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們正處於一個對迷幻劑與精神活性物質的態度與方式迅速變化的時代，曾經的《大麻公約》、用於提高成績的微劑量“迷幻蘑菇”和用於治療情緒障礙的搖頭丸，都只是25年前大多數西方社會無法想象的活動和革新的三個例子。然而，當下美國的阿片類藥物危機，英國對醫用大麻的監管抵制，以及中國對氯胺酮的管控，都提醒着我們當前社會存在的迷幻劑和精神活性物質使用與社會倫理之間的衝突與挑戰。
為深入探討精神倫理學領域中的核心議題，推動國內外學者之間的學術交流，2024年12月4日至6日，“精神倫理學：迷幻與精神藥物歷史的跨學科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於上海順利召開。本次研討會彙集了來自人文社會科學、生物倫理學及相關領域/組織的研究者，探討關於致幻劑和精神活性物質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同時本次會議也是惠康基金資助，上海大學、思克萊德大學牽頭，曼徹斯特大學、復旦大學與上海社會科學院共同主辦的“中英醫學人文”（MHCUK）系列活動（“中英醫學人文”是在上海大學、思克萊德大學與惠康基金自2012年開始合作的基礎上，於2019年啟動的合作項目）。來自上海大學、思克萊德大學、曼徹斯特大學、薩斯喀徹溫大學、香港大學、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奧克蘭大學、新加坡國立大學的二十餘位專家學者與會，曾受益於“中英醫學人文”項目的師生也受邀參加本次活動。
12月5日上午九時，研討會在上海大學寶山校區文學院306會議室舉行。開幕式由上海大學國際禁毒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張勇安教授主持，他對遠道而來的各位學者表示誠摯歡迎，並期待與會專家學者就圍繞會議主題開展深入研討。思克萊德大學James Mills教授作為“中英醫學人文”（MHCUK）項目的負責人代表致辭，Mills教授對於MHCUK項目的圓滿完成表示祝賀與感謝，並期待未來以更加多元豐富的方式與上海大學合作，推動國際學術交流與發展。
第一組報告中，張勇安教授發表了題為《在藥品和毒品之間：世界衛生組織與二乙酰嗎啡（海洛因）禁令的起源，1948-1964》的報告。他探討了1948年至1964年間，WHO 在推動海洛因國際監管方面所扮演的關鍵角色。他通過豐富的歷史檔案和文獻研究，揭示了海洛因從被宣傳為“無成癮嗎啡替代品”及“治咳特效藥”到被國際組織列為最危險的鴉片衍生物及成癮性藥物並被嚴格監管的轉變過程。他指出，海洛因使用率的下降，主要源於醫學製藥的進步、國際社會在權衡經濟利益與公共衛生後所做出的政策決策，以及技術官僚組織的努力。他還闡述了WHO如何與其他國際組織合作，最終促成《1961年麻醉品單一公約》的簽訂，從而確立了海洛因等國際麻醉品的監管框架。張教授的研究填補了當前學術研究中關於海洛因國際監管歷程的空白，為理解當前國際藥物管制體系提供了寶貴的歷史視角。
“中英醫學人文”項目博士後研究員馬辰（Mia Ma）帶來了題為《有問題的身體：推想小說中的榴蓮氣味綜合症，國際代孕與視網膜植入物》的報告。她通過探究病態的身體並展望其去病態化，闡述了思辨性的世界構建如何對醫學倫理學做出獨特貢獻。她以賴麗莎的《鹹魚女孩》、陳楸帆的《這一刻我們是快樂的》和顧叢雲的《給世界塗色》三部小說為例，探討了思辨小說將未來描繪為受當前不平等和倫理困境影響的有爭議的社會學現象的能力。她指出，這些作品通過挑戰健康、技術及身份的主流敘事，展現了科幻小說激發特定認知模式的力量：它們促使人們對想象中的概念與歷史現實在未來發展中的複雜關聯產生疑慮，並重新構想未來，視之為並非既定的景象，而是由我們當下的決定、發現及努力共同塑造的。
