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習近平文化思想為發掘中國宣傳的特殊性，發展中國特色的宣傳理論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和方法論指導。文章以習近平文化思想為指導，通過歷史回溯、實踐分析與理論建構，提出中國宣傳的同心圓理論，旨在突破西方勸服宣傳的理論桎梏，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宣傳理論，推動中國宣傳調適。同心圓理論認為，當前中國形成了以中國共產黨為圓心，主流媒體為中介層、人民群眾為基礎層、國際社會為拓展層的同心圓宣傳結構，並發展出以通促治的治理型宣傳體系。在此基礎上，文章提出以真誠為前提，增強媒體調節功能，踐行群眾路線，以及培育非體制化宣傳主體是宣傳調適的實踐路徑。
關鍵詞習近平文化思想；共通；同心圓；以通促治；勸服
隨着數字時代的來臨，中國的宣傳正在發生重大變化。“傳-受”關係的角色融合、傳播“權勢”的去中心化、線上線下的雙層互動，使得政治宣傳“一元主導”的“一”對“多”傳播模式效果弱化，難以承擔現代政治對政治傳播的基本要求。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要“構建適應全媒體生產傳播工作機制和評價體系，推進主流媒體系統性變革。完善輿論引導機制和輿情應對協同機制”，“深化網絡管理體制改革，整合網絡內容建設和管理職能，推進新聞宣傳和網絡輿論一體化管理”，為宣傳調適提供了方向。目前，在業界實踐方面，有學者依託2024年中國新聞業重大事件、典型案例和相關行業數據，發現智能技術正在重塑新聞生產流程，媒體也通過新聞產品適配平台邏輯、客戶端整合、集團化運作推動內容供給側改革等方式調適與平台的關係，新聞業也逐漸構建起基於流量和效果的評價體系。政府管理方面，“網絡輿論治理已被納入新聞宣傳的工作常規，並逐步走向專業化”，“新聞宣傳工作和輿論治理積極合作，逐步趨近管理上的一體化”。由此可見，系統性變革和一體化管理的宣傳調適正在發生，並且已經取得了一定成果。
然而，如何在理論層面深入理解中國宣傳調適仍然是亟須解決的關鍵問題。“對於新聞傳播學科而言，習近平文化思想既是新時代我國新聞輿論工作的指導思想和根本遵循，也為我們在學理上研究和闡明新聞傳播活動與文化之間的深層關係提供了方法論指導。”關於宣傳思想工作，習近平總書記多次提及同心圓，強調要“加快推動媒體融合發展，使主流媒體具有強大傳播力、引導力、影響力、公信力，形成網上網下同心圓”。對於當前的宣傳調適，同心圓這一隱喻也具有潛在的解釋力。系統性變革聚焦“從分塊運作各要素轉向系統性盤活各功能，以實現對主流輿論陣地的有效佔領，並以整合性框架把握主流媒體發展全貌”，一體化管理旨在“為新聞宣傳和網絡輿論實現線上線下的無縫銜接，建立統一的標準和規範”，兩者實質上是以黨的領導為圓心，主流媒體為中介層，逐步向外延展至網絡輿論，通過層級輻射和協同作用形成有機整體，構建同心圓。系統性變革側重“強心”，使主流媒體真正成為具有中介功能的關鍵圈層，有能力將意識形態層層傳導至網絡輿論；一體化管理關注“畫圓”，通過管理使新聞宣傳和網絡輿論形成層層嵌套、良性互動的有機整體。系統性變革和一體化管理的宣傳調適過程，正是構建同心圓的過程。
因此，研究力圖在習近平文化思想的指導下，發掘同心圓隱喻的理論潛力，發展出具有中國特色的同心圓宣傳理論，以期理解中國宣傳並為宣傳調適提供引導。具體而言，研究首先以西方宣傳理論與實踐為參照，闡明中國宣傳注重共通的獨特性。這種獨特性使得研究有必要基於自身的政治現實、文化資源和實踐經驗，發掘具有理論潛力的本土概念，發展出具有中國特色的宣傳理論。以此為起點，研究引入同心圓這一模型，梳理其當前的理論意涵，進而通過回溯中國宣傳理念與實踐，發現中國宣傳的共通取向，深入闡釋中國宣傳的同心圓理論，並據此提出中國宣傳調適的具體路徑。
一、 中國宣傳的獨特性：以聚焦勸服的西方宣傳為參照
回溯西方宣傳理念和實踐，是理解中國宣傳獨特性、發展中國宣傳理論的前提。西方學者將宣傳定義為“一種蓄意的、系統的嘗試，旨在塑造感知、操縱認知和指引行動，從而獲得能夠達到宣傳者期望的回應”。也有西方學者認為，宣傳是被特定機構贊助的信息，在和平時期被視為一種將大眾態度同質化的方式，訴諸恐懼等情感而非理性來進行說服，以此單向操縱大眾來服務於贊助者的根本利益。
