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器化的知識：自由秩序和軟力量的使用》（plowshares into swords：weaponized knowledge, liberal order, and the league of nations，直譯為《鑄犁為劍：武器化的知識、自由秩序和國際聯盟》）是美國塔夫茨大學歷史系教授大衛·埃克布拉德新近的研究成果。本書的核心是一個關於“專家大逃亡”以及“信息大轉移”的故事，從一個切面反映出一戰後到20世紀50年代初國際秩序的演變。
一戰結束後，國際聯盟（以下簡稱國聯）應運而生，擔起了規劃、協調和保障未來的世界和平的任務。而隨着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發展，各國獲取、分析各種數據和信息的能力在不斷增強，人類處於一個知識劇增的年代，國聯就是當時世界上信息彙集與傳輸的“樞紐”，而一些大國希望通過國聯掌控對其有利的“信息秩序”。
自國聯成立以來，美國一直跟它保持着一種曖昧不清的關係。與西奧多·羅斯福等人追求帝國主義擴張、不把國聯放在眼中不同，伍德羅·威爾遜上台後較為重視國際合作，擁護國聯與集體安全，但是美國參議院始終對以國聯為代表的多邊主義持排斥態度，導致美國未能正式加入國聯。雖然威爾遜的想法沒能實現，但其衍生出的“威爾遜主義”則以“人權”“民主”和“自決”等話語為核心，重新定義了美國的國家身份:“美國”不僅是一個主權國家，而且是象徵著“自由民主政府”，並作為“世界文明燈塔”的“理念型”國家。正是在威爾遜主義的推動下，美國得以以“反對帝國主義”之名行帝國主義之實，包括通過各種形式對國聯提供支持甚至直接參与國聯的運轉，如美國的洛克菲勒基金會事實上成為國聯重要的幕後金主。
二戰的爆發宣告國聯“實現國際和平與安全”的承諾徹底落空。面對這種形勢，風雨飄搖的國聯在歐洲已無立足之地，而尚在“光榮孤立”的美國則趁機“摘果子”。應該說，1929年到1933年資本主義世界的大蕭條，對於國聯既是沉重的打擊，也給它帶來最後一線生機。一方面，大蕭條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導火索之一，另一方面，國聯在經濟、民生等領域多年來積累的大量信息恰恰成為它在美國人眼中最有價值的“財產”，經濟和金融部門成果頗豐。作為秘書處的常設部門，它可以通過趨勢分析的方式把數據轉化為知識，在全球都會產生廣泛影響。如洛夫迪領導下的國聯經濟情報局不僅搜集經濟、金融和統計數據供國聯參考，還試圖影響國際事務。因此美國不惜通過各種努力將這些“優質資產”據為己有。1940年，美國通過空運、海運等各種途徑，把它認為的國聯最有用的部門，即經濟和金融部門的人員、資料從歐洲接到美國，安置在新澤西州普林斯頓的高等研究院。國聯旗下大批專家學者以及業務骨幹紛紛轉移到美國“避難”，或者更冠冕堂皇地說——尋求更好發展機會。埃克布拉德認為，這標誌着“世界權力完成了從歐洲到美國的真正轉移”。
關於美國的動機，埃克布拉德揭露得比較透徹。他在書中寫道，美國對國聯提供的支援並不是無償的，而是為了掌握國聯塑造國際秩序的能力。“美國人明白，他們需要得到信息和分析結論，以此更好地了解這個世界，並按照美國的意圖引導它”“國聯在一系列領域尤其是經濟領域具有重要地位，它提供了大量、廣泛的數據和分析結論，在它成立之前這是不可能的事。儘管這個國際組織的工作遠遠算不上完美，但是它為認識全球活動提供了圭臬，同時也幫助制定相應的政策來塑造這些活動。當世界秩序崩壞的時候，這種能力顯得尤為寶貴。”
20世紀40年初從萬國宮轉移到美國的專家不勝枚舉，僅經濟領域的專家就有英國人亞歷山大·洛夫迪（alexander loveday）、新西蘭人約翰·貝爾·康德利夫（john bell condliffe）、愛沙尼亞人拉格納·努爾克塞（ragnar nurkse）、澳大利亞人麥克道格爾（frank lidgett mcdougall）、德國人阿爾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出生於沙俄的亞歷山大·格申克龍（alexander gerschenkron）……這個名單還很長。這些專家學者到了美國以後很快給它帶來實實在在的好處：“國聯的工作人員一到普林斯頓，他們就迫不及待地開始規劃戰後重建。戰後重建對於國聯的流亡者而言是一個一直延續到二戰結束的課題。他們在與國際組織的互動過程中形成了想法，有助於美國主導戰後的自由國際秩序的重建。”
