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由於我國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競爭體制異常激烈、課業壓力大等多種因素，讓許多心理承受能力相對較弱的大學生非常容易產生抑鬱情緒。大學生抑鬱已經受到越來越多的研究者關注。
駱宏等人通過對275名大學生進行調查研究後發現，有55.3%的學生存在抑鬱癥狀；李丞鳳等人對504名大一學生進行的研究分析表明，有61.9%的大學生存在抑鬱傾向。由此可見，大學生抑鬱已經成為現如今我國乃至全球最普遍的問題。
抑鬱情緒會嚴重影響大學生的學業成績、生活熱情與為人處事的方式，長期存在的抑鬱心境將會導致大學生長時間處在一種消極的情緒狀態之中，使得大學生身心受到損害，學習熱情下降，人際交往出現障礙，對大學生的心理健康發展產生不良影響。
因此，本研究將以大學生為被試，對其家庭教養方式、情緒調節策略的選擇以及抑鬱情緒進行調查研究，探討抑鬱情緒、情緒調節策略和家庭教養方式三者之間的關係，期望能為父母反思其教養方式提供一些理論依據，促使學生心理更好更健康發展。
家庭教養方式：形成抑鬱的重要潛在因素
家庭教養方式是指父母對子女撫養教育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相對穩定的行為方式，是父母各種教養行為的特徵概括。
家庭教養方式也叫父母教養方式，與個體的情緒及各方面的發展都存在不同的相關，例如持權威型教養方式的家長對子女表現出更多的熱情、愛心和耐心。
此種教養方式下的個體在面臨挑戰時信心十足，更有能力控制好自己的情緒和行為；在專制型教養方式下成長的兒童會容易出現逃避、焦慮、自卑和抑鬱的特徵，面對問題時不能很好的控制自己情緒，其心理調適能力也較弱。
國外已經有許多研究者對家庭教養方式和抑鬱之間的關係進行了相關的研究，他們發現，家庭教養方式是形成抑鬱的重要潛在因素之一，不恰當的家庭教養方式會提高子女在成長過程中患抑鬱症的風險。
Hanne等人調查了504名被試的家庭教養方式發現，抑鬱患者通常與消極的家庭教養方式有關；Emily等人探討了青少年抑鬱癥狀水平和父母教養方式之間的關係。
結果表明，低水平抑鬱癥狀的青少年，其父母對他們更多的是接受和理解，而那些父母施加嚴格控制的青少年的抑鬱情緒水平則相對較高。
Jennifer等人將44名具有抑鬱癥狀的青少年和44名正常青少年進行比較研究得出，正常青少年的家庭教養方式比抑鬱青少年的家庭教養方式更恰當合理。
考慮到中西方文化差異，近年來我國的許多研究者也越來越關注家庭教養方式對子女抑鬱癥狀的影響。李麗等人測量了14~22歲中晚期青少年抑鬱癥狀和其父母的教養方式。
結果發現，具有抑鬱癥狀的青少年的家庭教養方式都非常類似，他們的父母大多都使用了過度干涉、拒絕否認、嚴厲懲罰等不好的教養方式。
在伏煒等人的研究中，他們選取了73名抑鬱症患者作為病例組，並選取了相應的81名正常人作為對照組，測量他們的家庭教養方式和抑鬱水平，結果表明，抑鬱患者的家庭教養方式在子女成長早期就埋下了抑鬱發病的種子。
陶慶蘭等人採用父母教養方式量表和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對30名健康大學生和30名抑鬱大學生進行調查研究，結果表明，抑鬱大學生的患病原因有一部分來自他們不良的家庭教養方式。
另外，也有研究者探討了家庭教養方式影響抑鬱的內部機制。饒燕婷等人通過測量1900名大學生的抑鬱癥狀、疏離感和父母的教養方式，發現，父母的教養方式和家庭環境對子女的疏離感都具有一定影響，進而會不同程度地影響大學生抑鬱。
在本研究中，我們以大學生為研究對象，探討了家庭教養方式與抑鬱情緒之間的關係以及情緒調節策略（包括認知重評和表達抑制）在大學生家庭教養方式和抑鬱情緒之間的中介作用。
