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蘭上大三的時候,條件變化就大了。
先是課程的安排,主要課程基本上完成後,剩下的內容,大部分都靠自習。
除了必上的課,她盯在教室里外。再就是,到自習室和閱覽室,自主學習,打發時間。
業餘時間比想象中要大得多。先說她的宿舍,原來是六人的,突然換成了八人,很是熱鬧。
真熱鬧起來,就有了矛盾。也真巧,八個同學中,有四個是城鎮的,有四個是農村的。
城鎮的四個同學,有點瞧不起農村的。農村的四個同學,也沒有把城鎮的同學看在眼裡。
不過,她們有一個共同點是,如果周末商量好了小聚一次,那就實行AA制,誰也不欠誰的。
AA制也很簡單,就是去大學路旁邊的一個叫真好運的小餐館,每個人吃上一份米線,實在不行,再點兩個菜,這樣大家就平均起來了。
真好運餐館的小老闆叫鄧發來,一個初中畢業的小夥子,從東北來的,個頭不小,很義氣。
這幫大學生一進餐館,鄧發來就嚷嚷到:
“我這個餐館是專門給你們準備的,小妹妹們,放心吃,大膽吃,給你們管夠。”
鄧發來這樣想,主要是他也年輕,比大學生們大不了幾歲,還是有點共同語言的。
李小蘭喜歡來這裡,哪怕吃上一碗米線也好,她從鄧發來的話里,能聽到一絲鄉愁。
相互了解多了,李小蘭就知道,她與鄧發來的老家相距也就百十公里路程,說話也方便起來。
李小蘭從農村考上大學後,父親因為勞累很快就過世了,只有母親一個人帶着她和弟弟。
這種情況下,母親告訴她:
“孩子啊,我得照顧你弟弟,上大學只能靠你自己了。”
學費是她母親借的。母親的意思是,自己要學會照顧自己,我還要照顧你弟弟,擔子也不輕。
李小蘭上大學,是勤儉節約型的。宿舍裡面的同學相聚,她也是東拼西湊,勉強應付一下。
與她關係不錯的,是同宿舍的同學張小藝。
張小藝是城市的,家庭條件不錯,有時候在生活上照顧一下李小蘭。
上大學後,李小蘭沒有回家,暑假寒假都是找點事兒干,掙個零花錢。
張小藝倒是替她想了辦法:
“你可以到鄧發來餐館幫幫忙,讓他給你個學費,反正又是老鄉,這也是很正常的事。”
李小蘭覺得也可行,就跟鄧發來商量:
“鄧老闆,我到你這打打工行不行?”
鄧發來一聽,高興得不行,也巴不得這樣:
“當然可以啊,我就喜歡你這樣的大學生,你給我來打工,是我燒高香了。”
鄧發來二十八九歲,單身漢,東北人的性格與長相,說話爽快,長得高大,辦事利索,存在的缺點是沒有什麼基礎,幹不了多大的事。
他們是同鄉的因素,自然就親近多些,說話也很投緣,兩個人之間在一起少了距離。
到了節假日和假期,李小蘭沒什麼事,就跑到真好運餐館打工,閑下來就與鄧發來聊天。
時間一長,張小藝發現了端倪,就告訴她:
“小蘭,打工掙錢可以,與同鄉交往可以,但不能耽誤學習,這個是個大事。”
李小蘭本來沒有什麼可想的,但心裡可有點不舒服,憑什麼這麼去想,就對張小藝說:
“我又不是什麼壞女生,不就是與同鄉打個交道,掙幾個學費。”
有個周末,一個宿舍里的同學,在真好運餐館小聚,大家雖是簡單熱鬧,鄧發來也來湊熱鬧。
這時,有個同學把李小蘭推過去,與鄧發來撞在一起說:
“小鄧老闆與小蘭是同鄉,又像東北的一對啊!”
這句玩笑話,讓鄧發來不知所措,更讓李小蘭紅了臉,場面十分尷尬。
距離近了,問題也就來了。李小蘭不好意思再去打工,真好的餐館自然就清靜了許多。
突然間的熱鬧是鄧發來引發的。真好運餐館與幾個流氓鬧了事,被砸個稀巴爛,令人痛心疾首。
鄧發來電話告訴李小蘭。李小蘭直奔現場,一片狼藉,讓人慘不忍睹。
鄧發來喝多了酒,躺在地上,不知所措。
李小蘭把餐館收拾乾淨,把鄧發來扶起來,托着他回到宿舍,幫他洗漱乾淨。
李小蘭沒有想到,鄧發來清醒過來,而且轉身抱住了她。這讓她有過一種從未有過的感覺。
李小蘭不知道怎麼反抗,也不知道應該不應該反抗,她只是腦子裡一片空白。
也就是如此,他們不知不覺地融為了一體,而且是很多人不可相信的結果。
鄧發來沒有自暴自棄,而是想盡辦法,重振旗鼓,真好運餐館又重新開張起來。
李小蘭懷了孕,專門休了一年的學業,回東北老家,照顧身體去了。
據知情人說,他們關係走上了正軌,應該算是婚姻關係,鄧發來只得賣命掙錢。
知道李小蘭的情況後,有人稱她為“風流女生”。
有人說,未婚先孕屬於不正常狀態,未婚先孕的女生難道稱不上風流嗎?
其實,只有同學張小藝了解她:
“李小蘭,是一個真誠的同學,她對生活的每一份謙卑,都是真實的,沒有虛假的成分。”
所以,我們對每個人的認知不能太隨意,否則會走許多的彎路,遇到許多的誤解。
生活是真實的、現實的、樸實的,我們應該接受它贈予的一切,在真誠地理解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