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中東戰略是美國全球戰略的風向標，其在中東的戰略困境折射出當下美國全球霸權的衰落。仔細看，美國當下在中東陷入戰略困境的因素十分複雜，既有客觀層面百年變局的推動，又有主觀層面長期以來美國中東政策所積累的惡果以及當下美國戰略研判所出現的失誤，這種困局並非一朝一夕形成，也非單一事件所致，而是具有着歷史的必然性。主要可概括為以下原因。
美國對自身戰略利益認知出現重要偏差
自奧巴馬政府起，美國開始了在中東的戰略收縮。特朗普時期美國提出“印太戰略”，美國在中東的戰略收縮更為明顯，更加聚焦大國博弈，尤其是在亞太地區對中國進行戰略圍堵與遏制。2022年10月，拜登政府發布了任內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與《美國國防戰略》，報告將中國視為“美國最重要的戰略競爭對手”，稱“中國是美國在印太地區的首要威脅”，認為中國的崛起威脅到了“美國的國家安全利益”與“全球戰略穩定”。兩份報告通篇充斥着對華的戰略焦慮，顯示出美國迫不及待地要將更多戰略資源用於與中國的戰略競爭。而對於美國的中東戰略，兩份報告涉及很少，且更多可視為是對大國戰略博弈的邏輯延伸。具體看，美國拜登政府的中東戰略利益認知主要集中在四個方面：一是進一步強化與中國以及俄羅斯在中東地區的戰略競爭；二是全力打壓遏制伊朗（包括什葉派抵抗軸心的非國家行為體武裝組織）；三是加強與海合會國家特別是沙特與阿聯酋的軍事合作，並推動以色列與海合會國家關係的正常化，重點推動區域防空反導合作；四是加強對以色列的軍事支持。
事實上，美國未能理性、全面、長遠地評估自身在中東的戰略利益。美國在中東的戰略利益並不以美國的戰略認知為轉移。目前美國對中東的戰略利益認知與實際情況已存在嚴重偏差。中東地區的地緣位置聯繫着歐亞非大陸，基辛格在其著作《美國的全球戰略》中充分論證了中東在美國全球戰略中的重要地位，他明確指出，“儘管冷戰已經結束，但中東地區依然對美國的繁榮與安全產生着巨大而直接的影響”。基辛格將中東地區視為美國的核心戰略利益區並用最優秀的外交與安全團隊處理中東事務，這與近年來美政府對中東的戰略認知形成了鮮明對比。美國在中東至少存在以下三點重要利益：一是維繫美國在中東的盟友體系；二是維繫“石油—美元”體系；三是維繫以色列的安全。上述三點屬於美國的核心戰略利益，直接在政治、軍事、金融與能源等多領域影響美國的戰略安全。在當下百年變局的催化下，又長期受美國短視的中東政策所拖累，它們已顯得岌岌可危，而任何一點的崩潰將直接關乎美國國家核心利益以及全球霸權。
新一輪巴以衝突後，伊朗國內反美情緒空前高漲
美國的戰略利益認知偏差的三個具體失誤
盲目聚焦大國競爭，認為只要在中東能夠遏制中國與俄羅斯的影響力，就能夠維繫美國的主導地位。美國以冷戰思維將自己的戰略利益強壓在地區國家之上，從而忽視了中東地區國家自身的發展利益與安全訴求。而當下的美國又無法為中東提供足夠的安全產品，也無法幫助中東國家實現產業升級。更多的域內國家如土耳其、沙特、阿聯酋與卡塔爾等也逐漸認識到美國只是中東地區安全的“破壞者”而非是“建設者”。2023年，中國成功斡旋了沙特與伊朗的復交，2024年又成功斡旋了巴勒斯坦各政治派別簽署“北京宣言”，中國在中東地區的戰略影響力正與日俱增。當下，俄羅斯欲在中東積極破局，打破當下深陷烏克蘭危機泥潭的不利局面，表現了其重視在中東的戰略投入。中俄在中東影響力的提升也迎合了地區國家希望擁抱戰略自主與多元化地區格局的願望。
認為只要遏制伊朗就能保護美國的地區安全利益。為此，美國忽視了中東地區國家在經歷了“阿拉伯之春”的動亂後，迫切希望和平與發展的歷史夙願與時代潮流。近年來，以沙特與伊朗恢復外交關係為代表，土耳其、沙特與埃及，沙特與敘利亞等都在積極改善雙邊關係。與之相對，美國卻一直抱有冷戰思維，希望打造與什葉派之弧相對抗的“中東版北約”，但地區國家響應寥寥。事實上，美國的政策不僅未能有效遏制伊朗，反而加劇了地區的安全困境並損害自身安全利益。