這種對宣傳的理解，與西方早期的論壇式政體和宗教息息相關。古希臘的政治是典型的論壇式政體，政治權力自下而上賦予統治者，政治過程依賴演講和修辭等手段來勸服大眾。西方宣傳（propaganda）一詞起源於宗教改革時期，當時羅馬天主教會面臨維持其在非天主教國家控制地位的挑戰，因此教皇格雷戈里十三世成立了旨在向異教徒傳播天主教教義的機構紅衣主教委員會（commission of cardinals）。該機構於 1627 年發展為宣傳學院（College of Propaganda），成為西方第一個宣傳機構。因此可以說，西方的宣傳從起源上來說就是以勸服為核心的。從古希臘到宗教改革，宣傳是在與他者鬥爭中獲取勝利的手段。
與這種長期以來對宣傳的理解相伴，如何勸服大眾接受宣傳者所希望傳達的觀點進而“操縱”大眾成為西方宣傳研究及實踐的核心。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參戰國通過廣播等大眾媒體展開前所未有的戰爭宣傳，使得宣傳在西方的合法性盡失，成為具有強烈負面色彩的詞彙。隨後的二戰推動了宣傳研究的科學化，拉扎斯菲爾德（Paul Lazarsfeld）、霍夫蘭（Carl Hovland）等學者通過實證研究探討如何通過宣傳改變公眾的認知、態度和行為，進而幫助宣傳者和管理者改善傳播技巧，製造同意。二戰後，宣傳“變得越來越隱蔽，越來越依賴社會科學的指導”，新的總體宣傳（total propaganda）正在形成。目前，西方宣傳進入一種避宣傳之諱而行宣傳之實的狀態，勸服機制已深度嵌入社會系統，形成媒介化社會的隱性控制網絡。
喬伊特（Jowett）與奧唐納（O’Donnell）提出的宣傳目的模型（圖 1）揭示了西方宣傳的理論張力：在信息溝通、勸服與宣傳的三元關係中，宣傳雖藉助前兩者的技術手段，卻背離了互惠性傳播的本質，溝通屬性成為西方宣傳的盲點。這種價值斷裂導致西方宣傳陷入合法性困境——當勸服淪為單向度操控工具時，其與民主價值的根本矛盾便難以調和。拜登政府將宣傳作為政治話語武器的實踐，恰印證了該概念在西方語境中成為西方所倡導的新聞自由和信息透明的對立面，呈現極端負面化趨勢。
然而，“任何新聞輿論都有鮮明的意識形態屬性，沒有什麼抽象的絕對的自由。我們要認清西方所謂‘新聞自由’的本質，自覺抵制西方新聞觀等錯誤觀點的影響”。對於西方所倡導的新聞自由本質的揭示，使我們有必要重思被西方視為新聞自由對立面的宣傳。西方將宣傳塑造為所謂新聞自由的對立面，使其完全聚焦於勸服，閹割其溝通屬性，賦予其極端的負面色彩，實質上正是為了掩飾其所謂新聞自由背後所存在的意識形態操縱。這種以勸服為核心的理解和對宣傳的污名化，正是拒斥溝通，以新聞自由之名行勸服之實的體現。
與西方將宣傳異化為單向度勸服工具不同，中國宣傳傳統始終蘊含著“通”與“治”的雙重基因。當西方在政壇政治與宗教改革中將宣傳窄化為與他者鬥爭的武器時，中國古代的“宣”展現出獨特的文明智慧——不以消除差異為旨歸，而是通過德性教化建立“多元一體”的天下秩序；當現代西方宣傳深陷科學化勸服與民主價值撕裂的困境時，中國共產黨創造性發展出“群眾路線”這一雙向互動範式，使宣傳成為執政者與民眾開展交往的方式。這種植根於文明連續性的宣傳思維，在數字時代進一步演化為關係調節的動態機制：通過多元化的互動形式調節黨群關係，促進雙向理解和需求滿足。以“宣”促“通”、以“通”促“治”的理念，在數字時代獲得了更廣泛的實踐與拓展。在此背景下，中國的宣傳不僅是為了傳達信息或改變態度，而是成為一種維護國家穩定、促進社會和諧的交往方式，體現了中國特色的宣傳哲學與實踐轉型。
也正因如此，宣傳在中國語境下具有正當性。“宣傳思想文化工作事關黨的前途命運，事關國家長治久安，事關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是一項極端重要的工作”，可見當前宣傳工作的受重視程度以及鮮明的正面色彩。中西宣傳的顯著差異，根源在於中國宣傳以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為指導，黨性與人民性是相統一的，這使得中國宣傳能夠以共通為手段構建同心圓，以期實現相互理解和需求的相互滿足。與西方宣傳以勸服為核心的宣傳不同，共通已成為中國宣傳的重要取向，並由此形成了與西方宣傳的根本區別：宣傳以共通為手段構建同心圓，以期實現“治”的目標。因此，回溯當前同心圓這一概念的理論發展，深入發掘並理解長期存在於中國宣傳傳統與當代實踐的共通維度和同心圓意象，正是突破西方宣傳理論體系桎梏、構建中國宣傳理論體系的可行路徑。而如何通過共通的理念來構建同心圓，也成為當前宣傳調適中的關鍵議題。
