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前高官坎貝爾與杜如松重磅撰文，警告美國千萬不要自負並低估中國的實力！

在全球戰略競爭格局愈發複雜的當下，關於中美實力此消彼長的討論始終熱度不減。本文由美國政策界兩位重量級專家——拜登政府時期的前常務副國務卿庫爾特·坎貝爾（kurt m. campbell）與拜登政府時期的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中國事務主任杜如松（rush doshi）聯手撰寫，提出了一個在當代國際關係領域值得深思的論點：美國或正陷入又一次對華“誤判”的循環——從原先的“忌憚與恐慌”，轉向過度的“鬆懈與樂觀”。兩位作者批評了美國近年快速轉向的心態，既曾誇大中國可能一舉“超越美國”的勢頭，如今卻又篤信中國種種經濟和社會難題足以自動遏制其崛起。這種“從極度悲觀到盲目樂觀”的反覆擺動，在他們看來很可能導致一場危險的戰略誤判。

在坎貝爾與杜如松的這篇討論美國對華戰略的文章中，可以明顯感受到美國精英群體對中國崛起所持的微妙態度：他們一方面承認中國擁有強大的經濟與科技“規模”優勢，另一方面卻又在如何應對中國的問題上表現出焦慮甚至迷茫。對於中國而言，必須看到此文雖坦陳中國已經具備足以與美國相抗衡的綜合實力，卻同樣強調要以“更新、更緊密”的聯盟手段對華進行“規模性”遏制和競爭。若從中國自身的戰略安全考量，這種姿態意味着美國在未來將更為系統地聯動盟友，通過經濟、軍事與科技等多維度對華合圍。本文值得中國關注的關鍵點，在於它所反映出的美國可能將對華競爭視為“長期且不能輸的博弈”，並將“共同體量”視為最有效的抗衡方式。

從中國的立場來看，這種試圖以“合力”來削弱中國影響力的主張，在過去數十年里已有先例可循。無論是冷戰後美國對經濟全球化規則的主導，還是最近幾年的“印太戰略”“芯片聯盟”與“去風險化”，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美國希望以合縱連橫的方式塑造競爭格局。然而，對於已深度融入全球產業鏈和價值鏈的中國而言，美國倡導的“供應鏈去中國化”並不容易徹底實現；再加上中國幅員遼闊、市場龐大、製造能力完備，因而並不會像一些人預測的那樣在外部壓力下“速敗”。相反，過去幾年中國國內在芯片、航空航天、新能源等關鍵領域的自主研發投入和多點突破，正是面對外部“卡脖子”時的自我強化與升級。這種“內生髮展的韌性”構成了中國繼續發展的根本動能。

文章還提到美國擔憂中國在軍事上的投入與規模優勢。就中國而言，“世界最大海軍”“超音速武器領先”等標籤更多是外界對數字層面與某些技術突破的解讀。中國強調國防現代化是為了維護自身主權與地區和平，並不追求類似冷戰時期的軍備競賽。反觀美國，則在全球範圍內保持了數百個海外軍事基地，與多國簽署駐軍或防務協議。若按照作者的邏輯，“規模”的勝負不僅體現在船舶數量或導彈庫存，還取決於全球投送能力、後勤補給網絡和技術創新速度。換言之，中國發展軍事力量的目標更多是自衛和威懾，美國則在全球維度上維持“體系性”投入。兩者定位有別，並不能單純以數據比對來下結論。

此外，作者主張美國應與各主要經濟體緊密綁定，利用關稅、技術壁壘以及產業政策進行“集團化”競爭。對於此種思路，中國當然會保持高度警惕。一方面，中國一直強調自身經濟體量和市場容量對全球經濟意義重大，美國若執意構建排他性集團，只會在更大範圍內擾亂現有的國際貿易與投資生態，降低全球經濟整體效率。另一方面，中國在“一帶一路”、國際產能合作以及與其他新興市場國家的互聯互通上投入日深，若美國和部分盟友選擇“脫鉤”，中國也可通過發展與亞非拉乃至歐洲部分國家的合作來彌補潛在損失。對於中國而言，堅持開放合作仍是對沖外部聯盟壓力的關鍵路徑。

總之，坎貝爾與杜如松的文章一方面對中國崛起的基礎條件給予了正面評價，承認了中國龐大“規模”在經濟和軍事上的長期潛能；另一方面則明確提出要以跨國聯合的方式對華實施“現代化圍堵”。美國國內的對華輿論也由此前的“過度恐慌”轉向如今的“不容小覷但可合力圍堵”，這對中國而言既是挑戰，也是一種“戰略鏡鑒”。在未來的國際博弈中，中國既要繼續加強自身的內在活力與科技創新能力，也需警惕可能形成的外部“集團化”壓力。只有在保持內部經濟韌性與推動多邊合作的過程中，真正讓各國看到中國的責任與擔當，才能在這一輪大國競爭中繼續堅定地走自己的道路。

《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雜誌最新一期刊登拜登政府時期的前常務副國務卿庫爾特·坎貝爾（kurt m. campbell）與拜登政府時期的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中國事務主任杜如松（rush doshi）聯合撰文，警告美國正陷入對中國力量的嚴重誤判。他們呼籲美國重新構建以“盟友共同規模”為核心的新大戰略，才能有效應對中國在製造、科技和軍事實力上的深層優勢。

文章指出，過去二十年，美國對中國的評估如鐘擺般搖擺不定：從過度悲觀轉向現在的過度樂觀。當中國“清零政策”結束未能帶來預期的經濟反彈，而美國則科技突飛猛進、股市和就業表現亮眼，美國決策圈便迅速得出“中國已不可為”的結論。然而，作者強調，這種“勝利主義”與以往的“失敗主義”一樣危險，因為它忽視了中國作為歷史上唯一一個gdp長期超過美國70%的競爭對手所具備的戰略深度。

