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浙江大學的校園裡，曾有一位女科學家被學生們私下稱作“能看見情緒的人”。不是因為她真的能透視人的內心，而是因為她總能用最冷靜的科學語言，來解讀最複雜的情緒波動——比如，抑鬱。她叫胡海嵐，是一位既能解剖神經元活動，又能拆解人類悲傷的腦科學家。從北大到伯克利，再到冷泉港，再回國獨立指導研究，胡海嵐院士一路走來，始終站在腦科學最前沿，也讓世界看見：抑鬱症，並非無解。
胡海嵐從小聰慧過人，一路從重點小學讀至北京大學。在大學裡，一本關於神經元和大腦的教材徹底點燃了她的熱情，書中對大腦奧秘的描述讓她着迷。也是從那一刻起，胡海嵐堅定地把研究方向瞄準神經科學，並開始思考：情緒、認知、快樂與悲傷，這些看似主觀的體驗，是否也藏在大腦某個可被揭示的神經環路里？帶着這樣的疑問，1996年胡海嵐赴美留學，在伯克利大學攻讀神經生物學博士，後又在弗吉尼亞大學與冷泉港實驗室專攻電生理與突觸科塑性。正是這樣多學科的訓練，讓她日後在抑鬱症神經機制研究中具備獨特視角與紮實基礎。
2008年回國後，胡海嵐放棄國外的豐厚待遇，回到中國科學院和浙江大學建立起獨立實驗室，專註於抑鬱症的神經機制研究。彼時，中國在抑鬱症研究領域還相對薄弱。雖然臨床上已有一些常用的抗抑鬱葯，但大多起效慢、療程長，許多患者服藥後要等上三四周才能感到一點點好轉，而且常伴隨食慾下降、頭暈嗜睡等副作用。更重要的是，這些藥物並不能幫所有人緩解癥狀，一部分人即便堅持吃藥，情緒依舊難以改善，被稱為“難治型抑鬱”。那時國內的科研資源集中在癌症、心腦血管等疾病上，抑鬱症在大眾眼裡常常被誤認為是想不開，甚至覺得自己扛一扛就過去了。
實際上，抑鬱症是一種大腦功能失調導致的慢性疾病，絕不是簡單的情緒波動。它會影響人的睡眠、記憶、注意力、胃口，嚴重時甚至讓人喪失生活的動力。那幾年，國內心理門診接診量逐年上升，但專業醫生緊缺，科研基礎也相對滯後。胡海嵐回國後看到這種情況，更堅定了她要從最根本的大腦機制出發，為中國自己的抑鬱症研究打開一條科學通路的決心。
在夜以繼日的不斷鑽研中，胡海嵐終於找到了些許微光。有一次，她在實驗室的兩組數據中敏銳地發現問題的關鍵：一邊是藥物對情緒的影響，另一邊是大腦中神經元異常的電信號，看似無關，卻讓她靈感乍現。當晚胡海嵐馬上聯繫團隊布置新實驗。結果印證了她的判斷，兩項數據其實揭示的是同一機制，也由此打開了研究抑鬱症新路徑的大門。
很快，基於這一發現，胡海嵐院士帶領團隊不斷深入探索，找到了大腦中一個關鍵區域——名叫外側韁核的小結構。這裡像情緒的剎車系統，一旦運作異常，就會讓人對原本喜歡的事物失去興趣。胡海嵐團隊發現，這裡的神經元會像機關槍一樣瘋狂放電，導致人長期處於低落狀態。而一款名叫氯胺酮的藥物，正是通過阻斷這個異常放電，讓大腦慢慢恢復正常節奏。這個發現解決了抑鬱症治療中一個長期沒有突破的難題，為新一代抗抑鬱藥物的設計提供了嶄新思路。
除了神經元，胡海嵐團隊還關注到大腦里的幫手細”——星形膠質細胞。在抑鬱狀態下，這些細胞內一種叫Kir4.1的通道表達過多，也會造成神經元異常活躍，進一步加劇情緒問題。這一發現讓大家認識到，抑鬱症並不只是情緒不好，而是大腦中多個系統的協同紊亂。胡海嵐團隊的這個發現，將抑鬱症機制研究推上新高度，為抑鬱症的治療帶來了新的方向，讓越來越多患者看到希望。