“中英醫學人文”項目博士後研究員Kaija Koovit在《從置換頻率到生活質量：膝關節置換術成功標準的演變》報告中，探討了膝關節置換術成功定義的多元性，涉及臨床、患者報告及手術層面，並通過多重指標評估，如運動範圍、穩定性、疼痛減輕、翻修率及患者滿意度。Kaija指出，歷史檔案顯示患者建議與手術決策間存在明顯差距，並批評關節置換術登記制度過於關注翻修率，忽視了患者報告的結果，導致高滿意度數據被忽視。此外，部分膝關節置換術因技術學習曲線陡峭、培訓不足而難以普及。她強調了註冊數據、醫生專業知識和歷史偏見對手術實踐的影響，並分析了患者報告結果如何左右手術選擇。通過歷史視角，她揭示了膝關節置換術成功定義的演變，對未來手術方法和醫療保健政策具有深遠啟示。
接下來的討論環節中，與會者聚焦技術官僚在公共政策和治理中的角色，特別是在健康治理與監管決策中的體現。指出技術官僚主義與政治關係在近現代發生顯著變化，如瑞士90年代監管政策中政治因素對技術決策影響顯著。同時，討論涉及聯合國和世衛組織在20世紀初至中期處理藥物與健康問題的方式方法，特別是技術性委員會的主導作用。關於如何增強技術官僚體系獨立性與透明度，與會者意見不一，有人建議增強權威性，有人指出攻擊技術官僚同樣有問題。最後，討論了科幻文學在科技和倫理問題中的應用，思考未來科技對社會的潛在影響。
第二組報告中，思克萊德大學的James Mills教授以《大麻、倫理與過去：被忽視的精神活性物質的歷史》為題，回顧了英國2018年將大麻合法化用於治療特定疾病後，處方數量有限且英國國家醫療服務體系（NHS）方針嚴格限制的現狀。他提到，蘇格蘭警方仍拘留合法持有醫用大麻製品的患者，這反映了社會對大麻消費者的誤解，歸因於生物倫理學的缺失及大麻監管歷史的忽視。他指出，19世紀以來，現代大麻管制中鮮少討論病患使用大麻的合理性，且19世紀90年代英國在印度的大麻政策更側重公民自由而非健康。儘管印度外交官曾爭取到特定大麻配方的豁免，但醫療用大麻的倫理框架未對政策、執法或臨床實踐產生實質影響。他還探討了全球大麻療法的發展及迷幻藥物倫理框架的建立，並分析了大麻藥物歷史上倫理規範的缺失，展望了蘇格蘭和其他地區在該領域的未來。
曼徹斯特大學的Robert Kirk教授發表了題為《“老鼠能否體驗迷幻？”精神障礙臨床前動物實驗研究的科學、倫理和歷史挑戰》的報告。他引用《科學》雜誌社論指出全球急需更有效的精神健康治療方法，而迷幻藥與心理療法的結合療法因缺乏有效臨床試驗控制條件而面臨證據建立難題。他強調，臨床前研究也面臨挑戰，儘管有多種精神疾病動物模型，但其價值及療效轉化可信度受質疑。基礎生物學進展雖大，但創新性精神藥物干預措施仍鮮見，導致基礎研究與治療間轉化鴻溝，也是迷幻輔助療法復興的原因之一。此外，他探討了人文社科在理解克服這些挑戰中的作用，及其與倫理學的關聯。從歷史角度出發，他的報告揭示了臨床前精神藥理學研究中的科學和倫理問題，特別是實驗動物福利關注，提出“心理倫理”或“心理道德”新概念，旨在深入研究認識論挑戰與動物福利關注之間的歷史關係。