美國中東政策刻意將“巴以問題”邊緣化，忽視了其對美國中東安全利益鏈條的重要影響。長期以來，巴以問題是中東的根本性問題，巴以衝突也是中東的核心衝突。圍繞解決巴勒斯坦問題的中東和平進程也成為了美國20世紀80年代至21世紀初中東政策的核心。但“阿拉伯之春”後，美國卻錯誤地認為巴以問題已不再重要，加之美國對以色列的一味偏袒，以致於當下美國已無法在巴以問題中發揮建設性作用，也必將在未來中東安全機制建設中進一步被邊緣化。2024年年中，卡塔爾半島電視台罕見地批評美國近年來的中東政策“虛偽而矛盾”。對外政策反映國內政治，美國中東政策的虛偽與矛盾折射出當下美國國內政治的對立與極化，尤其是美國民主黨與共和黨在中東政策上的認識鴻溝與立場分歧。
近年來，美國國內民主黨與共和黨的對立極化愈發嚴重，對美國政治的影響也更加深刻。當下美國國內以民主黨為代表的左翼自由主義與共和黨為代表的右翼保守主義間的意識形態尖銳對立。與之相伴，美國國內社會撕裂、種族矛盾激化、經濟不平等加劇、政治精英決裂等已日益明顯。在此大背景下，民主與共和兩黨的政治分歧愈加嚴重，政治共識逐漸減少，兩黨在國內幾乎所有政治問題上都難以達成一致。這種政治意識形態對立已經蔓延到美國的外交政策。如拜登政府時期，其出台的幾乎任何政治議題，無論是否基於理性判斷，只要沒有回應不同群體的意識形態訴求，就會受到共和黨及其他利益團體的阻撓，這種情況在剛剛過去的美國大選中十分明顯。在外交議程上，拜登政府面臨著來自共和黨的巨大壓力，這客觀上限制了拜登政府中東政策的靈活性與務實性。兩黨的政客在政策制定時更加註重本黨派或是利益群體的短期收益，而非是美國的整體國家利益或是長期戰略利益。美國在中東地區擁有眾多利益，在中東亂局中會產生新的利益，既得利益的優先級也會發生變化，美國很難通過持續、全面、靈活的政策有效地維護這些利益。
此外，美國的中東政策制定十分複雜，牽涉到諸多因素與不同利益團體，需要較高的政治默契。自從新一輪巴以衝突爆發以來，拜登政府的中東政策始終飽受詬病。2023年年末，美國兩黨圍繞對以色列與烏克蘭的軍事援助撥款展開了激烈博弈。美國國會眾議院議長、共和黨人邁克·約翰遜指責拜登政府的軍援議案“夾帶政治私貨”。2024年5月，部分共和黨議員因其認為當下拜登政府對以色列武器援助力度不夠，揚言要對拜登進行彈劾。與之相對，國會參議院議長民主黨人查克·舒默則批評共和黨人將“國家安全政治化”，並將會否定共和黨人的軍援議案。與此同時，2024年年初，美國民調公司“進步數據”的一項調查顯示，約7成的美國選民對拜登政府當下的中東政策不滿，並認為拜登政府應該推動巴以停火。而隨着戰爭的演進尤其是加沙地帶人道主義危機的加劇，美國民主黨內部甚至罕見出現嚴重分歧，自由派尤其是年輕民主黨黨員對拜登政府一味偏袒以色列頗為不滿。2024年年中，85名民主黨國會議員致信拜登要求其停止對以色列的武器供應。鑒於猶太院外集團對美國政治的巨大影響，民主黨與共和黨都欲爭取更多來自猶太院外集團的支持，因此在“巴以問題”上，兩黨都競相展示出對“以色列的支持力度”與對伊朗的強硬態度。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7月訪美期間，不僅與拜登進行了會面，也與特朗普以及眾多共和黨人進行了接觸，以至於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稱，“當下的以色列是被美國寵壞的孩子”。特朗普大選勝利後，內塔尼亞胡第一時間發文祝賀稱“這是一次巨大的勝利，也為以色列和美國之間的偉大聯盟提供了強有力的再承諾”。
2024年7月，內塔尼亞胡訪問美國並與美總統拜登會面
美軍在敘利亞的軍事基地
美國當下中東戰略目標的混亂與矛盾
新一輪巴以衝突中美國的態度瞻前顧後，一面急於“滅火”，一面卻又在不斷“澆油”，這種現象的根本原因在於美國中東戰略目標的混亂與矛盾。