其中就有一位來自江西的中學老師，他名為張林，曾是校園裡最受學生喜愛的班主任。但三年前，父親意外離世、教學壓力陡增，讓張林開始出現情緒低落、失眠、注意力渙散等癥狀。起初他以為自己只是累了，可很快連備課、授課這樣的基礎工作對他來說都成了煎熬，甚至一度在講台上哽咽到說不出話來。張林只能暫停工作四處求醫，他嘗試過不同的抗抑鬱葯，卻收效甚微，副作用反而讓他更疲憊。
到了最嚴重的時候，張林整日閉門不出，甚至連刷牙洗臉都需家人催促。他的妻子多次在深夜偷偷哭泣，悄悄藏起張林房間里的藥瓶和剪刀——她害怕，一不留神，這個家就再也回不到從前。轉機出現在一次偶然的就診中，醫生建議他參與一個胡海嵐的速效抗抑鬱臨床試驗。治療開始後的第三天，張林忽然說了句：“好像今天的陽光還挺舒服。”這是他許久以來第一次主動說話。
接下來的幾天，張林開始試着主動洗漱、外出散步，甚至翻開了曾經最愛的歷史書。妻子眼含熱淚地表示，丈夫像是從霧裡慢慢走出來了。這一改變不僅救回了一個患者，更挽救了一個岌岌可危的家庭。而這正是胡海嵐研究真正的意義所在——讓那些被困在情緒黑暗中的人，有機會看見光。
面對當前社會持續增長的抑鬱症發病率，胡海嵐深知自己的研究承擔著更大的社會意義。於是在工作之餘，她通過講座、文章和媒體，積极參与科普與倡導，將複雜的科研成果以生動的故事分享給公眾。
在一次關於青少年情緒障礙的座談會上，一位穿着樸素的父親站起身來，他的頭髮已經花白，聲音沙啞地說道說：“胡老師，我兒子原本學習成績一直很好，可前幾年我跟他媽媽離異後，這孩子就越來越孤僻，常常不吃飯，晚上不睡覺。我以為是青春期，可他有天突然對我說，‘爸，我活着沒有意義。’我嚇壞了趕緊帶他去醫院，醫生說是重度抑鬱，開了葯。但他只吃了幾天就說沒用。我兒子現在每天就盯着天花板，什麼也不幹。”父親頓了頓，低下頭揉了揉眼睛，“我們是農村出來的，也不懂這些腦子裡的病。我只想知道，他還能好起來嗎？”
會場一時安靜下來，很多人低頭擦拭眼角。胡海嵐緩緩起身，目光溫和卻堅定。她說：“情緒，是氣的影子。氣不通，心就悶。調情緒不是壓着，也不是忍着，而是要疏開那些結，要找到那個被堵住的地方。其實很多人以為只要少生氣、少想事、按時吃藥，就能緩解抑鬱。可我告訴你，真正的調節情緒，遠不止此。我常跟病人說，除了按時吃藥，還有三件‘看似不起眼、實則決定性’的小事必須做到，只要持之以恆，情緒問題也會隨之消融！”
第一件事，是規律作息，哪怕不能早睡，也要每天同一時間起床。
抑鬱症患者最早出現的問題，常常不是情緒本身，而是生物鐘的紊亂。他們晚上難以入睡，白天起不來，長期待在室內，晝夜節律被打亂，進而影響身體的激素分泌與大腦的覺醒機制。如果大腦對時間失去了感知，情緒也會越來越模糊、沉重。
規律作息的關鍵，不是強求早睡，而是每天定一個固定的起床時間。哪怕晚上兩點才睡，第二天八點也要起床，洗漱、吃飯、坐着曬太陽，哪怕什麼都不做，也比繼續賴床強。這樣堅持一段時間後，人體內的生物鐘會逐漸校準，大腦的“日夜識別系統”重新激活，整個人的精神狀態也會悄悄發生變化。
第二件事，是每天做一件明確可完成的小任務。
