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孩子怎樣才能好好長大成人？這是讓許多父母焦心的問題。大多數家長為了讓孩子成年後在社會中有一席之地，把考上好的大學、讀個好的專業設定為孩子的目標，並為這個目標投入了大量的精力與財力，
但是，當孩子離開家長的庇護，走入大學時，家長們卻發現，優秀的孩子們出現了比初高中時更加嚴重的心理危機。
“考上大學就好了”，這樣的神話現在已經不復存在。在成績至上的單一價值體系中成長的孩子，會愕然發現，自己不僅缺乏獨自生活所必需的執行能力和技巧，也無法應付各種學業、社交、情感上的要求。更重要的是，他們面對的是一個“機會越來越少”的未來圖景，單一的對“成功”的定義讓他們仍然每天都在過着走鋼絲般的生活。
在《高壓年代：如何幫助孩子在大學渡過難關、順利成人》一書中，賓夕法尼亞大學佩雷爾曼醫學院的精神醫學教授羅斯坦和心理學博士希布斯為家長提供了一份指南。這份指南包含了孩子在大學及以後的生活中所需要的社交、情緒、生活自理能力，還有大學階段可能出現的精神疾病跡象，並給出應對問題的資源和方法。
正如書中所說，高壓的時代給年輕人帶來了許多認知性的錯位：
“壓力之下的當代孩子和家長，往往高估了力爭上遊的價值，而低估了簡單粗重枯燥的工作對於成功的作用。這會造成什麼樣的潛在後果呢？年輕人會覺得那些單調的工作沒意思，配不上自己，於是不屑於去做。但如果孩子長到青春期都從沒學過，那麼在做一些不那麼愉快的家務，乃至將來做一份不那麼有趣的工作時，又怎樣管理自己的煩惱沮喪？他們將如何獲得那份可以接受低分而不是退課的“堅毅”，那份可以跌倒重來而不是放棄的自律，那份可以看到完美會阻礙完成的見解？他們又將如何學會斷掉互聯網，以健康睡眠為先，對派對狂朋友說不？”
《高壓年代：如何幫助孩子在大學渡過難關、順利成人》，作者: [美] B.珍妮特·希布斯，[美]安東尼·羅斯坦，譯者: 成麗蘋，出品方: 青豆書坊，出版社: 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出版年: 2023年7月。
當今年輕人世界裡的隱憂
學術上的才能，幾乎無法為人生起起落落帶來的動蕩——或者機遇——提供任何準備。
——丹尼爾·戈爾曼《情商》
在大型公立中學畢業典禮上，卡森以學生代表身份做了開場致辭，與此同時，他還獲得了學校的英語獎及一所頂級大學的優秀獎學金（部分減免）。他很自豪也如釋重負，他的努力終於有了回報。如果沒拿到獎學金，他就只能在州立大學走讀部就讀。現在他被名校錄取，父母也慷慨地提出要幫他還學生貸款。
然而，當卡森坐在大一英語課堂里，盯着自己論文上那個大大的紅色評級“D”時，父母的希望、自己的夢想彷彿都受到了嘲弄。課堂時間一晃而過，他發現自己不知怎麼就上到了大學圖書館八樓，俯瞰着一樓的大廳。他察覺到自己腦子裡正在思考着，要是就這麼跳下去會砸到什麼——是玻璃封裝的檔案陳列台，還是那擺着許多教師新近出版物的光可鑒人的長桌子？
這時，一個同學的身影從他思緒中飄過。那是他法語班上的一個女生，這學期開學才一個月就自殺了。她身上有着絕佳的幽默感，卡森一直不明白她為什麼會自殺，她似乎一切都很順遂，這令人悲哀而奇怪。但此刻，卡森覺得自己的獎學金要泡湯了，未來就要毀了，惶惶之中的他，突然間感受到了那個女生的絕望。
一陣眩暈，迫使他從圖書館的天台上退下。他癱坐在地，機械地按下大學熱線電話速撥號碼。一名值守學生接聽了電話，並成功地讓卡森保持通話，直到他平靜下來，同意前往學校的免預約諮詢服務中心。就這樣，卡森扛過了這次可怕的瞬間衝動。幸運的是，他的自信心危機並不是嚴重抑鬱症或躁鬱症帶來的。這次短暫驚恐發作之後，他進行了心理治療，最終提升了韌性，有了更強的能力去忍受挫折和逆境。
