麥克英特爾太太沒有理由不立刻解僱古扎克先生，但是她拖了一天又一天。她擔心賬單和自己的健康。她晚上失眠，就算睡着也會夢見難民。她從沒攆走過哪個人，都是他們自己離開她的。一天晚上，她夢見古扎克先生和他那一家子搬進了她的房子，而她搬去和肖特利先生住了。她嚇壞了，醒來以後幾個晚上都無法入眠；還有一天晚上她夢見神父來訪，喋喋不休說個不停。“親愛的太太，我知道你是個好心人，不會把可憐的波蘭人趕走的。想想外面還有成千上萬的難民，想想焚屍爐、運屍車、集中營，還有生病的孩子們，以及我主耶穌。”

“他是多餘的人，他破壞了這裡的平衡。”她說，“我是個有腦子的務實的女人，這裡沒有焚屍爐，沒有集中營，沒有我主耶穌，他走了以後會賺更多的錢。他能在工廠幹活，買輛車，再也不用和我說話——他們就是想要輛車。”

“焚屍爐、運屍車和生病的孩子，”神父喋喋不休，“還有我們親愛的主。”

“太多了。”她說。

第二天早晨，她一邊吃早飯一邊下定決心要立刻去通知他，她起身走出廚房，沿着路往下走，手裡還拿着餐巾。古扎克先生正在沖洗穀倉，像往常一樣佝僂着，手叉在胯上。他關上水管，不耐煩地看着她，彷彿她干擾他幹活了。她沒有想好怎麼開口就過來了。她站在穀倉門口，嚴肅地打量着一塵不染的濕地板和滴水的柱子。“有事嗎？”他問。

“古扎克先生，”她說，“我現在無法履行我的責任了。”接着她提高嗓門，又用更堅定的聲音一字一頓地說，“我得付賬單。”

“我也是，”古扎克先生說，“賬單很多，錢卻很少。”他聳聳肩。

她看到一個高高的長着鷹鉤鼻的身影像蛇一樣從穀倉那一頭滑過，太陽照在敞開的穀倉門上，身影停留在了那兒；她意識到一分鐘前黑人還在她身後某處鏟地，現在卻寂靜一片。“這是我的地盤，”她憤怒地說，“你們都是多餘的人。個個都是。”

“是的。”古扎克先生說著再次打開了水龍頭。

她用手裡的餐巾擦擦嘴走開了，像是完成了任務。

肖特利先生的身影從門邊縮了回去，他靠在穀倉旁邊，從口袋裡掏出半截香煙點上。他現在什麼都做不了，只能聽從上帝安排，但是他清楚一件事：他不會閉上嘴乾等着。

從那天早晨起，他開始對遇見的每個人抱怨和申訴自己的遭遇，不管是黑人還是白人。他在雜貨店裡抱怨，在縣政府抱怨，在街角抱怨，直接對麥克英特爾太太抱怨，因為他從不偷偷摸摸。如果波蘭人能聽明白，肖特利先生也會對他說。“人人生來自由平等。”他對麥克英特爾太太說，“我出生入死證明了這個。在那裡打仗、流血、赴死，回來以後發現是誰搶了我的工作——正是我的敵人。有一顆手榴彈差點要了我的命，我看見是誰扔的——一個戴着和他一樣眼鏡的小個子。他們可能是在同一家商店裡買的。世界真小。”他微微苦笑一下。既然沒有肖特利太太來替他說話了，便乾脆自己說，他發現自己挺有天賦的。他有辦法讓其他人覺得他有道理。他對黑人說了很多。

“你為什麼不回非洲。”一天早晨他們清理青貯窖的時候他問薩爾克，“那是你的國家，不是嗎？”

“我不去那兒，”男孩說，“他們會生吞了我。”

“唔，如果你守規矩，就沒有理由不能待在這兒，”肖特利先生和藹地說，“因為你不是從哪裡逃出來的。你祖父是被買下來的。他自己完全不想來。我討厭那些從自己國家逃出來的人。”

“我向來覺得旅行沒有必要。”黑人說。

“哦，”肖特利先生說，“如果我再次旅行，我就去中國或者非洲。去其中隨便哪一個地方，你都能立刻說出你和他們的區別。你去其他地方，唯一的區別就是語言。而且不一定能發現，因為有一半人都說英文。我們就是在這裡犯了錯誤。”他說，“——讓所有的人都學說英文。如果每個人都只會說自己的語言，那就少了很多麻煩。我老婆說通曉兩門語言就好像是在後腦勺長了隻眼睛。你什麼都瞞不過她。”

“當然瞞不過她。”男孩低聲說，接着補充，“她很好。她是個好人。我從沒見過比她更好的白種女人。”