二、多元一體：作為交往模型的同心圓
同心圓作為一個學術概念，關涉到不同的研究領域。費正清提出同心圓理論以描述傳統中國的世界秩序，即以中國為中心，漢字圈（The Sinic Zone）、內亞圈（The Inner Asian Zone）、外圈（The Outer Zone）為由內至外三個層次的同心圓。這一同心圓以農耕文明為圓心，距離圓心越遠，交往越稀疏，朝貢體系是其他國家與中國交往的基本方式；溝口雄三將中國國家與社會的關係視為同心圓的連續體，對滋賀秀三的理論進行了拓展，提出其“在傳統的中國民間社會並非只是被國家權力支配的非自立的存在，也不是從國家那裡獨立出來的完整的秩序空間，民間社會和國家體制是兩者共有的秩序觀念的同心圓的連續——由這種連接的連續體來進行控制”，即“公”的普遍性原理將各圈層連接起來，使之成為連續體而非西方國家與社會二分；費孝通則用同心圓的波紋結構來描述傳統中國社會的差序格局，即中國人以自己為圓心，推己及人、由親到疏構想社會關係。
如果以交往的視角重新思考這些研究，可以發現費正清所論述的是中國以農耕文明為核心，與周邊國家及游牧民族交往的方式，溝口雄三表述的是國家體制與民間社會的交往方式，費孝通所論述的則是中國人推己及人、親疏有別的社會交往方式。而三者的共同之處在於都使用了同心圓這一意象來描述交往方式的形態，都涉及同一性與多樣性的關係問題。可以說，同心圓根植於中國社會文化，是對中國交往形態的準確描述，是理解中國主體間溝通的重要模型。
同心圓作為一個隱喻，從統一戰線領域的論述逐漸拓展到宣傳領域。從1939年《<共產黨人> 發刊詞》點明中國無產階級要同資產階級和其他階級形成統一戰線的規律，到1979年政治協商會議上將統一戰線定位為社會主義勞動者和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的廣泛聯盟，再到2011年提出在思想上同心同德、目標上同心同向、行動上同心同行，同心圓的表述逐漸成型。2015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只要我們把政治底線這個圓心固守住，包容的多樣性半徑越長，畫出的同心圓就越大”，論述了同心圓在統一戰線領域的具體含義；之後提出“網上網下要同心聚力、齊抓共管，形成共同防範社會風險、共同構築同心圓的良好局面”，進一步將同心圓由統一戰線領域拓展到宣傳領域；2021年在第七十六屆聯合國大會上，強調通過對話、包容畫出同心圓，從而將同心圓理論拓展到國際領域：“我們要堅持對話而不對抗、包容而不排他，構建相互尊重、公平正義、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係，擴大利益匯合點，畫出最大同心圓。”作為隱喻，這個同心圓的圓心是中國共產黨，同心圓的內圈是中國國內的統戰對象，致力於民族復興，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同心圓的外圈是全球進步力量，致力於世界和平與發展，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無論是統戰領域、宣傳領域還是國際領域，作為隱喻的同心圓，實質上正是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與他者進行交往的理想模型。
基於作為學術概念和作為隱喻的同心圓，可以發現同心圓模型的關鍵在於：其一，同心圓是根植於中國社會文化的交往模型，在國家、政黨、個人等不同交往層次都有所體現；其二，同心圓的圓心具有主導地位，能夠發揮主動性將自身的觀念和訴求向外層層推進；其三，越是靠近圓心的圈層，與圓心的同質性越高，表現為同一性，而越是遠離圓心的圈層，與圓心的異質性越高，呈現出多樣性；其四，儘管存在不同圈層，但同心圓結構遵循相似的構成邏輯（交往邏輯），這使得不同圈層之間能夠互相溝通，並且共同構成一個整體；其五，同心圓的形態實質上是能夠包容差異性與多樣性的共同體，多元一體是同心圓模型的顯著特徵。
那麼，對於宣傳這一特定領域，作為交往模型的同心圓具有哪些特質？基於同心圓發展而來的宣傳理論，其核心內容是什麼？依據同心圓宣傳理論，宣傳又應當如何調適？這一系列問題的解答，有賴於對中國宣傳理念與實踐的回溯。
三、以通促治：同心圓宣傳理論的核心理念
