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l張飛
編輯l張飛
前言
近年來，地中海考古學越來越關注全新世時期過去氣候變化對社會的影響。
在希臘考古學中，這些研究得益於近年來從希臘大陸獲得的越來越多的古氣候代理數據。
本文對古希臘世界氣候與社會的最新辯論進行了討論，並概述了過去10年中在希臘發表的代理記錄。
該論文進一步對公元前一千年的古氣候證據進行了重點討論。
來自湖泊、海洋和濕地沉積物以及鐘乳石代理記錄的新古氣候代理序列提供了過去希臘大陸缺乏的重要數據。
這些記錄為集成跨學科研究提供了新的、有希望的途徑，重點關注希臘古代不同時期的人類-環境動態，但是在如何整合和理解過去氣候變化與考古證據之間的關係方面仍然存在挑戰。
應對氣候、環境和社會的方法
直到最近，對希臘和東地中海地區的氣候與社會研究主要集中在氣候變化對社會崩潰的影響上。
這類研究通常着眼於災難性氣候事件導致的社會組織和定居結構的崩潰，這在晚青銅時代出現了異常乾旱的時期。
在希臘的背景下，研究重點關注了氣候對於邁錫尼宮殿體系毀滅可能產生的影響，特別是在所謂的“3.2k事件”發生時，這在一些（但不是所有）東地中海古環境檔案中表現為明顯的乾旱序列。
對氣候變化與崩潰之間相互作用的關注有時存在問題，因為它往往傾向於將氣候作為社會崩潰的主要原因，而沒有正確關注氣候變化可能影響的社會經濟結構的細微差別。
相反，乾旱條件與崩潰的同步性經常被用作直接氣候影響的指標。然而，一些關注晚青銅時代崩潰方面的研究強調了氣候是促使社會變革的長期過程的一部分。
例如，Brandon Drake將公元前二千年代晚期的氣候軌跡稱為地中海氣候的“轉折”，這不會構成一個“事件”，而是一個持續對系統施加壓力的過程，需要分析早期氣候軌跡和長期過程與更快速氣候事件之間的相互作用。
這些問題在瑞典烏普薩拉大學項目（DoLP）框架內進行了幾項研究。
該項目內進行的晚青銅時代（LHIA–IIIC）研究表明，在邁錫尼宮殿系統消失之前，審視完整的晚期希臘地中海氣候變化範圍的重要性。
這項研究表明，在更有利的氣候條件下，社會經濟結構的建立和擴張創造了農業脆弱性，特別是在適應能力有限的社會面臨即將來臨的乾旱條件時。
對長期和中期發展、社會韌性和氣候變化的關注提供了關於氣候對晚青銅時代社會影響的更加細緻的討論，超越了氣候事件與崩潰之間的同步性。
最近由Riia Timonen和Ann Brysbaert進行的研究，發表在布魯塞爾舉辦的有關歐洲和近東古代社會氣候的會議的論文集中，
也提供了對乾旱氣候可能如何影響邁錫尼時期阿爾戈斯平原的特定生計、農業生產和宏偉建築計劃的密切分析。
儘管該研究沒有採用DoLP小組研究的相同長期框架，但它確實強調了隨着時間推移降水量和降水時間的變化如何可能影響邁錫尼地區經濟的特定特徵的重要性。
公元前第一個千年的氣候變化
具體看公元前一千年的古氣候軌跡，來自伯羅奔尼撒半島的三份出版的洞穴記錄提供了一個良好的起點，因為它們提供了跨越大部分或部分公元前一千年的序列。
阿萊波特里帕洞穴和卡普西亞洞穴都為這個時期提供了完整的數據集，而在馬夫里特里帕記錄中，在公元前1002-117年之間存在生長停滯期。
後者也只為希臘化到早期羅馬時期提供了有限的數據。這是不幸的，因為馬夫里特里帕記錄具有很高的時間分辨率（每年樣本數），
而且相對較低的日期不確定性，不像其他記錄具有高的採樣分辨率，但也具有更明顯的日期不確定性，其中卡普西亞是最有問題的。
在氧同位素（δ18O）序列方面，儘管在較短的時間段之間存在一些差異，但記錄仍然提供了相似的更廣泛的軌跡。