隨後，與會者重點圍繞藥品成本效益、NHS（英國國家醫療服務體系）藥品供應情況以及NICE（英國國家衛生與臨床優化研究所）在藥物評估中的角色展開討論。他們探討了動物研究與人類研究的差異，特別是藥物使用中背景和環境因素對藥效的影響。接着，討論延伸至特定藥物在罕見病治療中的重要性，以及NHS在藥物支付方面的爭議問題。此外，他們還深入探討了藥物研究的倫理挑戰，包括藥物合法化、非醫療用途模型的應用，並強調了將藥物使用話語從懲罰性轉向醫療性的重要性。最後，他們就藥物使用的社會決定因素展開辯論，呼籲從更寬廣的社會與倫理視角審視藥物使用及相關研究。
在第三組報告中，薩斯喀徹溫大學的Erika Dyck教授分享了《迷幻藥、公眾信任和街頭倫理：迷幻藥專業知識研究》的報告。她提到，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歷史性地拒絕了Lykos Therapeutics公司關於使用迷幻藥MDMA治療創傷後應激障礙的申請，這標誌着十多年努力遊說和臨床證據收集的挫敗。FDA基於安全顧慮，特別是致盲和不當行為的報告，做出裁決。儘管迷幻輔助療法（PAT）的支持者強調其安全性和對難治疾病的重要性，但FDA的決定可能暫時阻礙了臨床合法化。然而，迷幻藥在公眾視野中的流行度持續攀升，得益於主流媒體、名人背書及監管市場的發展。FDA對PAT的否定或將再次引發公眾與機構間關於如何平衡臨床試驗數據與個體經驗證據的分歧。表明自己的研究聚焦於迷幻藥物倫理學基礎的變遷，並着重於重新評估個人經驗在迷幻藥物評估中的核心價值。
香港大學Alex Gearin博士則以《迷幻療法：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中的情感勞動與氛圍引導》為題，指出儘管迷幻輔助療法備受關注，但相關研究仍顯不足。Alex介紹了對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迷幻研究中心引導員情感勞動和情感氛圍的研究，通過訪談七名引導員和調查員，探討了引導工作的情感需求，包括管理期望、情感調和、界限維護、引導倫理及自我護理的重要性。同時，他分析了環境設計和宗教象徵對迷幻引導氛圍的影響。他通過探索情感勞動和情感氛圍的概念，闡明了迷幻引導工作中固有的情感和道德複雜性，為臨床醫生、患者、科學研究人員和其他對這種實驗性治療感興趣的人提供了寶貴見解。
在本組討論環節中，與會者深入交流了迷幻治療師對共同因素理論的見解，特別是關注該理論如何影響治療結果。他們對比了秘魯“Shipibo”文化中的迷幻治療實踐與霍普金斯實驗室所倡導的方法，聚焦於兩者在情感勞動投入、語義運用及治療過程的結構化程度等方面的顯著差異。此外，討論還提及迷幻治療過程中音樂的選擇與運用，強調了文化尊重的重要性，避免文化挪用，並深入探討了在不同社會和文化語境下實施迷幻治療所面臨的獨特目標與挑戰。
在第四組的報告中，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的Jennifer Jean-Strange博士以《必需之葯：從麻黃鹼的管制與禁用失敗探究迷幻藥研究的潛在路徑》為題，闡述了麻黃鹼的歷史演變與當前迷幻藥研究的啟示。她指出，麻黃鹼最初源自李時珍《本草綱目》中的麻黃，後經中美研究合作轉化為處方葯。麻黃鹼的提取不僅滿足了各國對中醫價值的認可，還促進了知識體系的融合。儘管上世紀90年代至本世紀初美國禁毒活動家試圖全面禁止麻黃鹼，但醫生和藥劑師憑藉麻黃鹼的科學醫學效用及中藥傳統使用，成功維護了其合法醫療用途。她認為，麻黃鹼的歷史案例展示了傳統草藥如何被納入醫療體系，並通過科學方法處理道德爭議，同時保持研究活力。面對當前迷幻藥物研發的挑戰，各國意見不一，存在普及或化學化植物類藥物的難題及知識體系整合的障礙。她強調，醫學和藥理學專家利用循證研究捍衛麻黃鹼繼續使用的方法，可為迷幻藥物研究探索出一條可行路徑。