“在五千多年中華文明深厚基礎上開闢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是必由之路。這是我們在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得出的規律性認識。”“兩個結合”的重要論斷，為本研究發展同心圓宣傳理論提供了方法論指導。基於習近平文化思想，研究回溯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中國宣傳觀念與實踐，論證了中國宣傳以通促治的理論核心，旨在為宣傳調適的深入探討奠定基礎，構建中國宣傳理論體系。
（一）宣德教化：中國古代的宣傳傳統
“中華文明的連續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從源遠流長的歷史連續性來認識中國，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國，也不可能理解現代中國，更不可能理解未來中國。”因此，要想理解當前中國的宣傳調適，就離不開對中國古代“宣”這一傳統的深入理解。中國古代的宣傳觀念起源於政治。據潘祥輝考證，中國古代的“宣”發端於王權政治，是一種由王室壟斷，自上而下、單向傳播的政治傳播活動。而中國最早強調統治者需要控制和規範語言以確保其權威的思想，當屬孔子的“正名”。作為政治家，孔子意識到“名”作為明確是非、建立標準之手段對社會政治所能產生的巨大作用。而統治者之所以有“宣”的權力，是因為天子以君為“名”，具有君的品德和行為之“實”，名實統一。天子有“德”成為其可以“宣”的前提條件。在實踐層面，中國古代的“宣”以“施文德行教化”為核心，通過顯示王權的禮德、威儀或恩澤，來實現對子民或邊民的“教化”，達到“以德服人”的效果，而並不採用勸服、傳遞信息或灌輸某種思想觀點的方法。這種不同於西方宣傳的實踐受到儒家名實統一思想的影響，也反映出道家主張通過統治者的實際行動而非空洞說教來感化百姓，“行不言之教”的哲學智慧。
更根本的是，發端於王權政治制度化傳播實踐的“宣”，其功能在於通過建立以“正名”為核心的符號系統維繫“天下”體系。“天下”是中國古代政治的重要觀念。據趙汀陽所述，“天下”的其中一個含義即“民心”，所謂得天下，並不是指獲得了所有土地，而是獲得大多數人的民心。天子的德行和作為能夠得到民眾的認可，才能夠得民心。而在世界觀方面，“天下”所認定的世界是一個概念上已經完成的世界，因此更注重維持良好的存在狀態，“治/亂”模式可以判斷一種存在狀態是否良好。而共存是存在的先決條件，足夠多樣的存在方式是生活意義的基礎，只有多樣的和諧這一模式才能夠同時滿足世界的完整性和生命力的雙重要求。在這種思維方式下，重心就不在經濟發展速度和管理效率的最大化上，而是在生活方式的穩定性和社會和諧的最大化上，因此總是以最大限度地減少社會衝突和規避冒險性發展作為基本原則。
在“天下”觀念的影響下，中國“宣”的目標在於獲得民心、進行教化、建立秩序，維持一種多元和諧共存的“治”的存在狀態。其深層邏輯在於以“宣”促“通”，以“通”促“治”，以“治”促“統”。“一個社會機體只有溝通與交流的機制和渠道‘通’了，才能呈現出和諧的、和平的景象”，即所謂政通人和。當“宣德教化”的單向傳播網絡與“采詩觀風”的民意反饋機制形成循環，“通”便轉化為“治”的實踐效能。因此，“宣”的目標達成有賴於“通”，“通”是實現“治”的途徑。而“‘向內凝聚’的統一性追求”，則成為多元和諧之“治”的自然結果。反言之，正是因為存在明確的、強而有力的中心，並且中心通過“宣”進行教化向外拓展，才能夠產生“向心力”，形成由中心向邊緣擴散的天下體系，最終使中華文明綿延至今。因此，中國古代的宣傳體系與天下體系實際上是同構的，均為同心圓結構，兩者互為表裡，共同型塑着政治秩序。
中國古代“以德服人”的宣傳方法和“多元共存”的宣傳目標，反映出中華文明不同於西方文明的包容性特質：“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中華文明從來不用單一文化代替多元文化，而是由多元文化匯聚成共同文化，化解衝突，凝聚共識。”而“宣—通—治—統”的底層邏輯，則蘊含著墨家的“尚同”思想，即主張統治者與民眾之間協調一致，形成政治合作關係。正是得益於百家爭鳴的思想影響，中國古代的宣傳理念得以實現多元與一體的平衡，在尊重多元差異的基礎上仍追求以“宣”促“統”，形成了迥異於西方修辭勸服傳統的治理型宣傳範式，初步構建了中國宣傳的同心圓模型。