信息壟斷與大國競爭
談及國聯，我們通常能想到它是世界上第一個以維護世界和平為主要任務的國際組織。《凡爾賽和約》、“九一八”事變、軸心國的擴張等國際問題都在國聯得到討論。而國聯在維護和平方面的失敗在一定程度上掩蓋了它在一些專業領域取得的成績。美國對國聯的接濟正是以承認國聯的價值為基礎的。“我們可以從‘揚基飛剪’號運來的資源中找到答案。其原因說白了就是包括美國在內的一些國家把信息和知識作為國際事務中的重要‘通貨’加以利用。美國為了控制和維護現代國際秩序，正在尋求打造涉及經濟、政治等人類各種經驗的穩定的‘信息流’。”
經濟和金融部門是國聯下屬的最具影響力的專業部門之一，得到了洛克菲勒基金會的大筆資助。“美國之所以要保留國聯在某些領域的特定能力，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美國希望利用它們發動戰爭以及處理戰後事務，同時防止美國真正的或者潛在的敵人掌握這些能力。”換句話說，美國一方面着眼歐洲戰場，同時也在布局未來可能與蘇聯發生的對抗。反觀今日，國際政治局面是何其相似。近年來，美國將中國視為最大的對手，採取“小院高牆”戰略，協調其盟友夥伴，防止先進的科學技術和產品流向中國。這些舉措可以說是出於同種霸權主義心理。
互聯互通與全球變革
現代化進程的本質是物質財富和信息知識不斷從“少數人”向“多數人”輸送的過程。比如，18、19世紀歐洲的政治權力和物質財富從極少數國王和貴族流向人數更多的資產階級。進入20世紀，全球範圍內湧現出大量新型的治理難題，比如跨國難民、糧食危機、能源危機等，但是歐洲當時在經歷了長期的國際對抗後，政治經濟資源相對集中，個人、企業或國際組織均無法從根本上有力應對這些問題。而且大國與小國、強國與弱國在一些重要信息數據的獲取上存在鴻溝，生活在城市中受過高等教育的專業人士與農村居民之間也有巨大的信息差異。國聯雖然想平衡這種信息上的不均，但是在當時有限的物質條件和緊張的政治環境下，效果非常有限。
冷戰結束後，一度放緩的全球化、現代化進程開始加速，隨着互聯網削弱了精英對信息的控制，人類的知情權已接近平等，信息在全球範圍內的流動更加呈現扁平化的特點。信息的重要性愈發凸顯，它已成為社會發展中的一個主導因素，是生產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資源。由於信息技術在生產、科研、教育、醫療、管理及家庭中的廣泛應用，物質共享、知識共享的範圍逐漸擴大，從而對經濟和社會發展產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響，從根本上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行為方式和價值觀念。只有在這種發達的環境下，聯合國從國聯繼承的信息收集和處理經驗才能實現國聯當初未竟的理想。
從自由國際主義到戰略收縮
國聯的專家到美國避難，既是被動的，也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群秉持國際主義理念的志士仁人被美國新興的自由主義理念所吸引，而主動參與戰後國際體系的規劃中。他們的所作所為意義重大。這些曾經在國聯工作的人為聯合國謀劃藍圖。更重要的是，他們建設性的工作把不同的國家、繁雜的機構整合在一起，以實現新的自由國際秩序。這個新秩序有別於凡爾賽體系，並在之後的幾十年中讓各國精英前赴後繼地為之奮鬥。
美國的自由國際主義是由美國內戰和大蕭條等早期危機促生的。民主黨和共和黨有遠見的政策制定者和戰略家自二十世紀40年代後期以來一直存在一個共識，即堅定支持美國在自由國際主義上起到的作用。美國不僅為聯合國提供場所，還積极參加大部分國際組織的運作，用美式標準、理念去影響世界。當時美國的“自由燈塔”在意識形態方面大放異彩。而“民主價值觀”“自由國際主義”也成了美國拉攏盟友、征伐異己的利器。
但在進入21世紀之後，我們便目睹了保守主義、民粹主義的興起。尤其是特朗普2017年上台後，孤立主義、貿易保護主義、逆全球化、“毀約退群”主導了美國的對外政策，這些都跟美國過去一直提倡的自由國際主義背道而馳。美歐關係也隨着特朗普的再次當選陷入新的窘境。本書中所描繪的當年美歐之間的那種溫情脈脈、暗通款曲的氛圍，已經徹底被冷冰冰的利益、權力、交易所代替。溫故而知新。世界從哪裡來，將要往何處去，是這本書留給讀者的思考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