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這是建國以來最緊張的一年，蘇聯揚言要對中國使用核武器。
對此，毛主席果斷髮出命令：各部門重要領導全部撤出首都，以避免這場巨大的危機。
自20世紀50年代末，中方和北方的蘇聯關係持續惡化。
1958年，蘇聯甚至向中方提出了“建立共同艦隊，守衛中方領海”的無理要求，遭到了堅決拒絕。
此後，蘇聯不斷在邊境陳兵，兵力逐漸增至100萬人。同時蘇聯還派駐了數萬輛坦克和裝甲車，以及3000架飛機，妄圖以強大的軍事實力迫使中方就範。
也正是從這時起，毛主席以富有遠見的戰略視野，為未來可能爆發的衝突乃至戰爭進行了全面安排。
他尤其重視來自北方的威脅，提出了“北頂南放”的防禦方針，將國防重點轉到了北邊。
而毛主席的周密安排也確實得到了回報。
1969年3月，珍寶島一事爆發，由於解放軍事先有了心理準備，蘇軍不僅沒有入侵成功，反而吃了不小的虧。
於是，自恃強大的蘇聯惱羞成怒，其國防部長格列奇科元帥甚至強硬地叫囂：要以“外科手術式核打擊”來“一勞永逸地消除威脅”。
當時，蘇聯在遠東地區部署有30多處中程巡航導彈基地，其國內也有具備超遠程攻擊能力的洲際彈道導彈。
二者都能攜帶幾百萬噸級的核彈頭，隨時可以對中方實施毀滅性的核打擊。
而此時的中國，雖然在3年前已經成功試爆了第一顆原子彈，但核彈方面的研究尚處在初級階段。
核實力相比於超級大國蘇聯嚴重不足。
儘管面對的是如此困難的局勢，毛主席依然絲毫沒有膽怯。
3月15日，他在內部會議上斬釘截鐵地說道：“即使我們的領導機關被打掉了，下面也要照常打！”
不過與此同時，毛主席深知他自己提出的“戰略上藐視敵人，戰術上重視敵人”的道理，還為蘇聯的核威脅做了充分的準備。
而這個準備，就是疏散相關人員。
經過周總理和幾位開國元帥的分析，他們一致推斷：蘇聯外科手術式核打擊的主要目標，極有可能是我國的核導彈基地、東北重工業基地，以及包括北京在內的大城市。
因此周總理建議，對相關的主要城市進行疏散、隱蔽和防護建設，而且現在應該馬上就行動起來。
總理的這一合理建議得到了毛主席的採納，1969年8月28日，經毛主席批准，國家下達了核戰準備命令。
號召廣大人民做好粉碎侵略戰爭的準備，自發制止一切滋事作亂的破壞活動，並立即開始為疏散早做計劃。
9月1日，大疏散活動正式開始，其中，最先開始疏散的是北京。
作為當時中國的首都，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國家機關和很大一部分高校都坐落在這裡。
首先，在京的大批文化機關、單位及其家屬，被疏散到了遠離蘇聯的北京以南地區。
比如文化部所屬的劇團、文聯和作協，就遷去了湖北。
而培養國家棟樑的高校，也緊急遷往了鄉下。
如著名的北京大學的一部分，被安排到了江西鄱陽湖畔，一部分被安排到了漢中。對我國科技發展具備戰略意義的科技大學，被疏散到了合肥。
當時，這些文化機構，還擔負有保存資料的重要任務，他們被遷往南方的同時，攜帶了各單位的大量重要檔案文件和珍貴歷史文物。
歷史文化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靈魂，而毛主席最先疏散他們的目的，就是為了保證：即使我國被蘇聯核彈毀滅，還能憑藉這些珍貴的資料再建，不至於亡國滅種。
不得不說，毛主席之所以是毛主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在這方面的高瞻遠矚。
而在疏散完文化機構後，其次毛主席才決定開始疏散領導。
10月14日，根據毛主席的提議，國家正式發出通知，要求在京的幹部及一些老同志，開始進行戰備疏散。
為了不讓蘇聯獲悉具體情況，10月17日，周總理以觀看體育表演晚會之名，邀請了各領導到首都體育館商議疏散安排。
此後，各大領導先後去到全國各地。
例如毛主席乘專機飛抵武漢，居中主持國家大政方針，朱元帥去到廣州，坐鎮南方，鄧公到達了南昌進行工作。
同時為了保密，所有領導人在前往全國各地前，還需要清理和上交辦公文件.