需要明確的是，儘管存在“名實統一”的約束和“采詩觀風”的民意反饋機制，但從本質上來說，中國古代的“宣”仍是不平等的，是以王權為中心、上位者對下位者進行教化的單向宣傳，百姓的意見和訴求無法通過“宣”的方式為君主所知，處在無法言說的狀態，因此也難以實現真正的“通”。此外，“宣”高度依賴統治者個人的德行，一旦統治者德不配位，“宣”就失去了法理基礎，宣傳的同心圓也就隨着圓心的弱化而瓦解，社會也會隨之由“治”到“亂”，這也造成中國封建王朝長期陷入治亂興衰的循環之中。
（二）群眾路線：中國共產黨的宣傳傳統
“中國現代宣傳話語的產生，與中國政治文化精英追求國家獨立與富強的目標，不斷喚醒民眾的過程息息相關。”李大釗、蔡和森、張太雷等早期黨的高級領導人，都將宣傳與運動和政治聯結在一起，強調宣傳的組織和動員功能。列寧“報紙不僅是集體的宣傳員和集體的鼓動員，而且是集體的組織者”的提法影響了延安整風運動中《解放日報》的改版，最終形成黨報理論。黨報理論所強調的黨性原則，意味着黨報成為黨的喉舌和進行鬥爭的武器，“在黨報工作的同志，只是整個黨的組織的一部分。一切要仿照黨的意志辦事，一言一動，一字一句，都要顧到黨的影響”，“應當在統一領導下進行，不能有一字一句的獨立性”。由此可見，救亡圖存的緊迫性，使得現代中國的宣傳超越了古代中國以德化人的傳統，與中國古代墨家“尚同”思想和“宣”的統一性追求匯流，並以蘇聯為媒融入了西方勸服的意涵，以期“組織起來”形成共同的態度和行動，改變“一盤散沙”的局面。
然而，這並不意味着中國古代“通”的觀念失去了影響。毛澤東對群眾路線的闡釋，清晰反映了黨的宣傳理念中“通”的維度：“在我黨的一切實際工作中，凡屬正確的領導，必須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這就是說，將群眾的意見（分散的無系統的意見）集中起來（經過研究，化為集中的系統的意見），又到群眾中去作宣傳解釋，化為群眾的意見，使群眾堅持下去，見之於行動，並在群眾行動中考驗這些意見是否正確。然後再從群眾中集中起來，再到群眾中堅持下去。如此無限循環，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確、更生動、更豐富。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據李海波的研究，群眾路線在宣傳實踐上體現為四個方面：一是“報社方面，新聞工作者的使命是為群眾代言”，報紙要發表群眾的意見“替百姓言傳”，通過這種方式促進問題解決；二是“群眾方面，鼓勵和幫助群眾自己發言”，打破知識分子孤立辦報的幻想，組織群眾通訊員，發動群眾寫稿，並“大力推動夜校、冬學、識字組等社會教育”；三是“管理方面，實行首長負責制”，“各級領導幹部尤其是基層負責同志，對轄區的新聞通訊工作直接負責”；四是“報道內容和形式貼近群眾”。
由此可見，與中國古代的宣傳觀念相比，黨的宣傳理念將“通”放在更為重要的位置。具體而言，在群眾路線指導下的宣傳過程中，人民不再無法言說，而是由新聞工作者通過報紙等媒介言說；組織群眾通訊員、發動群眾寫稿、推進社會教育等舉措，則旨在提高人民自己言說的能力。理想狀態下，宣傳內容實際上是人民想要言說的內容。通過群眾路線，執政者與群眾之間的信息溝通也得以在最大程度上發生，以此促成兩者之間持續的相互理解，實現宣傳的“通”。這從根本上反轉了中國古代“宣”的權力關係，即宣傳不再是掌權者對子民進行教化，而是人民通過宣傳進行表達，從而將想法凝聚為共識，成為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宣傳的合法性，也不再是君主“正名”，德行高於民眾，而是黨能夠讓民眾言說，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在這種宣傳觀念下，人民成為宣傳的主體，宣傳則成為黨了解人民所思所想、凝聚共識的重要工具，黨群一體，黨性與人民性相統一。可以說，共通成為這一時期宣傳理念的顯著特徵，黨代表人民利益構成宣傳的合法性來源，“宣”與“通”呈現相互促進關係，並且共同發揮凝聚力量、救亡圖存的作用。就宣傳模型而言，同心圓的圈層間界限隨着宣傳的制度化由模糊轉為清晰，以黨為圓心，主流媒體為中介層，民眾為基礎層，層層拓展的結構逐漸形成。同心圓整體由相對靜態轉為相對動態，圈層間傳播由核心向邊緣的單向擴散轉為相互滲透。特別是這一時期，陝北民歌、木版畫等民間傳播媒介被宣傳吸納，呈現中介層吸納基礎層傳播手段的特徵。