抑鬱症患者常常感到什麼都做不好、做什麼都沒意義，這是一種自我效能感的喪失。如果任由這種感覺繼續發展，大腦中調控成就感的區域會持續低活躍，越來越難以從生活中獲得滿足。恢復效能感的方法，並不是要求患者去完成艱難的目標，而是安排一些他們力所能及的小事，比如擦一塊桌子，疊一件衣服，或者整理一個抽屜。
這些簡單的小任務，看似微不足道，卻能在無形中給大腦提供我做成了的信號，慢慢恢復對自我能力的認可。在完成任務後，家屬不需要過度表揚，只要給予簡單的確認，例如肯定他今天整理了房間、洗了衣服，就已經足夠。這種一點一滴的積累，會逐漸讓一個人重新相信自己是有用的，有能力的，情緒也會隨之緩和。
第三件事，是讓患者重新感受到被需要。
長期抑鬱的人往往會把自己封閉在一個無用的角色中，覺得自己是家庭的負擔，是社會的多餘之人。其實人最怕的不是孤獨，而是被剝奪了存在感和價值感。重建這種價值感，不是讓他們去承擔重任，而是創造機會，讓他們參與日常的小事。比如請他幫忙拿個東西，陪家人去樓下買菜，聽一次鄰居聊天，哪怕只是陪着走一小段路。
這些微小的被需要感，會激活大腦中與歸屬感和獎勵機制相關的區域，讓他們慢慢意識到：自己還在這個世界裡，還能做點什麼，還值得被看見。有研究顯示，參與感是抑鬱康復中最被低估的一部分。人類天生是社會性動物，哪怕微小的互動也能點燃內心的火種。對於家屬來說，最好的幫助方式，往往不是勸解，而是設計這樣的參與機會，讓他們從旁觀者慢慢變回生活的參與者。
這三件事，聽起來都不難，但真正堅持下來，並不容易。它們不像藥物那樣立竿見影，卻能在日復一日的重複中，修復一個人被壓垮的身心節律。這也正是胡海嵐強調的重點：情緒的修復，不是一次說服、一次治療就能完成的，而是一個循序漸進、需要持續陪伴的過程。吃藥，是基礎；而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事，才是真正把藥效變成生活動力的關鍵步驟。在抑鬱症的康復過程中，沒有哪一件是單獨起作用的，都是一環扣一環，缺一不可。
很多家屬在患者好轉時鬆懈下來，不再堅持這些行為習慣；也有患者因為一時看不到成效就中途放棄。實際上，越是病情反覆的人群，越需要這三件事在日常中變成本能，就像刷牙洗臉一樣自然。真正的康復，不是癥狀消失，而是重新找回過日子的感覺。有節奏的生活、可控的小目標、能被需要的狀態，這些才是對抗抑鬱最溫柔也最有效的力量。
內容資料來源：
[1]符鈺嵐,陳煒,卓桂鋒,等.抑鬱症中補體系統與突觸可塑性相互調控關係的研究進展[J].中國醫藥導報,2025,22(14):70-75.
[2]王艷,夏燕,譚成萬,等.青少年抑鬱症非自殺性自傷行為的高危因素分析[J].長春中醫藥大學學報,2025,41(05):565-569.
[3]周莉萍,葛維,甘雪,等.青少年抑鬱症患者雙側額葉CT診斷分析[J].國際精神病學雜誌,2025,52(02):467-470.
（註：《抗抑鬱不止靠葯！胡海嵐院士研究發現：真正讓人好轉的，是這3件事》圖片均為網圖，人名均為化名，配合敘事:原創文章，請勿轉載抄襲；情節稍有潤色虛構，如有雷同純屬巧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