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安東尼•韋爾斯
我跟着哈里•欣斯利教授一起做博士論文研究的同時，還以海軍軍人的身份加入了“上舍”裡面一個最有趣的小組，即應用心理學小組。我早期對納粹心態的洞見和研究，以及同欣斯利教授及其他“二戰”老兵一起工作的經歷，使我能夠另闢蹊徑，從 非同尋常的心理學角度來分析冷戰時期的對手。
這個應用心理學小組的負責人是德高望重的愛德華•艾略特（Edward Elliott)。他 畢業於倫敦大學學院，不是職業軍人，是我的上司。我的同事是一位非常出色的紳士艾翁•威廉姆斯（ Eon Williams）博土。他是威爾士人，“二戰”時期做過皇家空軍飛行員，與愛德華一樣 畢業於倫敦大學學院。他和我緊密合作，而且從各方面來看，我只能算是一個資歷頗淺的搭檔。然而，艾翁年長且經驗豐富，從不專橫，總是樂於分享所思所想，頗有團隊精神，堪稱一個完美 搭檔。
那是一個神奇的年代，激發出無窮的智慧，對我們的情 報工作成就和情報產品質量要求很高，一切都只求最好，寧缺毋濫。我們需要更多的外界幫助，所以我們四處遊歷，既要廣泛結交，又要搜集數據。
20世紀60年代末 70年代初，英國乃至世界上最傑出的心理學家之一是漢斯•艾森克教授。他於1916年出生於柏林，後入籍英國，卒於1997年，曾是英國心理學教授西里爾.伯特爵士 (1883-1971年）指導的一位博士研究生。漢斯•艾森克專門研究智力和個性，他當時供職於我的母校倫敦國王學院下屬的精神病學研究所，這個研究所也是倫敦國王學院醫學院的一部分。艾翁和我多次拜訪他。他非常樂於助人，為我們提供了深刻的見解和令人振奮的線索，幫助我們塑造了工作方法和產品結構。為了尋求外部幫助，我們去全球各地出差。有一次我前往哥本哈根聯絡一位著名的專家，正是在這次出差過程中，我首次親身經歷了與蘇聯情報機構克格勃特工的接觸。他們的一個監視小組找到了我，顯然，哥本哈根似乎有一組特工每天 24小時對我進行盯梢。在大多數情況下，我都能成功地甩掉對方，或者將其誘人死胡同，但當時我只是簡單地意識到自己就是一個目標。大約六個月後，我接受了系統的反間諜訓練，這對我大有裨益，讓我了解到冷戰進行得何其如火如茶，以及蘇聯在世界範圍內的滲透何其深入與隱蔽。
1972年初，我離開了倫敦灌木公園裡面那處名為“上舍”的秘密飛地。我原以為自己會被任命軍艦上的某個職務，但當任命我的人（負責管理我的職業生涯和任命的高級官員）打來電話宣告我的命運時，我感到驚喜，因為我竟然被任命為格林尼治皇家海軍學院的高級講師和導師。要知道，在1972年春天，我只是一名海軍上尉，竟被授予這麼高的職位，的確是破格提拔。後來，我了解到這次任命要歸功於布菜恩•蘭夫特教授和格林尼治 皇家海軍學院的院長、大英帝國司令勳章獲得者、海軍少將愛德華•埃利斯爵士（1918年9月6日一2002年1月13日），正是他們專門要求任命我代替一位即將退役的海軍軍官（這位軍官在格林尼治皇家海軍學院的畢業生眼中是一位傳奇人物）。
當任命我的人向我解釋了這個職位的性質以及我將教授的課程時，我意識到接替一位比我年長25歲的軍官似乎極具挑戰。 我在格林尼治花了一天時間同布萊恩•蘭夫特教授會面。我教的課程有好幾門，其中我最喜歡的課程包括“格林尼治上尉課程”“特殊職責人員課程”“皇家海軍參謀人員課程”，偶爾也會以客座講師的身份前往海軍戰爭學院（Naval War College）教授情報類課程（情報類課程是格林尼治的高級課程，專為皇家海軍上尉以及陸軍、皇家空軍同等級別的軍官開設）。
我很喜歡這裡的教學工作，包括講課以及提供小組輔導（這種小組通常不超過6名軍官）。我專攻那些自己擁有專長的領域，涵蓋了情報歷史、情報在戰略及政策制定中的作用，以及對海軍作戰行動的影響。我在情報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很快就意識到我掌握的相關知識格外豐富，可以傳授給那些對情報一無所知或知之甚少的人。我掌握的情報知識超出了格林尼治的軍人和平民學術人員的認知範圍，這使我建立了自信，並敢於在高級指揮官和艦長面前堅持自己的觀點。這些都是基於我之前掌握的知識，以及我通過做研究和為情報機構提供建議而獲得的經驗。