需要注意的是，宣傳所發生的這種變化只是整個社會變化的一部分，其根源來自“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的人民史觀。在此影響下，中國共產黨強調建立黨與人民群眾的緊密聯繫，注重通過組織和宣傳手段，動員群眾參與到政治和社會事務之中，成為“社會主義新人”。因此，與古代宣傳相比，中國共產黨的宣傳具有動員功能，形成了“宣傳—共通—行動—共通—宣傳”的循環，以此維持政策的科學性與人民性，以期最終實現一種靈敏、動態的“治”的狀態。然而，應當看到的是，受限於當時人民群眾的文化水平、報紙單向傳播的媒介屬性以及救亡圖存的迫切需要，宣傳在實踐層面仍難以真正達到共通的理想狀態。
儘管如此，宣傳動員功能的增加，使同心圓圈層間的滲透效率和傳播效果大幅提升，從而為中國重塑向心力、適應現代社會發展奠定了基礎。新中國成立初期所推動的土地改革、工業化建設、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等重大舉措，都得益於宣傳的同心圓結構。改革開放後，隨着宣傳重心向經濟發展與現代化建設轉移，其動員機制也由顯性組織動員向現代化價值引導演進，但仍保持了宣傳的同心圓結構和以通促治的基本特徵。
（三）關係調節：因應數字時代的宣傳實踐
“每一種大眾媒體——印刷品、電影、廣播，然後是電視——都為新的宣傳技術貢獻了自己的特性。”隨着數字時代的到來，高選擇的媒介環境使人民群眾迴避宣傳的難度大大降低，宣傳面臨難以觸達人民群眾的危機，從而可能喪失構建同心圓的前提條件。面對這樣的變化，在2018 年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就明確提出“我們必須科學認識網絡傳播規律，提高用網治網水平，使互聯網這個最大變量變成事業發展的最大增量”。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回應數字時代不斷變化的公眾輿論、情緒和品味，主流媒體正在重塑宣傳，軟宣傳（soft propaganda）在中國迎來複興。
軟宣傳的實踐使同心圓延續了中介層吸納基礎層有利因素進行彈性再造的傳統，並且得到進一步拓展。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的融合發展推動了宣傳的軟化，如《人民日報》推出原創動畫《新千里江山圖》以慶祝黨的二十大召開，宣傳新中國建設成就。而地方政府的宣傳賬號則通過生產非宣傳的軟性內容等方式，提升可見性。從本質上來說，軟宣傳延續了彈性再造的宣傳傳統。但是，這也並非對宣傳傳統的簡單複製。有學者基於2009 至2023 年全國94家主流媒體與政務新媒體逾702萬條微博數據，對中國的軟宣傳現象進行了全景式分析，發現在敘事話語方面，主流媒體與政務新媒體越來越多地採用社交媒體輕鬆活潑的話語風格。網絡亞文化的調用，也使得宣傳由“一體化”轉向“混合型”，從而在青年網民政治參與、身份認同與網絡動員等方面發揮作用。因此，相較於傳統媒體時代，數字時代圈層間的邊界更具彈性，中介層對基礎層的吸納也由傳播媒介拓展至語態、亞文化等多個維度。但是，值得警惕的是，數字時代的“流量錦標賽”也可能導致宣傳被流量邏輯所裹挾，出現過度娛樂化和“標題黨”現象，降低宣傳內容的質量引發人民群眾反感，反而起到阻塞黨群共通，激化社會矛盾的反效果。
調節黨群關係的新宣傳（new propaganda）也成為數字時代宣傳的重要特徵。相較傳統以信息傳達為主的單向傳播方式，這一新的宣傳實踐嘗試在執政者與民眾之間建立更具溝通性的互動機制。具體而言，部分宣傳實踐以高知群體為重點受眾，通過生產深度內容，一方面回應社會關切，揭示地方幹部的不當行為與政策執行過程中所產生的偏差，另一方面則明確表達對中央政策方向的支持，銜接民眾訴求與國家發展戰略。這種調節功能展現了宣傳同心圓的兩個重要變化：其一，互聯網作為傳播基礎設施的發展，使民眾不再完全依賴於媒體替民言說，而是可以直接言說。輿論不僅僅是依賴報紙等新聞媒體引導和製造的產品，也是自發形成、需要回應且難以完全掌控的湧現現象，同心圓的外圍層也隨之產生一定的自主性，甚至出現向內的反作用力量。其二，得益於市場經濟的發展，數字時代主流媒體作為同心圓的中介層，在一定程度上獲得了能動性，成為黨（圓心）群（基礎層）關係的調節者。因此，以通促治的宣傳傳統在數字時代仍然發揮作用。
