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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德爾·恩甘 / 法新社 / 蓋蒂圖片社
當唐納德·特朗普昨日提出推翻伊朗最高領袖阿里·哈梅內伊的構想時，令人驚訝的不僅是這個構想本身，更是他用來描述這一構想的特定措辭。
“使用‘政權更迭’這一術語並不政治正確，但如果當前的伊朗政權無法讓伊朗重新偉大，為什麼不會發生政權更迭？MIGA！！！”他昨日在“真相社交”（Truth Social）平台上發文寫道。
這個短語之所以變得“有毒”，是有其深刻原因的。兩年前，一篇發表在《克萊蒙特書評》（Claremont Review of Books）上的文章曾指出，“政權更迭”一詞是在“9·11戰爭初期進入流行語彙的，當時布什（小布什）政府認為，美國和整個世界的安全不僅取決于軍事上擊敗敵對國家，還取決於將這些國家的政府轉變為本質上更和平、更符合我們利益的政府。” 當然，政權更迭時有發生，但“政權更迭”一詞逐漸被賦予了“外部強制性地從‘威權主義’或‘獨裁統治’向其他政體轉變”的特定含義。
這與特朗普的論調如出一轍。他從最初反對以色列對伊朗發動軍事打擊，到如今積極加入其中，似乎正在醞釀更宏大的野心。（特朗普對某事最強烈的背書，莫過於稱其“政治不正確”。） 然而，即便那位撰寫《克萊蒙特書評》文章的知名右翼知識分子，也對這類計劃提出了警告。“我們知道這種做法的結果。政權確實被改變了，但並未轉變為民主政權，”他寫道，“其中一些政權——例如阿富汗的政權——在20年後又回到了2001年被美國武力推翻的同一政權。”
這位作者正是邁克爾·安東（Michael Anton）。如今他是國務院政策規劃局局長（在現政府中這聽起來有些自相矛盾），今年4月，白宮還任命他領導美國代表團參加與伊朗的技術談判，討論核協議——這些談判目前看來可能已無關緊要。
特朗普的突然轉向：撕裂“讓美國再次偉大”右翼
特朗普的突然轉變，讓“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的右翼陣營陷入分裂。事實上，正如筆者上周所寫，總統從未是一個真正的和平主義者。在2016年共和黨初選中，特朗普曾巧妙地抓住了公眾對伊拉克戰爭的憤怒，並將其轉化為對競爭對手的攻擊。像安東這樣的思想家和像副總統J.D.范斯（J.D. Vance）這樣的政客試圖為這種立場套上一個更完整的“收縮與剋制”意識形態框架，但特朗普是一個即興者，而非意識形態家。因此，沒有人應該對總統下令轟炸感到過於驚訝。
然而，他如此公開地擁抱“政權更迭”的言論，即使是對那些從未相信他“鴿派”身份的人來說，也令人震驚，更不用說他的部分助手了。或許安東對自己觀點被如此輕率地拋棄並不感到意外；畢竟，他曾將支持特朗普比作玩俄羅斯輪盤賭。但范斯和國務卿馬可·魯比奧確實對這種修辭的突然轉變感到措手不及。魯比奧在福克斯商業頻道上莊重地表示，美國與剛剛投放數萬磅炸彈的國家並非處於戰爭狀態。范斯在《與媒體見面》（Meet the Press）節目中堅持稱：“我們的立場一直非常明確，我們不希望政權更迭。我們不希望拖延或進一步擴大這場衝突。”然而，僅僅幾小時後，特朗普便直接反駁了他，這本應讓一個仍能感受到情緒的人感到尷尬。
范斯的外交政策觀點深受他曾參與的伊拉克戰爭的影響。如今，他的老闆正面臨將這場衝突向東推進一個國家的風險。伊拉克戰爭是喬治·W·布什政府經過數月準備的產物：軍事動員、雖未成功但熱切的爭取國際支持努力，以及在國會和美國公眾中製造共識的漫長過程。然而，儘管做了這些工作，就連伊朗政權更迭的支持者也承認，布什政府對伊拉克戰爭的處理是一場災難，或許是美國歷史上最嚴重的外交政策失誤。美國政府雖然有良好的戰爭計劃來推翻薩達姆·侯賽因政權，但並未有效考慮過戰後局勢。
特朗普在這方面的思考更少，且他領導着一個政治分裂更為嚴重、對外國干預更加警惕的國家。美國人長期以來對伊朗持負面看法：在此次空襲前，福克斯新聞的一項民調顯示，約四分之三的受訪者認為伊朗是“真正的安全威脅”。然而，本月早些時候的另一項民調顯示，大多數人仍不希望美國捲入伊朗的武裝衝突。皮尤研究中心5月的一項民調甚至顯示，認為美國是自身“最大威脅”的美國人比例，略高於認為伊朗是最大威脅的比例。
特朗普將“讓美國再次偉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輕率地改為“讓伊朗再次偉大”（Make Iran Great Again），這恰恰體現了他曾承諾要摒棄的伊拉克戰爭項目的狂妄自大。正如美國官員曾聲稱伊拉克可以輕鬆快速地轉變為美國式民主，特朗普現在想將他的口號出口到伊朗，而其實施難度將比美國本土更大。伊朗是一個擁有約9000萬人口的國家，不是可以隨意擺弄的玩具屋。
政權更迭的成功與失敗：歷史的昭示
政權更迭能否成功？答案取決於如何定義成功。例如，1973年，美國支持智利政變，推翻了左翼領導人薩爾瓦多·阿連德。這次政變成功了：阿連德被殺，奧古斯托·皮諾切特上台，建立了穩定、市場導向、親美的智利政府。但這一過程伴隨着駭人聽聞的鎮壓，數千名反對者被殺害或失蹤，給美國記錄留下污點。
在另一起政權更迭案例中，美國政府於1953年協助推翻伊朗領導人穆罕默德·摩薩台。此次行動同樣取得立竿見影的成功。摩薩台被推翻，親華盛頓的沙阿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重新掌權。但這一時刻的遺產影響深遠。沙阿同樣實施了殘酷鎮壓，伊朗人對1953年的政變記憶猶新。1979年，一場革命席捲伊朗，推翻了巴列維政權，並建立了一個極端反美的政府。該政權至今仍統治着德黑蘭——至少目前如此。
作者： 大衛·A·格雷厄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