我定期前往倫敦市中心，拜訪國防部和情報機構。我想拓展研究範圍，增加我的知識儲備，以幫助我的學生，並完全跟上最新的情報動 態。我以前在倫敦國王學院做研究期間建立的人脈幫了我大忙。
我的學生都是各個領域出類拔萃的人才，許多人有着傑出的職業履歷，大多數人在馬爾維納斯群島海戰以及之後的海灣戰爭中擔任高級職務。我很榮幸能在英國查爾斯王子曾經就讀的學院同皇家海軍的精英們一起分享對未來的看法和思考。
英美兩國在“二戰”期間開展合作的歷史淵源為冷戰期間及之後的五國情報合作奠定了基礎。隨着其他國家的軍事能力不斷發展，“五眼聯盟”成員國必須掌握確鑿的科技情報，這是不言自明的。因此，每個成員國都必須在情報能力、工作架構、力量部署、海外基地、後勤支持等方面不斷改進，以維護關鍵的國家安全利益。“二戰”期間，每個國家的情報組織都精簡高效。在蘇聯與華約組織出現後，美國的情報組織開始擴張。
“二戰”期間，英國的王冠可以說是由布菜切利莊園那些密碼破譯天才保管的。在美國，與這些英國天才相對應的群體是美國海軍情報局的情報人員。英美兩國這兩個群體在戰爭期間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有大量的資料記錄了相關事實。
信號情報和破譯敵方通信密碼對盟軍的勝利至關重要。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加入英美情報俱樂部的時間稍晚一些，但也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戰爭期間，美國戰略情報局、英國軍情六處和英國特別行動處負責開展人力情報工作，以多種方式開展高度敏感的秘密行動去挫敗敵方，並在此過程中經常與歐洲、亞洲的各種抵抗組織和團體進行合作。
欣斯利爵士、瓊斯博士和馬斯特曼等戰時情報機構的領導人對1945年之後英美情報機構的重組產生了重要影響。比如，他們對英美情報機構招募的新人開展培訓工作，影響了其他三國情報組織的工作方式與科學研究。基於此，1962年發生古巴導彈危機時，這五個國家才擁有非常得力的情報負責人，既有新生代力量，又有在戰爭期間積累了經驗的老一代情報人員。老一代負責培訓和指導新生代。
20世紀60年代招募的人員現在基本上都退休了，只有少數人例外。
我是20世紀60年代受欣斯利爵士和海軍中將諾曼•丹寧（Norman Denning）等中堅分子教導的倖存者之一。欣斯利當時在布萊切利莊園為主要的海軍行動研究密碼破解器，而丹寧則在皇家海軍著名的“39號房間”工作，那裡是作戰情報中心。
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的情報組織中都有無數人跟我一樣，屬於同一代情報新人，他們也受到“二戰”情報老兵的訓練和教導。
英美兩國情報界先後成立了一些新機構，比如美國於 1961年10月1日成立了國防情報局，英國於1964年4月1日成立了隸屬於國防部的國防情報組。兩國現有的情報部門和機構是相互獨立的，因為它們履行着不同的情報職能，包括信號情報、人力情報、反間諜以及後來新增的空間情報。與這些職能對應的情報組織包括美國國家安全局、英國政府通信總部、美國中情局、英國軍情六處、美國聯邦調查局的反間諜部門和英國軍情五處（負責英國國內反間諜工作）。
最重要的是，“五眼聯盟”其他三個成員國通過廣泛的人員交流項目、使館聯絡以及全天候的情報數據交換實現了高度整合。後來，美國於 1960年建立了一個獨特的 情報組織——美國國家偵察局，隸屬於國防部，負責為美國政府設計、組裝和發射偵察衛星，並分析中情局以及軍事機構的航天飛機、衛星搜集到的情報，但其被保密了很多年，直到1992年 美國政府才正式承認這個情報組織的存在。
“五眼聯盟”成員國的海軍情報組織均由一名海軍情報主任領導。五國海軍存在明顯的相似之處，而且彼此之間的合作從未中斷過。英國政府通信總部和美國國家安全局同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的對等機構建立了格外緊密的關係。在工作層面以及個人層面，人們都建立了良好的合作關係和持久的友誼，這是成功合作的保證。這種合作和友誼在很大程度上歸功於前人在“二 戰”時期奠定的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