另外，隨着中國對外開放程度不斷提高，以國際友人為核心的拓展層日漸清晰，成為宣傳同心圓不可或缺的外圍圈層。促進相互理解是拓展層的首要目標，這意味着國際宣傳的宣傳者是多元的，甚至任何願意溝通、了解真相的傳播者都可以是宣傳者。如中國對部分國家開放 144 小時過境免簽以來，大量西方旅遊視頻博主（Youtuber）進入中國，拍攝中國的真實情況在社交媒體進行分享，並講述自己在中國的真實感受與西方主流媒體所描繪的中國大相徑庭，進而讓世界人民越來越多地了解真實的中國，便是構建同心圓的生動體現。而這種依賴外國友人親身體驗的宣傳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延續了中國古代“以德服人”和“行不言之教”的宣傳智慧。值得注意的是，拓展層與基礎層並非阻斷封閉，而是互聯互通的。如之前所提到的外網“China travel”視頻被國內博主搬運到 B 站等平台，引發中國民眾“自有大儒為我辯經”的討論和對中國發展成就的自豪感，再如“TikTok難民”（TikTok Refugee）遷移小紅書所引發的“中美對賬”，都是兩者共通的體現。此外，主流媒體的國際傳播實踐也在持續發揮着聯通國際社會的作用，促進兩者的圈層互動。
（四）以通促治的同心圓理論
無論是中華傳統文化“宣”的理念，黨的宣傳傳統還是數字時代的宣傳實踐，都展現了中國宣傳不斷豐富的同心圓結構。黨的圓心地位源於人民史觀，這使得黨高度重視圓心與基礎層的緊密聯繫，通過中介層吸納基礎層傳播媒介等各種方式，儘可能擴大圈層之間的共通，群眾路線即明證，同心圓整體也由中國古代的相對靜態轉變為相對動態；數字時代，同心圓結構在延續黨宣傳傳統的基礎上，也產生了新變化：基礎層依託互聯網輿論形成反作用力量，中介層的調節功能隨之產生，拓展層也逐漸清晰，與基礎層互動日益密切。
行文至此，在習近平文化思想的指導下，通過反思西方宣傳，引入同心圓這一理論概念，回溯中國宣傳傳統與當下，研究對中國宣傳對同心圓理論的傳承及發展進行了深入闡釋，並提出了數字時代宣傳的同心圓基本結構。簡言之，中國宣傳的同心圓理論根植於“天下體系”的文明基因與馬克思主義人民史觀的融合，是以“通”為媒介、“治”為旨歸的治理型宣傳範式，其核心理念是以通促治。如圖 2 所示，宣傳的同心圓模型以中國共產黨作為圓心，形成以主流媒體為中介層、人民群眾為基礎層、國際社會為拓展層的輻射式宣傳體系。越靠近圓心的圈層，所受到的輻射作用越強（表現為單向箭頭的數量），與圓心越同質。同時，宣傳的同心圓模型還具有動態特徵，圈層間持續互動，相互影響。越靠近圓心，圈層之間的互動頻率越高，共通程度越高（表現為雙向箭頭的數量）。這一模型的核心邏輯在於，中國共產黨通過制度化的傳播網絡，與多元社會主體建立雙向互動關係，以“通”的交往實踐化解差異張力，將社會共識凝聚轉化為治理效能，最終實現良政善治。其核心特徵是多元一體，即在堅持圓心權威性的前提下，通過層級化傳播網絡實現差異性與統一性的辯證平衡。
以通促治的同心圓理論具有一定的理論意義。一方面，同心圓理論超越勸服理論的工具理性局限，將宣傳重構為治理系統的有機組成。不同於西方“信息操縱—大眾接受”的線性模式，中國宣傳強調主體間的關係建構，以期通過持續互動形成“傳播即治理”的共生形態。另一方面，同心圓理論構建起“執政黨—主流媒體—民眾”的互動框架，主流媒體作為宣傳者既非單純的傳聲筒，也非獨立的第四權力，而是作為“體制性調節者”連接政治系統與社會系統，通過意義協商消解治理張力。這種角色定位突破了西方“國家-社會”二元對立的理論窠臼。
四、如何共通：同心圓宣傳理論的實踐進路
如前所述，同心圓理論的核心理念是以通促治。然而，共通並非一種自然狀態，數字社會的發展也不必然導向共通。在實踐層面如何促進共通、推進宣傳調適，是研究需要回答的問題。基於同心圓理論，研究提出以下宣傳調適的具體路徑:
第一，宣傳調適應以真誠為前提，彰顯圓心權威。宣傳並不意味着是虛假和不真誠的，真誠地說出真實的主張也是宣傳，而這裡的真實指涉的是總體真實。“搞清楚是個別真實還是總體真實，不僅要準確報道個別事實，而且要從宏觀上把握和反映事件或事物的全貌。”只有宣傳實踐與群眾的生活世界貫通，構建“總體真實-個體感知”的復調真實觀，圓心才能夠真正通過中介層輻射基礎層，使人民群眾能夠通過宣傳從執政者的視角看到國家的真實狀況，形成超越個體經驗但又不與其產生極大落差的“共同”感知，重建對宣傳的信任，達成民眾對執政者的理解與包容。這對於增強圓心權威、維護國家穩定具有重要意義，也是儒家“正名”思想的延續。