在大多數早鐵器時代和幾何時期，似乎普遍存在着高於平均水平的乾旱條件，即使在這個時間段內也會出現一些較濕潤的時期。
在考古時期，信號似乎更加混合，在卡普西亞和阿萊波特里帕的記錄中，不同時間的濕潤和乾旱條件之間存在變化。
到公元前大約200或150年，典型的早期希臘化時期，總體上是潮濕的氣候，即使卡普西亞的記錄表明公元前五世紀上半葉出現了明顯的乾旱時期。
在卡普西亞的記錄中，從公元前二世紀末到公元二世紀初，再次出現乾旱條件，而阿萊波特里帕的記錄則暗示稍晚一點，在公元一世紀中葉出現了乾旱時期。
而馬夫里特里帕記錄由於早期的生長停滯期，對於晚期希臘化時期很難解釋，但似乎也表明公元一世紀也有乾旱條件，即使鐘乳石重新生長可能暗示水進入洞穴的增加。
然而，來自希臘北部的塞薩洞穴（位於塞薩島上）的數據與伯羅奔尼撒半島鐘乳石提供的趨勢並不相符。
在這裡，我們幾乎可以觀察到晚第二千年紀和第一千年紀的相反信號：公元前1450年至公元前750年之間的時期主要以濕潤的氣候條件為特徵，沒有任何遲青銅時代和早鐵器時代其他記錄中所見的乾旱條件的跡象。
相反，在公元前一千年紀的後半葉可以觀察到向更乾燥氣候的轉變，之後氧同位素（δ18O）表明濕潤條件持續到公元後幾個世紀。
伯羅奔尼撒半島洞穴檔案與塞薩的Skala Marion鐘乳石之間的氣候信號差異很有趣，這些差異可以歸因於氣候的區域差異，或者是代理解釋的模糊性或日期不準確性。
這些差異顯示了在考古研究中使用地方記錄的重要性。然而，有趣的是，來自土耳其西南部的Kocain洞穴最近發表的記錄顯示與伯羅奔尼撒半島記錄的密切相似性。
特別是，通過氧同位素（δ18O）測量降水和利用鎂與鈣比率（Mg/Ca）測量有效濕度，Kocain的趨勢與來自Kapsia的同位素數據中所見的趨勢非常接近。
結論
過去十年來，希臘世界人類與環境相互作用的研究量大幅增加，同時可用的代理數據量也迅速增長，特別是來自伯羅奔尼撒半島的數據。
最近的研究重點突出了不同環境和社會經濟過程的同步性，這一點可以從古環境代理和考古記錄中看出。
特別是，長期觀點在識別與乾旱和濕潤氣候階段相關的模式和經常性問題方面很有用。
然而，所有記錄固有的年代不確定性強調了需要增加具有高時間分辨率和較低年代不確定性的可靠代理數據量，以通過年代學更安全地比較考古和古環境數據集。
因此，來自希臘和愛琴海多個地區的沉積物芯和鐘乳石的新記錄將有助於提供更廣泛的區域氣候軌跡圖，並展示這些軌跡內的局部變化。僅基於時間序列比較的比較研究還不夠。
我們還需要進一步思考氣候變化如何影響社會經濟過程，並激發不同社會尺度的社會響應。
這樣的動態需要在多個尺度上考慮——從家庭層面到區域定居結構和相關土地利用——我們需要進一步發展這種整合研究的方法。
在這方面，考古學必須發揮關鍵作用。特別是，在設計考古項目和考古取樣策略時，我們需要改善考古記錄並探索有關氣候和人類-環境相互作用的問題。
我們需要增加來自各種類型遺址（城市和農村）的發掘環境中的考古植物學和動物考古學證據的數量。
這將有助於我們檢查消費模式和農業策略可能如何受氣候變化的影響，或者可能不受影響。
對動植物遺骸進行新的科學分析也至關重要。穩定同位素分析，例如，可以為農業生產策略、施肥和灌溉模式以及牧群的季節性遷移提供長期證據，這對於未來討論過去氣候變化和社會響應至關重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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