香港大學的孫曉凡博士分享了題為《艾氯胺酮治療抑鬱症：一項患者體驗的人種學研究》，她主要關注了迷幻輔助療法在全球抑鬱症治療領域的應用趨勢，特別是（Es）氯胺酮（包括靜脈注射和斯普拉瓦托鼻噴霧劑形式）如何被視作針對難治性抑鬱症（TRD）或重度抑鬱症（MDD）患者的緊急干預措施。她聚焦於台北診所和廣州醫院，分析了不同醫療機構如何通過生物醫學治療和迷幻輔助心理治療兩種方法實施（Es）氯胺酮干預，並深入探索了精神科醫生、社會話語及科學討論如何塑造藥物體驗和治療環境。此外，她還考察了患者如何結合迷幻藥物體驗敘述自身患病經歷，揭示了醫療實踐、文化認知及個體對疾病和心理健康獨特理解之間的複雜互動。
最後的討論環節，與會者探討了藥物對患者社交及家庭關係的深遠影響。他們着重討論了家庭成員在治療過程中的角色與參與度，有學者指出，讓患者親友參與治療過程可能帶來積極影響，但需警惕文化差異對此類參與造成的障礙。通過對比中美兩國的家庭角色和治療實踐，他們發現顯著的文化差異。此外，與會者還回顧了藥物政策的歷史演變，尤其是危機時期的監管政策調整，並分析了麻黃素等具體藥物的監管現狀。同時，他們探究了藥物副作用、伴隨效應、治療期望管理、失敗後情緒處理及藥物成癮與戒斷等問題。
在第五組報告中來自思克萊德大學Patricia Barton教授發表了《“官員之罪”: 莫格福鴉片走私案與戰時美英國家及國際管制麻醉品的倫理問題》報告，其以英國鴉片走私案為切入點，探討了麻醉品管制的問題。1924年，英國兩名水手因向美國走私鴉片被判處五年監禁，起初英國商船部試圖維護水手免受外國法律制裁，但面對現實不得不接受判決。此案不僅揭示了公眾與政府之間在麻醉品管制法律理解上的差異，還突顯了內政部加強毒品管制的立場與其他政府部門及公眾意見之間的衝突。商船部官員在解釋麻醉品管制標準時面臨困境，反映了政府部門之間在權力行使上的分歧。此案還揭示了戰時媒體恐慌宣傳對立法的影響，以及早期治理迷幻藥物時缺乏倫理討論和理解的問題。最終，此案成為維持對麻醉品管制的“證據”，對後來的麻醉品政策產生了長期影響。這一歷史事件反映了麻醉品管制問題的複雜性和爭議性，以及在不同國家和文化背景下對麻醉品問題的不同看法和處理方式。
曼徹斯特大學張蒙研究員彙報了關於東亞地區鴉片成癮歷史、科學研究及治療等問題，他首先概述了到20世紀初東亞學者和醫生如何應對鴉片成癮的挑戰，並為相關知識體系做出貢獻的情況。隨後通過聚焦於歷史人物馬文昭在20世紀30年代對成癮科學的創新性貢獻，詳細闡述了他對成癮的科學研究以及開發有效戒毒方法的過程。馬文昭的研究深受日本和中國台灣地區在鴉片成癮及其治療方面的影響，他的工作得到了殖民政府的支持，旨在開發有效的戒毒方法。此外，張蒙還探討了成癮的科學研究、戒毒治療方法的挑戰以及馬文昭的研究對成癮治療領域的貢獻，揭示了成癮問題的複雜性和科學研究在解決社會問題中的重要性。
在第六組的報告中薩斯克徹溫大學博士後Zoe Dubus主要聚焦於一位具有爭議性的治療師，發表了題為《以史為鑒：迷幻藥輔助療法中的觸摸療法》報告，該治療師開創了一種融合身體接觸與藥物治療的新型心理療法，並在治療過程中引發了關於性反應、倫理邊界和治療方法有效性的廣泛討論。該治療師在治療過程中使用了深度按摩、身體接觸和藥物等手段，試圖幫助患者釋放負面情緒並恢復身心健康。然而，她的治療方法也引起關於治療師與患者之間界限、性反應以及在治療過程中的角色和治療方法是否安全的爭議。Zoe最後分析了這名治療師對患者產生的深遠影響，以及她的治療方法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所面臨的挑戰，揭示了心理療法創新與倫理邊界之間的複雜關係。