在關鍵衡量標準上，中國早已超越美國：

• 經濟方面：中國擁有美國兩倍的製造能力，生產力在全球處於決定性地位；

• 技術方面：中國主導電動車、核電、機器人等前沿領域，專利和高被引科研文章數量均超過美國；

• 軍事方面：中國擁有全球最大規模的海軍，其造船能力是美國的200倍，導彈庫存也遠超美方，並在高超音速武器、量子通信等領域處於全球領先。

兩位作者指出，“規模”正在重新定義國家實力。冷戰期間蘇聯強調“數量本身就是一種質量”，如今這句話同樣適用於中國。作者進一步從歷史中汲取教訓：19世紀末的英國也曾因失去“規模優勢”而被德國與美國超越，最終走向衰落。美國在當時憑藉其大陸市場和產業規模，在兩次世界大戰中取得決定性勝利。而今天，這種規模優勢已轉移到中國。

坎貝爾和杜如松強調，美國若單打獨鬥，將重蹈英國百年前的覆轍。他們主張摒棄冷戰時期“盟友為附庸”的舊聯盟模式，轉向一種“能力共建、利益共享”的新型聯盟結構：

• 日本、韓國幫助美國造船；

• 在美設廠製造半導體；

• 美國與盟國共建關稅與監管屏障，共同應對對手主導的產能輸出；

• 美國對盟友開放其最先進的軍事科技，實現軍事互操作性。

這一戰略不僅要改變外交思維方式，也需要根本轉型：由“控制式領導”轉向“能力導向型國家治理”，通過“凝聚力”與“集體槓桿”與中國的“規模優勢”抗衡。

此外，作者還批評當前對中國“衰退論”的流行看法，認為其忽視了中國在實物產出、基礎設施、軍工能力等“硬實力”指標上的顯著領先。例如，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經濟早在十年前就超過美國，目前約為30萬億美元，而美方為24萬億美元；在製造業產出方面，中國是美國的三倍，甚至超過全球除中國以外前九國的總和。

作者指出，值得警惕的是，即使中國面各種內外挑戰，其長期積累的產能、科研與軍工優勢不會消失。文章列舉如下中國領先事實：世界一半工業機器人在中國安裝；中國每年造艦速度遠超美軍，艦艇總數將在2027年超越美軍50%；中國每年可生產百架四代戰鬥機，自研發動機已突破；在電動車、電池、太陽能板、稀土精鍊等領域，中國全球佔比超過70%。

作者批評了當前美國輿論圈內流行的“美國復興論”和“中方崩潰論”。他們引用政治學者亨廷頓的觀點指出：“真正的危險不是憂慮衰退，而是自滿心態。”文章明確指出，如果美國繼續誤判局勢、單邊行事，反而會喪失其唯一優勢——全球盟友網絡。

文章指出，美國再也無法單憑自身與中國匹敵，必須依靠盟友共同構建“盟友規模”（allied scale）來形成綜合國力。例如：

• 以市場匯率計算，美國聯合歐盟、印度、日本、韓國、澳大利亞等民主國家的gdp總量為60萬億美元，是中國的三倍；

• 這些國家擁有全球一半製造能力，年軍費開支達1.5萬億美元；

• 在科技與研發上，他們佔據全球多數專利和頂級學術資源。

但坎貝爾與杜如松指出，這些優勢若不能轉化為制度化、互聯互通的共同能力，將依然只是紙上談兵。美方應推動構建涵蓋軍事、經濟、技術三大領域的“能力共享體系”：

• 軍事上，實現武器共造、技術共享、聯合訓練，如與日本聯合生產戰斧導彈，與澳大利亞共建核潛艇計劃；

• 經濟上，構建針對中國產能過剩的“共同防禦市場”，例如通過統一關稅、共同監管措施；

• 科技上，協調出口管制、設立“共同投資規則”，防止技術轉讓至中國，同時聯合開發關鍵技術。

坎貝爾與杜如松嚴厲批評了傳統的美國同盟模式——將盟友視為“受保護者”，而非“能力提供者”。他們提出，要轉向“能力共建”的平台型結構，不再由美國單向賦能，而是實現雙向合作。比如：

• 日本、韓國可為美艦艇維修與製造提供產能；

• 歐洲與美國產業實現深度耦合，在導彈、微電子等領域共建供應鏈；

• 各國彼此也應互相賦能，如法印核潛艇合作、韓歐軍工協作、東南亞國家之間的防務整合等。

文章進一步提出，應建立經濟版的“北約第五條款”（article 5）機制，即若任一成員遭遇經濟脅迫，其餘國家應統一施加制裁或貿易回應。

作者還警告，如果美國繼續“美國優先”的路線，甚至威脅退群、削弱盟友信任，不僅會使自由世界分裂，還將促使盟友轉向中國。例如：歐日韓部分政界已有“戰略自主”傾向；美方若逼迫過緊，部分盟友可能發展核武、自建集團或轉向人民幣體系。

作者最後指出，“美國不應重演英國百年前的失敗，也不能幻想獨自贏得與中國的世紀競爭。只有將盟友變為‘規模的源泉’，才能在未來與中國一較高下。”正如文章中借用的富蘭克林的名言：“要麼團結一致，要麼各自滅亡。”作者呼籲美國必須正視中國的真正實力，糾正“規模錯覺”，重塑聯盟戰略，方能在這場世紀競爭中不被中國打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