並且，他們不能和其他非必要人員接觸，只能有家屬陪同。
不僅如此，大部分領導去到的疏散地，是在京廣鐵路線的附近地區，這樣等開戰的時候，有利於相互之間的交流。
就這樣，到了10月20日，領導很快就疏散完畢了，但領導僅僅疏散還不夠，毛主席還做了後續工作：大後方建設。
（大後方建設）
除了將國家機關、高校遷往內地外，先後將工業體系遷往了相對於蘇聯而言的大後方，此即著名的“三線建設”。
一、二、三線是國家根據大後方戰略位置做出的劃分。其中三線簡而言之，就是除藏區、新疆之外的西南西北廣大地區。
而三線建設又分為大三線建設和小三線建設，大三線建設以國防工業和基礎工業為主。
小三線建設則注重於輕武器生產及其配套工業，它們的主旨都是建設大後方。
早在1964年，毛主席就已經敏銳地意識到了來自北方的威脅，並開啟了三線建設。
到了1969年，戰爭一觸即發。
在偉人提出的“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方針的指導下，全國很快就進入了臨戰準備態勢，三線建設的推進速度大大加快了。
在這期間，國民經濟開始向戰爭靠攏，大批民用企業被轉換為軍工企業，並同原軍工企業一起，被遷往了交通閉塞的三線山區。
這些軍工企業的主要任務，就是加緊研製針對蘇聯的反坦克武器裝備。
因此，這些企業在選址時十分講究。
它們遵循“靠山、分散、隱蔽、進洞”的原則，均作了戰爭準備，大多數企業建築是以國防標準來修建的。
建築外部依託山地，不僅非常牢靠，還能有效躲避敵人偵察。
其內部建有高強度水泥地下工事，使之平戰結合、打防結合。
不僅如此，大後方各地還加強了戰略物資儲備，動員建成了三級戰略儲備體系，真正做到了“備戰、備荒、為人民”。
三線建設的實施，為領導撤離後能夠繼續工作提供了堅實的保障.
它還極大增強了我國國防實力，並促進了中西部地區的工業化，為之後我國的地區均衡發展打下了基礎。
在進行國內戰爭準備的同時，毛主席明白，光靠中國自己是打不贏超級大國蘇聯的，於是他開始尋找能夠幫助我國的外援。
當時正值冷戰，世界分為兩大陣容，唯一能和蘇聯抗衡的，只有美國。
但是，老美按理來說不可能幫助中方，他們甚至非常樂意看見中方和蘇聯打得兩敗俱傷。
不過，毛主席知道“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的道理，老美幫助中方也不是沒有可能。對此，他作了如下分析：“此時的老美在越戰不斷失利，全球戰略利益受到了極大的損害，在爭霸中暫時落入了下風。因此他迫切需要一個能直接參与對抗蘇聯的大國盟友，幫其分擔壓力，而這個大國盟友只能是中國。”
除此之外，時任老美總統尼克松是一個“鷹派”，而鷹派都主張對蘇強硬，同時改善對華的關係。
（美國總統尼克松）
因此，早在1969年初，尼克松剛當上老美總統時，毛主席就以超前的國際思維，委託陳毅元帥組建了一個國際關係研究團，着重研究中美蘇關係。
而毛主席的判斷不可謂不正確，尼克松刺探到了蘇聯準備核打擊中國的消息後，很快就決定了將該消息分享給中國。
他認為，蘇聯核打擊不僅會影響到中國，不利於老美對抗蘇聯，其造成的污染，還必定會影響常駐亞洲的25萬美軍，這是美國無法忍受的。
於是在8月28日這天，尼克鬆通過國內傳播，將蘇聯核打擊的消息隱晦地轉達給了中方，而中方因此也有了事先準備。
此外，尼克松還讓助理基辛格給蘇聯轉達了一則消息。
如果蘇聯不顧一切發動核大戰的話，老美就準備啟用古巴導彈危機時破譯的蘇聯核武密碼，向其境內134個重點區域進行核反擊。
正是由於有了毛主席以上這些步驟的準備，蘇聯始終不敢輕舉妄動，到最後也沒敢發動核打擊。
1969年10月20日，中方和蘇聯談判於首都舉行，中方和蘇聯的關係開始緩和，一場核危機至此煙消雲散。
參考資料：
《往事不忍成歷史》
《1969,國家險遭核打擊》
《揭秘1969年高幹大疏散》
《1969年:一觸即發的核危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