第二，宣傳調適應增強媒體的調節功能，賦能中介層。主流媒體作為“體制性調節者”，需要在話語層面將政治話語轉化為具象化、情感化的生活敘事，連接政治世界與生活世界；在技術層面延續中介層吸納基礎層傳播媒介的宣傳傳統，通過算法推薦等技術適配Z世代的信息接收習慣，實現“軟性抵達”；在內容層面既保障政治主張的權威傳導，弘揚主流價值，又敢於回應輿情關切，將網絡輿情轉化為政策調整的治理資源，在爭議性議題中培育理性共識。簡言之，同心圓的中介層應成為意識形態安全閥與社會情緒減壓器的複合體，黨群關係的“夾心層”承擔價值引領與關係調節雙重功能，通過系統性變革實現“硬核軟化”與“柔性調節”的統一。
第三，宣傳調適應踐行群眾路線，凝聚基礎層向心力。強化一體化管理，構建線上線下融合的輿情治理體系，通過人工智能工具將民間輿論納入制度化表達渠道，防止“基礎層脫嵌”。但同時，宣傳也應在黨性原則框架內建立爭議性議題的緩衝帶機制。通過設置可控爭議閾值，宣傳可保留一定的彈性互動空間，採取參與式協商機制實現社會共識的梯度化建構，並通過中介層賦予其可見性，促進基礎層向中介層的反向滲透，並對合理訴求進行制度化轉化，形成一定意義上的“大眾程序”，繼而“在數字交往中形成一個新的融合性的‘一’,畫出最大的同心圓”。
第四，宣傳調適應培育共享意義空間，壯大拓展層。拓展層的核心動能在於培育非體制化的宣傳主體，推動宣傳在“組織化動員”的基礎上擴展“結構性聯結”。在數字傳播語境下，以短期訪華者、外籍在華工作者、國際留學生、海外華人等為代表的跨文化群體，雖未納入傳統宣傳系統，卻具備自傳播、自組織的潛力，構成拓展層中新的連接節點。宣傳調適應着眼於構建基於身份認同、技術協同與文化共鳴的跨文化傳播機制，使這類主體能夠自願參與共享意義建構，並在中介層的支撐下實現與基礎層的互動聯通。通過強化結構開放性與敘事包容性，拓展層可逐步轉化為宣傳系統的柔性延伸，實現從“他者”到“我們”的轉變，推動同心圓結構的外延式生長。
綜上所述，研究基於同心圓理論，提出了宣傳調適的四大實踐路徑，其內在邏輯關係可概括為：以圓心權威為核心動力，以中介層調節為中樞機制，以基礎層參與為有力支撐，以拓展層延伸為戰略突破，構成有機統一的宣傳實踐系統。具體而言，圓心權威為系統運行提供初始動能，使其他圈層能夠因受到圓心吸引而產生向心力，形成同心圓的基本結構；中介層調節實現雙向的理念傳導與壓力緩衝，一方面通過促進圈層互動使同心圓處於動態而非靜態，另一方面也通過發揮減壓器功能增強同心圓的韌性，達到“動而不破”的效果；基礎層參與為系統提供穩定的基礎和活力的來源；拓展層延伸則推動系統邊界的有序擴展。
進一步而言，宣傳調適不僅是傳播技術的革新，更是理念與制度的轉向。數字時代的宣傳實踐需要超越單向灌輸模式，轉向嵌入協商與互動的多向交流。這意味着宣傳應為群眾表達利益訴求提供空間，推動主流媒體走出自我封閉的迴路，真正傾聽社會的聲音、回應現實的關切。宣傳調適的關鍵，在於構建一個能夠容納多樣聲音、包容理性分歧的協商性傳播結構，在差異與摩擦中推動共識的漸進生成。從同心圓結構視角出發，宣傳調適的目標並非以“圓心”覆蓋“圓周”，而是構建一個具有開放半徑、協商邊界的共通空間。在這一空間中，人民群眾不僅是被動接受者，更是積极參与者和意義共建者。宣傳不應排斥衝突與張力，而應在尊重差異中尋找最大共識的可能性，在人民群眾真實關切的基礎上推動政治主張的有效抵達。這不僅契合黨“以人民為中心”的執政理念，也延續了中國政治傳統中“民惟邦本”的深層邏輯。
從根本上而言，同心圓宣傳理論希望通過理論研究和宣傳實踐促進共通，形成圈層之間的普遍聯結，“而普遍聯結的終極意義，則是人類、乃至生命的團結（solidarity）”，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實現世界之治。這也使得宣傳成為人類社會應對風險社會，保持團結與穩定的重要力量。然而，以共通視角推進宣傳調適是一項需要執政者投入大量資源推進的有益工作，也是需要多元行動者共同努力的社會工程。那麼，從實踐角度來說，宣傳的共通轉型，促進者可能會是哪些主體？動機是什麼？作為一種依賴數字平台的社會交往方式，怎樣的平台屬性和算法設置更有利於實現宣傳的共通轉型？從研究角度而言，衡量宣傳調適的量化指標有哪些？宣傳調適可能的負面影響是什麼？共通的程度是否越高越好？這些問題都值得進一步關注。
作者：吳飛，浙江大學國際傳播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浙江杭州310058；梁軒，浙江大學傳媒與國際文化學院博士研究生，浙江杭州310058
原文刊載於《新聞界》雜誌2025年第5期，參考文獻詳見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