《萬物理論》劇照。
那天下午挽救卡森的，不僅僅是那陣眩暈和無精神疾病的基礎，還有很多情緒管理技巧的加持。與家人朋友感情牢固、有求助的意願，也都是讓他走下天台、撥出電話的原因。他的家庭環境，培養了他困難時求助所需要的非認知技巧。
他的父母總是表揚他的努力而不是結果；他們也總是默默地關注和支持他的興趣愛好。卡森犯錯時，他們就會打趣說：“唯有人是蠻美的（沒有人是完美的）。”有問題時父母會跟他討論，但不會給他現成答案。所以他的情緒是有底氣的，足以壓過瞬間的絕望。頭腦冷靜下來之後，他想起自己以前也曾面對過一個“D”，是在高中微積分的考試里。一開始他也慌亂：“我在學校的排名要往下掉了。”在他告訴父母之後，他們鼓勵他去跟老師談談。就是這種情緒上的韌性和面對逆境的底氣，在學習遭遇挫敗的時候拯救了他。我們堅信，每一個學生都能學到這些技巧，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
然而遺憾的是，很多學生並沒有這麼幸運，他們沒有做好充分的準備，就遭遇了盛行於大學校園的精神健康問題。當代和下一代大學生必須提升成熟度，以更高的社會情緒智慧裝備自己。大學生活如同坐過山車，做好充分準備，才能減少脫軌風險。
當大學生們如履薄冰的時候，家長們又是怎樣一番光景呢？像“大學將會是你人生中最好的時光”這種懷舊箴言，人們是再也聽不到了，只聽到無數家長為孩子即將崩潰的人生憂心忡忡。儘管家長們已經傾盡全力去教育、托舉其天資聰穎的子女，卻依舊無奈地看到，孩子開始出現腳步踉蹌、要摔跟頭的樣子，比如焦慮、抑鬱、情緒波動等。
大學生面對的是機會越來越少的圖景
卡森的故事，除了惶恐與韌性，還讓我們看到了一個代際現實。我們每一個人，在人生的某個時間點，都會像卡森那樣感覺失望甚至崩潰。可是在上一代的大學裡，沒人會覺得僅僅一次得低分就要完蛋。那時候人生成功的定義，也並不是只有從高中到完美大學再到高薪職業筆直一條道，連一個趔趄都不能打。
可是眼看着，現實似乎已經逐漸發展成了這樣。現在的年輕人一想到成年，眼前就是一幅競爭日趨激烈、機會越來越少的圖景。《紐約時報》最近感嘆道：“大學文憑正在貶值成新的高中文憑。儘管花費高昂，卻已經成為找到一份一般性工作的最新最低要求。”
在這麼大的成功壓力之下，無怪乎當今的年輕人要和成年人一起競爭“美國壓力最大人群”頭銜了。年輕組甚至還可能領先一籌：根據美國心理學會最近的調查，青少年比成年人感受到的壓力更高，哪怕是暑期。該調查顯示，這種壓力致使1/3的青少年感到無法承受、抑鬱、疲倦。而且這壓力沒有很快會緩解的跡象：34%的受訪青少年預計未來一年中自己的壓力值還會繼續上升。
《萬物理論》劇照。
那麼兩組人應對壓力的情況怎麼樣呢？成績都不好：青少年組和成年組都沒能在管理壓力上做到位。大多數都沉迷於不健康的行為：要麼不吃飯，要麼“暴食抗壓”；遠遠沒有做到充足鍛煉、充足睡眠。到了大學階段，壓力很容易就會催化出精神疾病診斷，導致自殘風險增加。
家長於是發出困惑與驚慌之聲：“怎麼回事，現在孩子的壓力怎麼這麼大？一個孩子要多久才能長大？”我們常常聽到家長們用各種不同的說法表達出同一種哀嘆：“我們已經無計可施了。我們一直在努力，給孩子創造一切機會讓他成功，絕對比我們在他那麼大的時候條件好得多——究竟是哪裡出了問題？”
從千禧一代開始，直到Z世代（也稱為i世代，指1995年至2009年出生的一代人），面對迅速變幻的政治經濟圖景，學生們以不斷地奮鬥來抵禦未來的不確定性，承受了非常真實的壓力。他們的壓力來自全天候唾手可得的互聯網、社交媒體的壓力，以及隨之而來的各種攀比標尺——有社交上的，有學習上的。正如一位麻省理工的教授所指出的，平均績點分、夢想的大學、獎學金、名企暑期實習崗位，以及畢業後的起薪，都是意義和使命的虛幻替代品。年輕人的大腦已經在疲於應付各種成長任務、各種不確定性，包括但不限於建立自我身份、發展友誼、嘗試親密關係、孵化未來的事業……加上當代的各種壓力，可能就超載了。
