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亦
80%肺癌是非小細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它進一步分為肺腺癌(lung adenocarcinomas, LUADs)和肺鱗狀細胞癌(lung squamous cell carcinomas, LUSCs),後者佔比20-30%,致死率極高。近年來,癌症治療領域有了很多突破,如程序死亡因子及其配體(PD-1/PD-L1)抑製劑的出現,就極大改善了NSCLC病人的境況,顯著降低了早期病人的複發風險,對於局部進展不可切除的疾病,也能夠幫助減少遠端轉移,實現更好預後。
不幸的是,大多數LUSC病人在診斷時就已處於高進展階段,即使使用PD-(L)1抑製劑,中位總體生存率(OS)也只有17.1個月。PD-L1的表達雖可以作為療法的受益指征,但它卻不是一個完美的生物標誌物。相比之下,LUADs中普遍存在的驅動突變預測性更強,然而它們在LUSCs中幾乎沒有,而針對LUSCs中普遍存在異常的靶向療法在臨床試驗中都非常低效。腫瘤複雜的基因組學、對於致癌途徑機制的有限理解和代表性小鼠模型的欠缺,使得LUSCs藥物的開發成為長久以來的挑戰,其特異性療法一直缺乏,高進展階段的病人選擇非常少。
現階段針對LUSCs的療法主要聚焦在表觀和代謝上,這些新型療法可與免疫檢查點抑製劑一起協同發揮作用。2022年10月20日,來自紐約大學格羅斯曼醫學院的Kwok Kin Wong在Cancer Cell上發表了觀點文章,概述LUSCs研究進展,總結過去藥物嘗試上的經驗教訓,展望未來療法方向。
鱗狀細胞肺癌病因和生物學起源
生物學上,相較於LUADs,LUSCs與起源於其他食管、頭頸等部位的鱗狀細胞癌(SCCs)更相似,分子特徵體現為高遺傳變異和染色體不穩定性。LUSCs起源於基底樣幹細胞(basal-like stem cells, BSCs),2型肺泡細胞(AT2)和棒狀細胞,之後在轉錄因子SOX2和NKX2-1,以及致癌基因的共同作用下分化,產生腫瘤可塑性和藥物抗性。
LUSC治療靶點:過去
重複發生的分子事件是LUSC中關鍵的致癌因素,可被作為潛在的藥物靶點。但由於LUSC中極高的突變負荷(8.1/Mb),我們很難區分旁觀基因和突變基因。這種情況下,針對受體酪氨酸激酶(receptor tyrosine kinases, RTKs),信號轉導,細胞周期檢查點等的藥物被使用。
首先是激酶抑製劑。阿法替尼是目前唯一批准用於LUSCs的單葯,耐昔妥珠單抗與化療聯用是少數被批准的靶向療法之一。然而基於EGFR的方法毒性高,基於ERBB的療法效果也不顯著。另一個RTK是FGFR,但其抑製劑寧達尼布和多韋替尼效果甚微。DDR2突變致癌水平可能很低,目前還沒有相關靶向藥物被批准或是用於臨床試驗。以上RTK抑製劑的例子都說明選擇特異性的生物標誌物十分重要,需要鑒定出真正的致癌驅動基因。
第二大類藥物靶向信號轉導。RTK信號普遍調控RAS-RAF-MEK和PI3K蛋白激酶途徑,但相關研究均沒有取得很好的效果。RAS突變對於LUSC腫瘤生長作用未知,病人不一定能從相關靶向突變療法中獲益,MEK抑製劑司美替尼與化療聯合療法在三期臨床試驗中失敗,抑制PI3K信號中PIK3CA的突變在臨床試驗中結果呈陰性,並且毒性很大。以上說明兩點:信號轉導途徑相互串聯(Crosstalk)非常普遍,存在級聯效應,僅僅靶向其中一個是不夠的;信號轉導抑製劑損傷正常細胞生物學過程,往往帶來極大毒性。
