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個大趨勢是什麼？”這是阿爾伯特·溫格——一位年少時在自己的祖國德國愛上了計算機，後來在哈佛大學主修經濟學和計算機科學，畢業後成了諮詢顧問、企業家、風險投資家，還在麻省理工學院攻讀了博士學位的知行合一者，經常被他人問到的問題。
這本書就是他的回答。
《資本之後的世界》，【美】阿爾伯特·溫格/著 蘆義/譯，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湛廬文化，2025年3月版
世界向何處去？世界會變得更糟還是更好？如何走向更好？對這樣主題的圖書我們並不陌生。我閱讀本書時，腦子裡經常跳出來比爾·蓋茨曾經力薦的史蒂芬·平克的《當下的啟蒙》。平克用事實論證了“如今我們生活在人類歷史上最和平的年代”：如今你因雷擊致死的可能性是世紀之交時的1/37；人們花在洗衣服上的時間從1920年的每周11.5小時減少到2014年的1.5小時；你死於工作崗位的可能性大大降低；全球人口的智商平均數每10年提高3分左右……
平克在這本書中還指出：“我們永遠不會擁有一個完美的世界，而尋找一個完美的世界也是危險的舉動。但是，如果繼續運用知識來促進人類的繁榮，即將取得的進步則是無限的。”
在基本氣質上，阿爾伯特·溫格的這本《資本之後的世界》和平克的著作異曲同工。他們都對人類的進步趨勢抱有樂觀主義態度。溫格在書中寫道：“走回頭路從來都不是一個可行的方案。在農業出現之後，我們並未繼續以採集食物為主線；同樣，工業革命之後我們也沒保留農耕時代的生產方式（儘管農業仍然十分重要，但從事農業的人口已經大幅減少）。每次過渡都要求我們尋找新的存在的意義。當我們告別工業時代時，我們存在的意義將不再僅僅局限於擁有一份工作或進行無休止的物質消費。反之，我們需要尋找一個與知識時代相匹配的存在的意義。”
如何找到這種意義，如何幫助整個社會的民眾都找到這種意義，構成了本書的主線。
在我看來，本書不僅具有迫切的現實意義，而且提供了一套讓世界的未來變得更好的設想。
就現實而言，21世紀無疑是有史以來生產力發展和科技水平最高的世紀。2015年，193個聯合國成員國通過的“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和17項可持續發展目標，為“人類向何處去”擘畫出了前景和路徑。同年12月在巴黎通過的《巴黎協定》則標誌着，全球經濟社會向低碳轉型和綠色發展成為普遍共識。
但現實的另一面是，人類的困擾並未減少。恐怖襲擊、局部戰爭、金融海嘯、債務危機、溫室效應、新冠疫情、宗教衝突、貧富分化，在在都是證明。世界氣象組織報告說，2024年是有記錄以來最熱的一年，且是首個全球平均溫度較工業化前水平升高幅度超過1.5攝氏度的年份。而就在這種背景下，2025年1月20日，特朗普就任美國總統的當天就簽署行政令，再次退出《巴黎協定》。
2025年1月22日，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年會上表示，氣候變化和不受監管的人工智能擴張是人類面臨的兩大挑戰，需要更多的關注和應對行動。對於人工智能擴張可能引發的“技術鴻溝”，尤瓦爾·赫拉利在2018年出版的《今日簡史》中曾說，到2050年，由於人工智能技術的廣泛應用，可能會出現一個新的階級——“無用階級”。因為很多人無論多麼努力或聰明，都可能無法在工作中超越人工智能，從而失去工作，變成“無用階級”。
面對這樣的時代，知識界有洞見和建設性的表達，異常重要。溫格顯然看到了現實的嚴峻性，他說：“氣候危機的嚴重與迫切程度超出了絕大多數人的認知，這是我們未能投以足夠注意力的直接結果”，而注意力之所以不夠，又是因為市場無法幫助我們更優地分配注意力，“很多我們應該關注的事項，如尋找人生目標，不存在價格，也無法用價格來衡量……最終還是要由你自己來決定如何對這一存在性問題分配注意力。”