家長也是壓力重重。父母對子女的保護欲可能造成過度育兒，反而阻礙了子女獲得成功起航所必需的管理情緒技能。這些方方面面的壓力，在大學時代及緊隨其後的一段時間達到頂峰，因為在大學這個大熔爐里，很多壓力誘發的情緒問題初顯端倪。大學壓力源與出現精神健康問題，這兩個現象形成一個互相餵養的閉環，使得兩邊的壓力都越來越大。
如今，“成功的父母”意味着對孩子“管控到位”
歷史學家史蒂文·明茨寬慰我們說，擔憂“美國人的童年被毀”是一個周期性現象，每當經濟形勢緊張或者社會急劇變遷時就會出現。實際上，父母心影響着焦慮驅動的變革，這種現象在美國歷史的早期便已存在。清教徒前往“新世界”尋求的宗教自由，就脫胎於他們想要拯救“舊世界”中“恐將墮落腐化之後代”這樣一個焦灼的道德執念。在今天這個社會與經濟格局劇變的“新世界”中，面對無處不在的互聯網、社交媒體的壓力、愈演愈烈的全球競爭，焦慮的家長們同樣試圖“拯救”其子女，逃離屏幕的誘惑、鐵飯碗的消失，乃至想象中被機器人奪走崗位的未來。
無論是在殖民時代還是在當代，育兒方式總在保護控制和促進兒童獨立性之間來回拉鋸。在匱乏年代——如美國西部拓荒時代，以及在政治經濟穩定的年代鼓勵青少年兒童自主自立的做法受到推崇。“二戰”後數十年的美國家庭生活中，父母過着工作安穩、收入上升、家庭結構比較固定的日子，在這種國內局勢相對安全的年代，孩子會被給予更多的自由空間。相反，在社會劇變的時代，家長施加保護、增強控制的做法就會大行其道——巧得很，過去40年正是如此。
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的40年，社會與經濟劇烈動蕩，導致人們再度開始恐慌孩子的安全和幸福。嬰兒潮一代和X世代（出生於1965年至1980年的一代人）的自由放養式童年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首先是牛奶紙盒上印上了關於兒童綁架的警示，次第而來的是哥倫拜恩校園槍擊案、2001年的9·11恐怖襲擊事件以及2008年的全球經濟大衰退。家長們的反應是加強控制、窄化成功定義，以嚴密保護取代孩子的自主自立。保護措施五花八門：家長替孩子安排玩伴、花生醬不得進入學校、課堂上出現不適內容預警提示……如今，“成功父母”意味着對孩子“管控到位”，從稚齡起便精雕細琢，面面俱到。
《心靈捕手》劇照。
明茨認為，這種對孩子的擔憂捲土重來，其實反映了成年人的生活動蕩不安，以及家長因此而背負的重重壓力。透過歷史的濾鏡去看問題，或許可以讓家長略感寬慰：他們對孩子幸福的周期性恐慌，實在不是什麼新鮮事。
讓我們面對現實：在美國父母陷入焦慮之前，成長的麻煩屬性便早已存在。亞里士多德寫道：“讓醉漢躁動的是酒，讓年輕人躁動是天性。”兩千年後，莎士比亞在《冬天的故事》里安排無名牧羊人哀嘆道：“我希望16歲和23歲之間並沒有別的年齡，否則這整段時間裡就讓青春在睡夢中度過去吧。”
而現下，家長們在時光的懷舊效應中得了選擇性遺忘症，將自己的大學時代理想化為“無憂無慮”，便奇怪子女為何不能過上自己當年那種太平日子。然而，明茨提醒我們，代際變化的本質就在於，家長既不能複製自己的過去，也不能預測孩子的未來。未來是不確定的，當下是未有先例的，因此當今的年輕人承受着獨一無二的壓力。
曾經，通向好日子的道路還沒有那麼狹窄
