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李嘉誠賣港口這事，前些天不少輿論覺得國家在這事上很難有抓手，只能以譴責為主。結果變數發生了，港媒《星島頭條》3月28日最新報道，接近長和高層消息人士透露，長和下星期不會簽訂任何關於出售巴拿馬港口的協議。《星島頭條》追問原因，消息人士只說：“大家明啦（知道的）！”
有時候難以理解，都已經2025年了不少商業精英和分析者頭腦中還留存着“昨日依舊”的想法。所謂的“沒有抓手”本質其實還是“在商言商”的邏輯，意思就是，”在過去由美國主導的全球經貿體系里，在別人主導的遊戲規則里，李做的事符合規則，而根據規則我們沒有辦法阻攔此事”。問題是，今夕是昨夕么？
回想2020年TikTok在美國被阻擊，字節高層都知道感慨下“全球化的黃金時期一去不復返，未來充滿不確定性”。時間又過去了五年，特朗普都已經開啟更加瘋狂的第二任期，怎麼有些人的頭腦中還是一片之前歲月靜好的模樣呢？
先不說如我們一周多前轉載文章《李嘉誠“賣港”，從來就不是“在商言商”》中提到的，抓手其實有不少，不只限於法律。退一步來說，大環境早都徹底改變了，沒抓手就去創造抓手，這才是正常人該有的想法。你問環境為什麼變了？看看新聞吧，特朗普都已經暫停向世貿繳納會費了。曾經全球化秩序的建立者自己都造反了，還擱那念“在商言商”的經給誰聽呢？
雖然目前沒法斷言李嘉誠最終會不會賣，但受阻其實不難預測。我們可以通過前些天沃爾瑪被約談的事情看出當下國家層面在應對貿易戰上風格愈發主動，
根據美媒披露，前段時間，沃爾瑪要求一些中國供應商大幅降價。企圖將美國政府新一輪對華關稅的負擔轉嫁給中國供應商和中國消費者。在特朗普1.0時期，美國政府對華加征的關稅，主要由美國消費者承擔。2018年，美國對鋼鐵、鋁、太陽能電池板和中國進口產品加征的關稅，代價完全落在了美國消費者和企業身上，至少讓美國消費者每月損失14億美元。現在，沃爾瑪不僅是要求中國供應商降價，並且是要求中國供應商虧本做生意。
沃爾瑪的這些表現，放在2018年貿易戰剛開打的時候實在算不上出格，彼時美國企業普遍強勢傲慢，沃爾瑪在一眾眼高於頂的國際化大佬里只能算不顯山不露水的小跟班。但2025年的今天，這樣的舉動就不合時宜了。針對近期沃爾瑪可能要求中國供應商降價的行為，3月11日，商務部等有關部門已約談沃爾瑪，了解有關情況。
與其說是約談，不如說是警告。警告沃爾瑪這樣的企業，老老實實做生意，不要想着用不對稱優勢來壓迫國內供貨商，讓中國承擔關稅戰的成本。回想20年TikTok被美國政府極限施壓差點強賣的窘境，現在的中國政府主動出擊用行政手段去維護企業市場利益，包括去年底對關鍵材料的出口管制，都體現了一種在後全球化時代行為邏輯上的巨大轉變。
面臨邏輯轉變的不只有我們，還有李嘉誠這些全球資本家。過去他們利用全球體系規則和自身特殊身份，遊走於多方之間，充當國際白手套，如今日漸處於尷尬境地。本質上並不是被誰針對才導致如此，而是這一輪全球化瓦解的過程中，主權國家們越來越不再需要他們的長袖善舞，而曾經的秩序主導者們也急於從泥淖中脫身，亟需依靠馬仔們回血。
所謂以此興，以此亡。今天來看”超人“這個外號中的“超”字，其實應該作“超主權”來理解，昨日寄生於超主權之上呼風喚雨就是超人，當從超主權神壇上跌落，不過就是明日黃瓜。
全球化福利與超主權困境
當年隨着蘇聯解體美國獨大，單一的全球化經濟體系形成的條件已經成熟，1995年美國為首的主要發達國家牽頭成立了WTO，後來隨着加盟團體越來越多，成為一個經濟意義上的“聯合國”。WTO的基本原則看，一開始是一個致力於公平、協商，消除壁壘促進商業要素自由流動的聯盟，目的在於促進經濟的全球化發展，消除區域不平衡，儘可能降低國力的強弱對商業行為的影響。
從更中立的角度講，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國家的主權，為資本的自由流動提供了法理支撐。從WTO長期的運行情況來看，確實起到了應有的作用，也改變了過去企業爭端缺乏途徑結果由國家介入引發成“炮艦外交”的混亂，大家變成了體面人，坐下來談代替了舞槍弄棍。但就像《動物莊園》里的名言一樣：在農場里所有動物都是平等的,但一部分動物比另一部分更平等。