肖特利先生轉過身去，沉默地幹了會兒活。過了一會兒他站起來，用鏟柄拍了拍黑人男孩的肩膀。他凝視了他一會兒，濕潤的眼睛裡彷彿有千言萬語。然後他輕聲說：“主說，申冤在我。”

麥克英特爾太太發現城裡每個人都聽肖特利先生說了她的事情，每個人都批評她的所作所為。她開始意識到她有道義要解僱波蘭人，她在逃避，因為做起來太難。她再也忍受不了日積月累的愧疚感，一個寒冷的星期六早晨，她吃完早飯就要去解僱他。她聽到他正在發動拖拉機，便向機器棚屋走去。

地面上結了厚厚的霜，田野看起來像是綿羊後背上蓬亂的羊毛；太陽幾乎是銀色的，樹木像乾乾的鬃毛一樣直插向天際線。棚屋周圍漾起一小圈噪聲，鄉野彷彿向四周退去。古扎克先生蹲在小拖拉機旁邊的地上，正往裡裝一個零件。麥克英特爾太太希望他在剩下的三十天里還能為她把土地翻一翻。黑人男孩站在旁邊，手裡拿着工具，肖特利先生正在棚屋下面，打算爬上大拖拉機，把它倒出去。她打算等到他和黑人走開後再履行自己不愉快的義務。

她看着古扎克先生，上升的寒氣麻痹了她的腳和腿，她不得不在堅實的地板上直跺腳。她穿着一件厚實的黑色大衣，系著紅色頭巾，上面壓着一頂黑帽子替她遮擋陽光。黑色的帽檐兒下，她一副心不在焉的神情，嘴唇無聲地動了一兩次。古扎克先生蓋過拖拉機的噪聲嚷嚷着，讓黑人遞給他一把螺絲起子，他拿到以後就背貼在冰冷的地上，鑽進機器底下。她看不到他的臉，只看見他的腳、腿以及身體從拖拉機的一邊貿然伸出來。他腳上穿着一雙濺滿泥漿的破膠鞋。他抬起一隻膝蓋，又放下，稍稍轉了點身。在所有憎恨他的事情里，她最憎恨的一點是，他沒有自己主動離開。

肖特利先生爬上大拖拉機，從棚屋下面往外倒。他像是被它溫暖了，它的熱氣和力量一波波地傳送給他，他立刻馴服了。他朝小拖拉機的方向駛去，卻停在小坡上剎了車，跳下拖拉機，轉身往棚屋走去。麥克英特爾太太目不轉睛地看着古扎克先生平伸在地上的腿。她聽到大拖拉機的剎車滑脫了，抬頭看見它自說自話地向前駛來。後來她記得她看到黑人無聲地跳開，像被地上生出來的彈簧彈了一下，她看到肖特利先生以不可思議的慢動作轉身，沉默地回頭看，她記得自己朝難民喊，但是沒有喊出聲。她感覺到她的眼神、肖特利先生的眼神，還有黑人的眼神匯聚在一起，把他們永遠定格成了同謀，她聽見拖拉機碾過波蘭人的脊椎骨時，他輕輕叫了一聲。兩個男人飛奔過去幫忙，她昏倒在地。

她記得她醒來以後跑去了什麼地方，可能是跑進房子又跑出來，但是想不起來是為什麼，也想不起來跑過去的時候有沒有再次昏倒。等她最後跑回拖拉機旁邊時，救護車已經到了。古扎克先生的身體上伏着他的妻子和兩個孩子，旁邊站着一個黑衣人，低聲說著她聽不懂的話。起初她還以為那是醫生，後來她惱怒地意識到那是坐救護車一起來的神父，他正往被軋死的男人嘴裡放東西。過了一會兒他站起來，她先是看到他沾血的褲腿，然後看到他的臉，他直視着她，但是一如四周的鄉野，既蕭瑟又冷漠。她只是看着他，因為她受了極大的驚嚇，無法自處。她的頭腦還不能完全接受發生的一切。當救護車把死者帶走時，她感覺自己身處國外，伏在屍體上的人都是當地人，而她則如同異鄉客。

那天晚上，肖特利先生不辭而別，另謀出路，黑人薩爾克突然想要去闖蕩世界，出發去了這個州的南部。老頭阿斯特無法單獨工作。麥克英特爾太太幾乎沒有注意到她已經沒有幫工了，因為她患了神經疾病，不得不去醫院。她回來後發現自己已經操持不了這個地方，就把奶牛都交給了職業拍賣商（損失了很多錢），靠手頭的餘款生活，還得維持每況愈下的健康。她的一條腿開始麻痹，雙手和頭部發顫，最後不得不終日卧床，只有一個黑人婦女照看她。她的視力不斷下降，嗓子也說不出話來。沒有多少人記得來鄉下看她，除了老神父。他每周定期過來一次，帶着一包麵包屑，喂完孔雀後，便進屋坐在她的床邊，為她講解教會教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