在“二戰”後的一段時期，通向好日子的道路還沒有那麼狹窄，絕不需要什麼名牌大學做通行證，甚至連大學文憑都不需要。當時的普遍觀念是，念完高中就去工作完全沒問題，如果工作需要，或者有志於此，再去上大學也不遲。直到1980年代，四年本科才在美國全國範圍內成為剛需。
不過在此之前數十年，隨着1944年《退伍軍人權利法案》的頒發，向著“全民大學教育”的轉變就已經逐漸開始了。從1940年到1950年，美國高等院校授予的學位數量翻了一番；而1945年美國人學士或以上學位持有率為4.6%，半個世紀後上升到25%。20世紀中葉的成年人越來越多地拿到大學學位，於是他們將同樣的——甚至更高的——夢想傳到子女身上。
民權運動進一步推動了全民大學教育運動，其重點落在教育機會平等上。
1983年的總統報告《國家處在危險之中：教育改革勢在必行》引發了聯邦及各州對職業教育的拋棄。其後果讓人始料不及：人們開始不切實際地期待按部就班的求學道路；高等教育年限拉長；技術職業被邊緣化；子女對父母的經濟依賴時間延長，以及更嚴重的——遲遲不能完全成年。
與此同時，自動化和全球化加速了美國製造業與貿易領域高薪低技能工作崗位的流失。當這些以及其他通往中產階級的道路變窄，讀完四年本科就成了自立成人的基本條件。如今教育已經成為制度性壓力的代名詞，過度偏重學術考察，使初中至大學青少年身上的負擔越來越沉重。
過去，人們覺得只要孩子在學習，在增長見識，在探索使命，那就夠了；而現在，當家長越來越焦慮子女面臨的白熱化競爭，“拼”變成了常態。壓力，成了父母的榮譽勳章，成了有沒有為孩子上大學提供充分準備的考驗標準。以下這些壓力想必家長們都不陌生：跟別的家長一比較，總覺得自己做得不夠；發現自家五歲小孩的玩伴正在學中文，頓時覺得自己就是個懶鬼爹媽；孩子的履歷沒能填滿各種課外活動，不禁陷入自責……
《心靈捕手》劇照。
與此同時，高中學生被鼓勵擔起大學先修課程（AP）的沉重負擔，引發睡眠不足、焦慮、抑鬱等問題。這種為成功不惜一切代價的做法，反過來又讓很多學生忍不住將錯誤等同於災難。現在我們逐漸認識到：那些已被廣泛認可的教育基準——標準化考試、高中尖子班、漸成必需的名校文憑——所有這些推着孩子拼一個成功未來的做法，往往是會損害情感發育的。教授、兒科醫生斯圖亞特·斯萊文認為：
我的個人感受是，我們正在拿整整一代美國孩子做一場史無前例的大型社會實驗，而青少年精神健康遭受負面影響的證據多到令人崩潰。更讓人揪心的是，青春期的精神疾病史會導致成年後更易罹患精神疾病。再一想到並無任何證據證明這種教育方法真能帶來更好的教育成果，就簡直寢食難安了。
全國的教育工作者、就業諮詢師、招生官都在對此進行關注。在全國各地高壓鍋般的高中，期中、期末考試正在被取消。周末家庭作業正在逐漸廢止。大學先修課程的數量正在封頂，上午開始上課的時間也推遲了。（雖說許多學生缺覺是熬夜上網的緣故，但推遲第一堂課開始時間確證了缺覺與青少年抑鬱之間的相關性。）高中和大學都在實施創意方案來改變成績評定標準，從而對抗摧毀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過度完美主義文化。
仔細研究這些趨勢之後，就可以很容易看到，目光短淺地關注學業成就，會導致學生強烈恐懼失敗、學業落後甚至只是自以為落後時就會產生深深的羞恥感。這種“破壞性完美主義”扭曲了自我價值，讓年輕人根本無法忍受個人缺陷、承擔合理風險、面對成熟之路上不可避免的失敗。極其嚴重的是，它削弱了學生在需要時尋求幫助的意願。
人們忘記了曾經的“心盛”教育
我們忘了，在1970年代之前，“育兒（parenting）”這個詞既不常用，也不具有強行規定“應該如何為人父母”的內涵。請聽聽普利策獎獲得者瑪麗蓮·羅賓遜如何描述她在1950年代的童年：