WTO隱藏着一個至關重要的細節，一個運轉良好的貿易聯盟，除了文本、成員國的認可以及公正的執行，還必須給予最具體的物理層面的保障，例如全球海運的安全保障、單一的國際貨幣體系，統一的貨幣結算系統等等，這就是全球化的物理實體，而這些東西屬於誰呢？不言自明，所以美國自然就成為了那個“更加平等”的動物。有賴於此，美國實際上通過全球化獲得了一種超越國家主權和資本力量的排他性權力。
經濟實體的理性爭端代替了政治實體的無序對抗，也意味着在國際商業交流中，國家主權力量的介入失去了正當性——這裡並不是說國家主權力量不再介入經濟體的爭端，而是說不再以支持企業正常經濟行為的名義直接介入爭端，“Business is business”。
這種改變也帶來了一個深刻的變化，企業與資本的國家色彩越來越淡薄，譬如TikTok本身，一個中國人研發技術的企業，為了符合美國的要求採取了徹底的去中國化運作架構，劃清和抖音的界限，把高管都換成美國人，審核和運營團隊統統都從美國招人，甚至公布了自己的源代碼以證清白。在其他國家Tik-Tok也採用類似策略。所以當TikTok面臨美國政府巧取豪奪的惡意行為時，引以為豪的“國際化”反倒成了倒執太阿，授人以柄，基於國家主權名義的救濟無處下爪，無法在這個問題上對美國進行針尖對麥芒的反擊。
這種情況下，反擊往往只能通過其他的方式來進行，在國家主權能夠介入的戰場上來進行，所謂“你打你的，我打我的“。這就遇見了第二個問題，作為WTO的最大受益者之一，以一帶一路為國際發展戰略，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為意識形態主張的中國，毫無疑問是站在捍衛全球化，捍衛公平自由貿易的這邊的，在美國大搞孤立，不顧吃相急於把影響力變現的大背景下，不可能去搞那些偷雞摸狗的下作把戲。而TikTok本身國際化的態度，也符合中國一以貫之的堅守互聯網主權同時也尊重他國互聯網主權的立場。這就使得當時整個事件中，國家政府處於一個尷尬的困境中。
TikTok的遭遇揭示了非美資本面臨的有些黑色幽默的困境，一方面，他們享受着對非美國家貿易超主權影響的好處，另一方面，他們又不得不面對美國政府超主權力量的壓迫。所以我們看到，直到TikTok快要被強賣的前夕，商務部才緊急出台了一個全新的關於算法管制的法規，給某些人膝蓋里打上了鋼釘。“要聖旨給他寫一張”，在電影里是刻畫人物的好筆墨，但在現實中就顯得尷尬而不體面了。
但五年以後的今天，從沃爾瑪到李嘉誠，看起來“市場化”的行為卻直接引來了國家政府的介入，這樣的轉變背後的動因是什麼呢？
“本土化”帶來的時移事易
曾經全球化帶給中國的除了龐大的商品外貿，還有資本，技術和智力資源的流入。這種“我中有你”的局面遠不只經貿層面，也讓國內長期在很多問題上處于謹慎和被動。比如政府對企業的救濟問題。政府救濟某種程度上和見義勇為相似，見“義”才能“勇”為，這就好似在街上看見男人打女人，你一腔熱血教訓了男人，沒成想女人說“你打我老公幹嘛”，見義勇為變成了混合雙打，豈不尷尬。
過往很多企業，不只是市場“國際化”，資本和智力資源也相當”國際化“。甚至某些企業跟美國政府的關係就如同妻子和丈夫，小妾和主人。若是不能確認是不是自己人，是不是受了欺負，救濟也就無從談起。
既然國家力量干預因為企業的“國際化”而困難，那麼自然會因為企業的“本土化”而變得可行。如果對近五年國內產業結構的變化有所了解，就會知道植根於本土產業體系、依賴於本土智力資源、面向本土市場的實體越來越多，技術水平也越來越高，真正屬於“自己人”的企業變得越來越多了。
從資本層面也能明顯看出，早年國內互聯網和新興科技行業主要依賴美股和國際風投，而現在對美國股市的依賴在不斷減少，投資也主要依靠於本土巨頭，甚至像騰訊這樣的企業已經事實上成為全球遊戲行業投資主導者。如華為，幻方這樣的公司甚至就不尋求資本融資。國際資本對國內科技行業的關鍵影響已成為過去式。
外貿結構上看，隨着中國產業升級的實現，外貿結構中出現越來越多”你不得不買“的高端商品，典型比如造船業。這讓從18年貿易戰到疫情以來西方國家一直叫喊的東南亞替代等目標基本破產。
雖然天時地利人和都已經在轉移，不過就像剛才我們所說，中國是個體面人，並不會主動挑戰秩序。但很明顯現在不想要全球化秩序的正是美國自己。既然對面連最基本的大義都丟了，對等回擊不過是水到渠成順理成章。
