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寫這篇報道前，我先去翻看了《冰點周刊》副主編從玉華在《非虛構：時代記錄者與敘事精神》中寫下的一篇手記：
此前讀書時，從老師對如何寫一頭“熊”的講述讓我一直念念不忘——她既不了解熊的領域，甚至對動物也無甚興趣，不懷期待地去了成都，出發前連同編輯在內的預期都是“因為缺稿，你就去吧，也就是個二流稿子了，沒關係就湊一個版吧。”但最終來到現場的從老師，看到熊的墓碑震動不已，寫出了相當出色的報道，撬動“活熊取膽”議題進入公眾語境，實現了了不起的公共價值。
每每想起，我都會感動得幾乎落淚。對“記者”這個職業，是這些報道讓我一次次愛上它：無論中間有多少失落、委屈，但我無疑在從事一份頂有意義的職業，不是嗎？
4月份，當接到“晶體材料”這個選題時，我認為屬於我的那頭“熊”出現了——同樣，我對這個領域毫無了解，也難談有什麼興趣。儘管關注ai和科技，但和大多數人一樣，我只關注它們能幫我如何拓展生活的疆域，而對“它們從哪兒來”鮮有探究。
幸好，無知也能帶來興奮。採訪前，我悄悄跟好友透露了緊張，而這種緊張已經很久沒有出現了。雖然兩年的從業時間尚短，但由於采寫流程大致固定，職業的第一個疲倦期似乎若隱若現：如果習慣在熟悉的水域游泳，那風浪都會變成安全的遊戲。
正因如此，我很珍惜這種緊張感，它能擠壓一個記者內心的張力，帶來久違的“飢餓感”。比如，為了抵抗這種失序，我做了大量有關晶體的功課。不得不說，ai的確是很好的認知夥伴，在快速掌握一個領域的核心信息層面，只要善於提問，使用多個ai交叉驗證、補充，一個現代人很容易變成特定領域的“知道分子”。
靠近那頭“熊”，就是先熟悉森林裡每一棵樹的紋路。因為主題是“晶體材料研究院的技術落地與產業化”，我翻找了很多科技和科研工作者創業的報道，試圖弄清楚他們共同關心哪些問題、機制和個體得失，我希望呈現更多層次和思考的維度。
曾在評稿會中聽一位資深編輯講過，“你對一個事情理解的水位，就是稿件呈現的深度。”記者不是容器，而是廚師。我需要出發自己去尋找食材和調料，最終通過自己的手藝端出一盤活色生香的菜，而不該是格式、素材乃至底稿等一切準備就緒、只等加熱的預製菜。
真正在現場時，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科研工作者的兩個特點：
其一，講話精準直接和切中要害。他們通常不會有太強的“框架感”——碰到“框架感”很強的受訪，這是記者常遭遇的一種困境。這些受訪有自己一套應對媒體的固有思路，無論你如何試圖與之發生更深入、複雜的溝通，都像撞上一堵牆，那是一種“身份”對“身份”的拒絕，而非“人”和“人”的溝通能夠跨越的。
布置拍攝現場
但是山大的教授們非常鮮活、具體，個性各異，有的沉穩內斂，有的幽默健談，還有此後被我一遍遍打去電話請教的年輕老師，談起自己的工作均是滔滔不絕、神采飛揚。
他們對我沒有拒絕，即是對“記者”這個身份沒有拒絕。他們願意坦誠地告訴公眾，一線的科研人員在做什麼、為了什麼、苦與蜜是什麼、怎樣暢想未來。
第二個特點是他們非常篤定。自己做的事情對行業、國家乃至世界都將有改變性的影響，這份學科自信讓我羨慕不已。
我在提綱里列了一個問題，我問發頂刊和辦企業哪個成就感更強，教授們普遍認為這是兩種價值，並且非常認可把科研成果應用於國計民生。
相比於人文社科需要不斷自證“有用”，來維持自己存在的合法性，做晶體材料研究的師生似乎並無這一層面的焦慮——國家投入資金、產業翹首以盼、產品問世後會很快創造利潤，一切都會讓從業者無需懷疑自己是否在價值的真空中漂浮。
我開玩笑說，當初就該多苦一苦自己，學好數理化。但當我聽到教授們說，“張記者的問題提得很專業”“你這個問題問到了關鍵”，誇獎我的搭檔張煥辰“很專業”、舉着打光燈一小時“能吃苦”……諸如此類的話，讓我感到自己已經觸摸到了那頭“熊”：儘管我們寫的文章、做的視頻，未必會立刻兌換成物質生產力，但作為一座連接特定領域與公眾的橋樑，一個忠實的“轉譯者”，去傳遞一種觀點、一類信念、一些能夠最終作用於公共價值的信息，它當然非常“有用”。
正如從玉華的那頭“熊”帶給我的無聲滋養，我同樣寫下這篇不知會被誰看到的手記，希望把這份“飢餓感”傳遞下去——不要事先設限、不要畏懼未知，你所擁有的，無他，唯有對事情原初的、充沛的、微妙的好奇。我所在的年紀，恰恰是努力圓融外界與自我框架的艱難磨合期，在這個過程中，“自我”難免受挫、沮喪，但不要停下，唯一值得做的就是——寫下去，拍下去，去屢屢重新看見那頭代表飢餓感和未知的“熊”，我們一定會創造，屬於自己的新聞“黃金時刻”。
（大眾新聞記者 張瑞雪 張煥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