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抗日戰爭勝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澎湃新聞·私家歷史與抗戰文獻數據平台合作，推出“抗戰回望”系列，選取抗戰期間的報紙、圖書、日記等史料加以介紹，希冀帶領讀者前往歷史現場，觸碰抗戰時中國軍民的精神與生活。
本文以抗戰初期成立的戰時兒童保育會為主題，介紹關於該會的幾份核心史料：《戰時兒童保育》、《中國婦女慰勞自衛抗戰將士總會戰時兒童保育會規程》、《戰時兒童保育年刊》。
1938年初，“主任委員蔣（筆者註：指中國婦女慰勞自衛抗戰將士總會主任委員蔣宋美齡）囑撥款創辦戰時兒童保育總會於漢口”。雖然該會名義上主要由宋美齡發起，但是無論從具體負責人還是從名譽理事來看，均可發現參與、贊助該會的人遍布社會各界，從國民黨政權軍政人物到中共軍政長官，再到社會賢達與文教界人士，皆有涵蓋。
該會常務理事會的常務委員、候補常務委員包括宋美齡、李德全、黃卓群、安娥、曹孟君、鄧穎超、沈茲九、史良、孟慶樹、徐闓瑞、任培道、劉清揚等人。至於名譽理事則從蔣介石、林森到毛澤東、林彪，包括了當時中國政界的大部分重要人物。因此，國共雙方皆對該會工作有較高評價，郭沫若在回憶錄《洪波曲》中寫道：“就我所知道的範圍內，有兩個婦女組織是認真地在工作而且有成績的。一個是戰時兒童保育會，是由鄧穎超、史良、曹孟君諸位大姐在積極推動。”
由於認識到“自從盧溝橋事件發生以來，我們的兒童們，直接或間接被日本帝國主義殺害而死的，不計其數。即便幸而能夠僥倖活着的，也是流離失所，孤苦無依……最使人痛心的，敵人到處使用其以華制華的毒策，把我們一部分的兒童，遷移到他們的後方，施以奴化教育，使將來做打我們父老兄弟姊妹的敵人”，一方面，該會收留流浪兒童與父母長期不在身邊的兒童（包括“陣亡將士之子女、抗戰將士之子女、因參加抗戰而犧牲人員之子女、做救亡工作人員之子女、戰區災童”），讓其“吃得飽，穿得暖”，另一方面則追求“武裝他們的頭腦，使成為復興中華民族之中堅份子”，畢竟，只有深切體會到戰爭的“惡”，才能真正感恩眼前生活的“善”與“美”。
基於這一道理，陳紀彝（該會總幹事）指出該會有如下任務：
一、培養兒童民族意識及正確的政治認識
二、培養兒童抗戰建國的能力
三、培養兒童健全的身心
四、培養兒童勞動的人生觀，及生產技能
該會具體是如何撫養兒童的呢？《戰時兒童保育年刊》一書中收錄了各分會、保育院的工作報告和工作概況，有助於我們考察戰時保育兒童工作的實況。以陝甘寧邊區為例，1938年7月4日，戰時兒童保育會陝甘寧邊區分會成立，並在敵機不斷轟炸、襲擾下於同年12月2日由既有的託兒所擴充建成保育院，有兒童220名。
衛生上，兒童早起、飯前、飯後均要漱口洗手，每晚洗腳、每星期洗澡一次，並對衣物水煮消毒，每月檢查體格三次，同時設立衛生所、兒童病室與修養室。飲食上，兒童一日三餐以小米、蔬菜為主，每星期吃兩次大米、白面和肉（“買白面大米又很困難”）。思想上，每日兒童均要爬山、進行野外遊戲。對於年齡較大的兒童，組織孩子劇團，孩子歌詠隊，作抗戰救亡工作，並自己出壁報，開晚會。每星期周二、周四、周六的下午，小學部的兒童都上勞作課、牧牛羊、砍柴、縫衣等，幼稚生則以紙工與玩具啟發思想。
工作人員方面，邊區分會特彆強調“教師、保育員的態度都直接影響兒童生理心理之發育，我們也都很注意”。於是，儘管“保育員的生活，由某一方面看來，比工友還要苦一些”，但是“她們都有吃苦耐勞的精神，犧牲的決心，雖然睡眠不足，吃的小米蔬菜，工作十分忙碌，常常感到身體疲乏，但她們時常以自己的生活和前方戰士來比較，有的還覺得自己做的抗戰工作太少了”。
為了調節生活，工作人員並且自行組織了一個俱樂部，其中有歌詠組、戲劇組，每星期開晚會一次，每月則由政府公演電影或話劇一次。此外，對工作人員的教育亦未放鬆，俱樂部設有圖書館、閱報室，有的參加研究組，有的每天公餘上課，學習衛生、保育法、兒童心理等課程，每周並報告時事兩次，每月開研究會一至兩次。
由這幾份史料觀察，戰時兒童保育會的建立背後的思想資源，有國民黨政權推行新生活運動的政治目標，有中共集體主義的教育理想，甚至不無基督教的精神（如陳紀彝亦系漢口基督教女青年會總幹事）。但總而言之，即如李崐源（時任漢口第一臨時保育院院長）所說：
“教育者應如一個殉道者似的用真誠去了解體貼兒童身體發育的狀況，心理的變化，和以往的生活環境，隨時隨地因勢利導的去教導他，以真情去感化他、鼓勵他……從此兒童們都知道自己是國家民族的一員，而不僅是張家李家的子女，消除因襲的只知有家不知有國的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