這種情況下，某些人還幻想中國能”在商言商“，這其實維護不了他們的利益，而是想把自己獻祭給美國的愚蠢想法。畢竟對美國來說，狗急跳牆的情況下，吸不了中國還吸不了你？
帝國秩序的瓦解與中國貿易”超主權“的興起
我們提到全球化的時候，往往說的是美元資本主導的那個全球化，但還有一個商品全球流通競爭的全球化，前一個全球化消退了，但後一個全球化不但沒有削弱，反而有所加強，直接的證據就是全球跨國貿易額總量是一直在提升的。
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在於，技術進步使得廣泛流通的商品技術要求越來越高，絕大多數國家完全沒有生產能力，典型如智能手機。而有能力有條件有意願尋求獨立自主的國家其實是鳳毛麟角的，全球200多個國家和地區，有180個都是躺平等着列強伺候自己的國家。
這造成了一種結果，商品的公共屬性帶來的主權侵蝕將不可避免。以老撾為例，老撾的電力和鐵路都是中國建設的，這是中國的廣義商品—公共服務。老撾享受這些服務的同時也會帶來一個問題：電網是中國建的，那一年用電量和用電結構中國將了如指掌，鐵路是中國建的，那麼貨運構成自然也對中國是透明的。有了這些關鍵信息，中國自然就可以對老撾的國家政策導向施加影響，國家的主權實際上流失了。
從美國來看這種現象更好理解。中東地區各個國家有使用社交媒體的需求，但自己完全不可能搞出來，那麼就要用美國的，美國施加一點干涉，就可以引起顏色革命。
從這個角度可以說，一個超級大國，不可能選擇閉關鎖國。不輸出自己的商品，就無法輸出自己的影響力。而輸出了商品實際就是在一定程度上輸出超主權，在互聯網和智能化帶來的體系化商品輸出的時代，伴隨商品輸出帶來的超主權紅利將遠超之前的任何一個時代。
當然，世界上已經不可能再出現另一個全球帝國。”多極化“的一種可能圖景就是，未來多個區域內”超主權“踐行比以前摩擦衝突更多，更粗礫，沒有那麼多精緻框架，但某種程度上”更公平“了的有限全球化。在這個過程中，全球資本聯合體們將會從幾十年來的如魚得水變成眾矢之的。
我們的目標是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但在霸權秩序徹底消失之前，這個目標也就意味着發起者需要超主權的一種最低必要限度存在，不然建設無從談起。從這點來看李嘉誠的作為，又豈是“在商言商”區區四字能定義呢？
昨日超人，明日黃瓜
最近很流行一種說法，說身為“上三常”的中美俄三國，一個內卷996，一個賣血打四分工，一個上戰場打生打死。但歐洲人卻依靠着美國的軍事保障，中國的產品，俄國的能源，吃香喝辣不事生產搞環保動保LGBT到處攪風攪雨，這種現象必不可能持續下去。雖然這話很有誇張成分，但確實指出一個問題，在中美俄的大博弈之下，歐洲絕不可能站在干岸上獨善其身。
就如我們之前文章《李嘉誠緣何“賣港”》中指出的，李嘉誠實際上起家開始就相當於滙豐的“白手套”，在歷史上和其他港商一同充當了大陸同西方的金融貿易中轉橋樑，這才有了“超人”的地位。
看看其背後滙豐這家銀行的歷史，也就不難明白，在科技，製造，軍工全面落伍的情況下，英國這個國家至今為什麼還能維持在世界前列。
從清末開始，滙豐銀行通過向清政府提供戰爭賠款專項借款，獲取了關稅和鹽稅管理權，並長期壟斷中國對外金融業務。新中國成立後，又通過其金融業務和李嘉誠這樣的白手套從中國獲利巨豐。冷戰結束後，英國開始逐漸退化成綁定美國的金融主導國家，滙豐這類金融機構則越來越體現出一種寄生性。孟晚舟事件中滙豐扮演了關鍵的不光彩角色，此後滙豐在中國加速衰退。
滙豐和李嘉誠們的失勢不難理解，美國雖然是金融帝國，但冷戰後的霸權地位實際上是靠着以互聯網為代表的科技優勢來維持的。歐洲在信息革命時代全面掉隊，李嘉誠這類老牌國際資本難以轉型，本質上也是作為國際寄生者，已經跟不上日趨激烈的國際競爭形勢。今天的美國新貴是TOP7們，是入主白宮，想用推特在歐洲搞顏色革命的馬斯克。
在萬斯在慕尼黑指着鼻子罵的當下再來看看老歐洲，德國負責製造，法國負責軍事，英國負責金融。如果要完蛋，誰應該先完蛋？法國的軍事和德國的製造，就算不衰退，體量對他人也已經不再是多大威脅，但還有人願意看到一個金融寄生蟲在那裡攪風攪雨嗎？寄生者們已經讓全球人民精神內耗了太久太久。
最終，沒有永恆不變的秩序。以此興，以此亡；昨日超人，明日黃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