來自奧克蘭大學的Tehseen Noorani博士以《迷幻自由主義與瘋癲信任：極端狀態下的種種意願》為題，探討了迷幻藥體驗與精神錯亂之間的區別和聯繫，以及這些體驗對人類意識和心理狀態的影響。他通過引入神經可塑性的概念，分析了迷幻藥體驗如何影響大腦結構和功能，並討論了這種影響在治療精神疾病方面的潛在應用。報告中提到，迷幻藥體驗可以引發強烈的視覺和情感體驗，這些體驗有時被描述為精神錯亂的類似物。然而，與真正的精神錯亂不同，迷幻藥體驗通常是暫時的，並且在合適的條件下可以被引導為具有治療價值的體驗。Tehseen博士還討論了神經可塑性在迷幻藥治療精神疾病中的作用，以及這種治療方法所面臨的倫理和法律挑戰。
在第七組彙報中新加坡國立大學的學者Brain D. Earp發表了《迷幻藥，愛情與真實性》的報告。其主要闡述了愛情藥物（特別是MDMA）在改善浪漫關係中的潛在作用，以及由此引發的倫理和真實性等問題。報告指出，西方醫學模式往往過於個體化，聚焦於癥狀，並傾向於將治療化學化，這可能導致對藥物個人和社會影響的忽視。作者探討了使用MDMA等藥物進行輔助治療的案例，包括其在增進伴侶關係、調整情感及促進幸福感方面的效果。然而，這也引發了關於藥物影響下的愛情是否真實的哲學討論。Brain通過哲學視角分析了愛情的本質，提出真正的愛情應不受外界因素（如藥物）的干擾而持續存在。此外，他還討論了藥物在移除愛情障礙中的角色，並反思了通過藥物治療改善關係的倫理複雜性。
在全部的學者發言完畢後，與會人員又就“迷幻藥的過去與未來”這一議題展開熱烈的討論。圓桌討論由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的Lucas Reichert教授引言，通過聚焦迷幻藥研究的多個維度拋出問題，激發參會者們對於這一議題的深入思考和跨學科對話。首先，與會者們回顧了迷幻藥研究的背景與現狀並探討了當前研究在不同學科間的交叉融合趨勢。同時，討論了迷幻藥研究在學術界和公眾中的接受程度，以及相關的倫理和法律挑戰。接着，討論提及了“HOPE”研究平台，這一平台促進了霍普金斯大學和牛津大學在迷幻藥倫理方面的合作，通過國際會議等方式匯聚多方智慧，共謀研究未來。
此外，討論還包含了對迷幻藥研究的批判性思考，包括對潛在危害的擔憂、研究結果可重複性的質疑及過度商業化的警惕，同時強調了美國在該領域的主導地位及其引發的爭議。跨學科合作與全球視野也是討論的重點。不同學科間的交叉融合被視為推動研究深入發展的關鍵，而全球視野則強調迷幻藥研究是一個需全球共同面對的挑戰。最後，討論展望了未來研究方向，包括加強跨學科合作、完善倫理和法律框架及推動研究成果的實際應用等。
本次研討會在熱烈的討論中圓滿結束，學者們為迷幻藥研究提供了多元視角和深入洞察，並通過人文和社會科學的見解與方法，以新視角探索歷史上和當下對迷幻劑與精神活性物質的態度和方式，為這些領域在21世紀應該走向何方提供了借鑒與思考。學者們也希冀能以此活動為起點在未來舉辦一系列的相關活動，並形成一個更加正式的研究網絡，為致力於當代社會中精神活性物質和致幻劑方式變化的歷史、倫理和人道主義挑戰相關問題的研究者提供定期交流研討的平台。
陳駿釗 高曉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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