如果只是單個個體的注意力，問題並不大。問題在於，如果整個世界的注意力完全由市場主導，很多人就會因為看到工業時代向知識時代轉型中“巨大的動蕩和不確定性”，感到害怕，並選擇支持那些主張回歸過去的民粹主義政客。在溫格看來，這一現象已經遍及全球。
阿爾伯特·溫格
溫格將迄今為止的人類歷史劃分為三個階段――農業時代、工業時代和由數字技術驅動的知識時代。農業的發展使食物的稀缺問題轉變為土地的稀缺問題，工業化使稀缺的焦點從土地轉移到了資本（註：本書中“資本”通常指機器和建築物等物質資本），數字技術則使稀缺問題從資本轉移至注意力。與工業機械相比，數字技術具備兩大獨特屬性：計算能力的普適性（有潛力解決任何可解問題）和零邊際成本。
這些區分本身並不新鮮。溫格的創造性在於，他將知識這一概念置於整個人類發展與轉型的關鍵地位，認為知識對於人類的進步是至關重要的，“歷史上，那些未能產生足夠知識來應對自身挑戰的文明大多都消失了”；同時，他也闡述了“唯有將擴展後的自由和堅實的人文主義價值觀結合起來，我們才能安全地從工業時代過渡到知識時代”的道理。
溫格認為，人類是地球上唯一發展出了知識的物種。他對知識的定義是，“知識是記錄在某種媒介上，並隨着時間而被不斷完善的信息”。記錄在媒介上，這讓知識可以跨時空地共享。知識既包含技術和科學知識，也涵蓋了藝術、音樂和文學。溫格的樂觀主義的來源就在於“人類能創造出解決重大問題所需的知識”。
溫格為什麼要強調知識和堅實的人文主義價值觀的結合呢？以“火”這一人類最早掌握的技術為例，既可以取暖和烹飪，也可能焚毀森林和敵方村莊；以互聯網為例，既拓寬了自由學習的途徑，同時也能在全球範圍內傳播仇恨與謊言。為了平穩過渡到知識時代，溫格提出，應當擴展三個方面的個人自由：
●經濟自由：引入全民基本收入制度，確保每個人的基本需求得到滿足，而不必受到工作循環的束縛；
●信息自由：拓寬信息和計算資源獲取的渠道，以免阻礙人們參與數字知識循環；
●心理自由：練習和鼓勵正念，通過自我調節改變反應方式，在面對生活中的各種情境時，做出有洞察力且負責任的反應。
溫格認為，“擴展這三個方面的自由將使注意力不那麼稀缺。經濟自由將解放我們當前在可自動化工作中所花費的時間。信息自由將加速知識的創造和傳播。心理自由則使我們在信息泛濫的世界中能夠保持理性”。
溫格同時強調，“我們必須建立一套包括批判性探究精神、民主和責任感的核心價值觀。這些價值觀要能確保知識循環的益處普惠於整個人類，並延伸至其他物種。它們是新時代人文主義的基石，而新時代人文主義是以人類知識的存在和力量為客觀基礎的。在我們即將通過基因編輯和強化技術創造‘超人類’，以及藉助人工智能創造‘新人類’的時刻，重申人文主義顯得尤為重要”。他給出的一張全面的價值列表包括：團結、多樣性、責任、非暴力、正念、快樂、批判、創新、樂觀。
人類正站在創造“超人類”（如通過腦機接口技術而獲得能力增強的人類）和“新人類”（如人工智能機器人）的門檻上。無論是“超人類”還是“新人類”都可能發展成一種超級智能。現實中的人類如何與這兩種“人類”相處，是機遇也是挑戰。
溫格說：“技術本身並不追求為人類打造一個更美好的世界——它僅僅賦予了我們這樣的可能性。選擇走向哪一個由新技術創造的可能世界，始終是我們的責任。”
這需要人類尋找正確的監管策略，如同在汽車時代建立起交通規則；也需要基於人文價值觀的善意與自覺的選擇。後者對於每個人、每個組織、每個城市和國家都很重要。
當然，溫格對人類的未來充滿樂觀。他相信，“樂觀主義遠不只是一種個人偏好，它對於人類知識至關重要。創造知識的行動，無論是發明新技術還是創作新歌，本質上都是樂觀的表現”。
而假如失去了樂觀知識主義和人文價值觀，不及時採取那些“足以避免過渡期的破壞性影響”的改變的措施，人類“很可能面臨物種毀滅級別的風險”。
本文為《資本之後的世界》的推薦序，澎湃新聞經出版方授權刊載。
來源：秦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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