第三類藥物靶向細胞周期。細胞周期位於致癌信號途徑的下游,是很具有吸引力的治療靶點。CDKN2A的失活或RB1的缺失都會導致細胞周期失去控制,據此開發的CDK4/6抑製劑在LUSC中收效甚微,即使病人表達對應分子標記物(CDKN2A失活突變或CDK4,CCND1/2/3擴增),總體響應也非常低(只有6%)。蛋白組學研究表明這一途徑非常複雜,我們需要進一步了解以確定正確的靶點和生物標誌物。
LUSC治療靶點:現在
除基因組外,影響鱗狀分化和腫瘤存活的因素還有表觀組和代謝組。表觀療法通過影響轉錄編程來調控致癌基因及相關途徑,造成代謝上的紊亂,這一點可以被用於藥物開發。
LUSCs中,全局DNA低甲基化使致癌基因轉錄激活,基因座特異性高甲基化沉默腫瘤抑制基因,從而增加腫瘤異質性和可塑性。過去的表觀療法一般是抑制DNA甲基轉移酶(DNMT1)或組蛋白脫乙酰酶(HDAC),但因其高毒性低效應而表現不佳。如今二代藥物則基於生物標誌物選擇群體,與其他療法協同作用以應對腫瘤抗性。轉錄因子SOX2的染色質調節因子LSD1和EZH2是很有潛力的藥物靶點。抑制LSD1減少致癌潛力,促進細胞分化,EZH2的升高與鱗狀轉化相關,二者的抑製劑目前均處於臨床試驗中。其他的調控子如KMT2D,NSD3也具備藥物發展前景,前者在22%的LUSCs存在突變,其缺失導致抑癌功能喪失和代謝缺陷,後者的抑製劑阻礙了腫瘤生長。療法的選擇壓力會導致鱗狀轉化,LSD1和EZH2抑製劑處理使前列腺腫瘤對雄激素抑制療法再次敏感,提示表觀療法有助於解決鱗狀轉化肺癌的靶向療法抗性。
細胞代謝失調是癌症一大特徵,LUSCs高表達GLUT1葡萄糖轉運子,依賴糖酵解。KEAP1-NRF2途徑是氧化應激響應重要的調控子,正常情況下KEAP1泛素化NRF2使其降解,而在壓力條件下KEAP1活性降低,NRF2相關基因轉錄,抵禦活性氧(ROS),調節免疫應答。KEAP1在LUADs中呈現功能缺失性突變,NFE2L2在LUSCs中呈現功能獲得性突變,二者互斥且均導致NRF2信號持續表達,這對於進展期病人非常不利,會導致藥物解毒,抗藥性的產生。更深遠的影響是代謝重編程,谷氨酰胺在三羧酸循環中的可用性降低,形成代謝瓶頸。不同突變的LUAD小鼠的代謝環境明顯不同,找到正確的生物標誌物對於靶向代謝異常非常重要。另外,由於谷氨酰胺為CD8+ T細胞激活所必需,評估PD-(L)1抑製劑對於谷氨酰胺酶響應的影響非常重要。
LUSC治療靶點:未來
鑒定穩健的生物標誌物對於發展有效的LUSCs療法非常必要。提倡病人進行NGS,使用多基因的組合評估用於指導療法。免疫療法中,需要除PD-L1和腫瘤突變負荷外,對於腫瘤免疫微環境(TIME)全面評估的生物標誌物。此外,更精細的亞分類也有助於提升療法成功率。
基於腫瘤生物學的聯合療法也能提升治療的有效性。目前大多數都是和免疫檢查點抑製劑結合,這就需要對於TIME塑造的分子機制有全面了解。如表觀療法和化療、靶向療法、免疫療法的結合,需要更多的研究來了解其中的風險和挑戰,以及適當的生物標誌物選擇。
綜上所述,LUSCs與其他部位的SCCs有許多共同點,其藥物研究將對其他鱗癌的治療產生深遠影響。儘管迄今為止,LUSCs的藥物探索還未取得良好成效,但結合表觀遺傳和代謝的新方法是很有希望的。此外,LUSC基因組複雜性可能對免疫療法是有利的,尤其當和生物標誌物導向的靶向治療相結合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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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i.org/10.1016/j.ccell.2022.09.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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