研究一我們採用了父母教養方式中文版問卷、Beck抑鬱量表和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以期在控制了人口統計學變量和生活事件變量後，探討大學生家庭教養方式和抑鬱情緒之間的關係。
研究二我們採用了父母教養方式中文版問卷、情緒調節測量問卷和Beck抑鬱量表，探討了大學生父母教養方式、情緒調節策略和抑鬱情緒三者之間的關係。
在研究中我們發現，父母教養方式對抑鬱情緒具有顯著的預測作用，父親和母親情感溫暖、理解的教養方式與大學生抑鬱情緒之間呈顯著負相關，父親和母親懲罰嚴厲、拒絕否認、過分干涉和過度保護的教養方式與大學生抑鬱情緒之間呈顯著正相關。
這說明，良好的、合理的、恰當的家庭教養方式會使大學生較少地體驗到抑鬱情緒，不恰當、不合理的家庭教養方式會讓大學生體驗到更多的抑鬱情緒。在研究二中我們也發現了同樣的結論。這與先前研究者的研究結果相似。
這說明，父母的情感溫暖與理解可以給子女創造一個安全、積極、健康的成長環境，容易讓子女感到關愛和支持，有助於個體及時疏散不良情緒，發展積極情感，形成自我認同。
相反，父母拒絕否認、嚴厲懲罰、過分干涉等不良的教養方式方式會使子女缺乏自信心，產生自卑心理，使他們壓抑自己的情緒，不能及時疏散消極情緒，容易形成抑鬱。
因此，父母應該對子女給予更多的關心和愛護、理解與支持，用嚴寬適度的科學教育促進子女健康成長。
已有研究者發現，家庭教養方式會在某種程度上影響個體的情緒調節能力和情緒調節策略的選擇，個體情緒調節策略的選擇又是影響其抑鬱情緒的關鍵因素，這說明家庭教養方式、情緒調節和抑鬱情緒這三者之間存在一定的聯繫。
但是，目前國內外很少有研究者探討家庭教養方式影響抑鬱情緒的內部機制。因此，我們在研究中進一步探討了家庭教養方式、情緒調節策略和抑鬱情緒之間的關係。
情緒調節策略會受到父母教養方式的影響。父親和母親情感溫暖、理解的教養方式與認知重評策略之間呈顯著正相關。
母親懲罰嚴厲、拒絕否認的教養方式與認知重評策略之間呈顯著負相關，父親和母親懲罰嚴厲、拒絕否認的教養方式與表達抑制策略之間呈顯著正相關。
研究還發現，認知重評策略與大學生抑鬱情緒之間呈顯著負相關。這說明，在日常生活中，當人們面對負性事件產生負面情緒時，如果能換一個角度用一種更加積極的心態去理解事件，對情緒事件進行新的個人意義的認識和合理化評價。
那麼就會減少甚至消除自己的負面情緒，從而避免抑鬱情緒的產生或者體驗到更少的抑鬱情緒。
此外，我們在研究中還有一個重要發現，即情緒調節策略中的認知重評策略在父母的一些教養方式和大學生抑鬱情緒之間具有部分中介作用。
前人的研究已經證實家庭教養方式是影響個體情緒調節的重要原因之一，而情緒調節策略的使用是又抑鬱情緒的有效預測因素，因此，家庭教養方式對抑鬱情緒的影響可以通過影響個體情緒調節策略的使用而發生改變。
這說明，父母的教養方式會通過影響子女在面對不良情緒時對情緒調節策略的選擇，進而影響子女的抑鬱情緒體驗。
因此，在今後的生活中，父母應該用情感溫暖、理解的教養方式培養子女使用積極情緒調節策略的習慣，提高子女情緒調節的能力，促使子女形成一種積極的態度面對負性事件，以降低抑鬱產生的風險
本研究還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有待在未來的研究中進一步探討和改善。首先，情緒調節策略除了認知重評和表達抑制之外，還有其他的認知情緒調節策略，如：沉思，迴避、接納、解決問題、和災難化策略等。
因此，未來有關情緒調節和抑鬱癥狀的研究可以更加優化這些不同策略的具體效應和聯合效應。
第二，本研究將家庭教養方式中父親的教養方式和母親的教養方式分開進行了研究和討論，有助於我們理解父親或母親的某種具體教養方式對子女的影響，但是非單親家庭的個體受到的往往是父親和母親雙重教養方式的影響。
第三，因此，未來的研究可以探討一下父母綜合性的教養方式對子女情緒調節和抑鬱癥狀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