……他們是大人，我們是小孩，你懂我的意思吧？差不多就是兩種生物。不過要是他們看見我們在做什麼——比如畫畫或者別的什麼事——他們就會找來我們需要的東西，然後默默地支持我們做下去。讓我覺得非常自在的一件事情是，只要我踏踏實實地過日子，我父母就會感到同樣幸福。我身上沒有壓力。
羅賓遜的父母對她的需求是敏銳的。他們注意到了她的興趣並默默提供支持，並不奢求什麼結果。在今天，發展心理學家將這種取向定義為“心盛（flourishing）”，其對立面為狹隘的、以結果驅動的成功模式。教育專家們說，15到22歲之間的某些關鍵發展變化，有賴於父母推動孩子自主、自控、自省，並提升他們在廣闊世界裡維持健康關係和社群參與的能力。心盛囊括了這些發展目標，允許一個孩子去追求其自身的需要、消遣，甚至古怪的愛好。
在健康的親子關係中，家長對孩子保持與其年齡相稱的期望，推動孩子漸漸承擔起對自己和他人的責任；再配上溫暖、關愛、支持，便是完美。好父母的基本標準沒有變，但是時代變了。
《放牛班的春天》劇照。
古怪愛好和自主遊戲都已成過去，現在取而代之的是屏幕時間、規劃好的體育活動以及用來填充簡歷的各種課外活動。與此同時，家長越來越不指望孩子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即傳統的——做家務。學習、練琴、參加社區服務……已經忙不過來了，家長通常不忍心再給他們分配家庭任務，似乎這些任務只是浪費時間，對孩子沒什麼用處。家長看重的東西變了，只顧推着孩子在學業上一路拼殺。可這也侵蝕了傳統的家長權威，讓他們越來越難以給孩子設邊界、提要求。
這種對成就的過度強調，可能導致學生誤解何為獨立自給。如果年輕人身上的學業壓力沒有通過日常非刺激性、非目標導向活動的內在平衡去抵消，就會形成一個有害的循環。這種非刺激性、非目標導向活動，跟正常的家長角色一起，都曾是過去童年的一部分；但如今對於很多人來說，這些都已不告而別。
我們忘了做家務對孩子有好處，還有那些不能用來吹噓的興趣愛好也是。壓力之下的當代孩子和家長，往往高估了力爭上遊的價值，而低估了簡單粗重枯燥的工作對於成功的作用。這會造成什麼樣的潛在後果呢？年輕人會覺得那些單調的工作沒意思，配不上自己，於是不屑於去做。但如果孩子長到青春期都從沒學過，那麼在做一些不那麼愉快的家務，乃至將來做一份不那麼有趣的工作時，又怎樣管理自己的煩惱沮喪？他們將如何獲得那份可以接受低分而不是退課的“堅毅（grit）”，那份可以跌倒重來而不是放棄的自律，那份可以看到完美會阻礙完成的見解？他們又將如何學會斷掉互聯網，以健康睡眠為先，對派對狂朋友說不？
對於兩代人來說，這意味着痛苦的來源不僅在我們周圍，也在我們自身以及彼此之間。所以，值得花時間關注這種雙向強化動態。家長如果記住獨立生活需要做出很多小小的犧牲，同時也給孩子創造機會去體驗這樣的犧牲，他們將能更好地幫助孩子去平衡生活中的種種壓力。作為榜樣，家長既可以將孩子從無休無止的奮鬥中解放出來，同時又可以保護孩子免受焦慮、無聊、失望之苦，這些都是前方路上必然遭遇的，無論是大學生涯還是整個人生。
的確，當今世界或許有更多競爭，更少寬容，但如果這個判斷使個人成功的定義變得狹隘，放大了無謂的緊張，導致人們在追求目標的路上失去平衡，那麼便很容易走入破壞性完美主義的歧途。這種“贏家通吃、輸者一無所有”的思維，也會奪走年輕人的創造力，泯滅其關懷他人的善意。千萬不要忘了，通往幸福成功人生的路徑多種多樣，不止一條。如果家長懂得將自己的焦慮與孩子的個人選擇脫鉤，就能提升孩子的自主性和幸福指數。
原文作者/[美]B.珍妮特·希布斯 [美]安東尼·羅斯坦
摘編/王銘博
導語校對/薛京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