首先從美國的全球戰略層面看，現階段美國希望在中東進行戰略收縮從而將更多戰略資源用於遏制中國與俄羅斯，但當下美國的國家利益卻要求美國要在中東地區進行更多戰略投入與軍事擴張。2021年自從美國倉皇從阿富汗撤軍後，美國國內戰略界就美國是否應該繼續施行在中東的戰略收縮展開過爭論，部分學者認為當下美國應當加大對中東的戰略投入而非是繼續戰略收縮。如美國學者霍華德·沙茨、蘭德公司資深政策分析師雪莉·卡爾伯森等均認為，歷史一再證明中東地區對美國全球利益的重要性，美國不應忽視美國在中東全球戰略中的作用，中東問題將對世界其他地區產生溢出效應。近些年來美國的中東戰略缺乏政策統一性，使美軍以及美國外交官疲於奔命，其政策甚至可能會在實施過程中偏離預定目標，當下美國應當重塑自身的中東戰略框架。更進一步地，就如何實現戰略目標美國戰略界亦有分歧，多數觀點認為，美國應該更多使用外交手段來解決中東的複雜問題，其代表人物就是美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沙利文。該觀點認為，“9·11”事件後，美國在中東陷入了“介入—撤軍—介入”的歷史死循環，周而復始，無窮無盡。大到戰爭，小到不計其數的軍事行動，美國可以憑藉軍事力量實現政權更迭，卻又會在國家重建中一步步迷失方向。與之相對，另一種觀點認為，美國應加大對中東地區的軍事投入。對美國而言，中東地區是全球唯一缺少安全聯盟的重要板塊，美國應當推動構建“地區戰略安全聯盟”，唯有如此方可應對該地區日益激烈的大國競爭。近年來北約在中東的拓展以及特朗普與拜登政府均力圖拼湊的“中東版北約”也是出於這種戰略構想。
具體來看，新一輪巴以衝突後，美國務院按優先等級提出了以下目標：“提升以色列的自衛能力”“阻止更大範圍的區域戰爭”“解救人質、保衛戰火中的平民以及開展人道主義救援”與“加強與區域國家合作並就加沙戰後重建達成共識”等。但正如2024年7月美國資深外交政策學者布萊恩·卡圖裡斯在其研究報告中所指出的，當下美國除了第一個目標（提升以色列的自衛能力）完成尚可外，距離其餘目標實現越來越遠，在實現過程中這些目標表現出混亂性與矛盾性。美國戰略目標的矛盾性令其中東政策舉步維艱，飽受詬病。以美國對以色列的政策與對胡塞武裝的政策為例。美國大規模軍援以色列，多次在聯合國安理會使用否決權力挺以色列，但美國卻又欲對部分以色列軍隊（耶胡達勝利營）進行制裁。目前美國已無法有效約束以色列右翼勢力的軍事冒險，地區逐漸陷入螺旋式的安全困境，進而會引發更加嚴重的區域衝突風險與人道主義危機。美國對胡塞武裝的態度也頗為矛盾。面對紅海危機的升級，尤其是胡塞武裝頻頻襲擊美國軍艦與商船，美國發動了“繁榮衛士”的護航行動並多次對胡塞武裝進行軍事威懾，但因為擔心捲入更大範圍的區域衝突，美國對其打擊始終是象徵與恫嚇意味大於實際效果。基於美國目前國內政治環境以及特朗普本人與其外交與安全團隊的政治主張，特朗普政府的中東政策大概率會提升以色列的軍事威懾能力並將進一步削減對巴勒斯坦難民的援助力度，中東地區秩序將會進一步失衡。
“石油—美元”體系是美國全球金融霸權的重要標誌
美國的霸權成本
歷時地看，美國的中東戰略是失敗的，冷戰後，美國以對自身國力的極度自信與對霸權的極度迷戀使其開始了在中東的戰略大擴張，企圖實現“美國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近年來，美國試圖減少對中東的戰略投入，但這並不意味着美國甘心放棄中東的霸權。“美國治下的和平”並不能為地區治理提供有效可靠的安全產品，且從根本上它需要美國軍事力量與戰略資源的維繫，而一旦美國開始戰略收縮，尤其是軍事力量縮減，新的“威脅”會自然出現，美國又不得不重新“回歸中東”。也不管美國採取孤立主義或是干涉主義政策，美國的中東戰略始終處在“出錯—反思—糾正—再出錯”的惡性歷史循環中。近10年來，全球範圍內在中東地區陣亡的美軍士兵人數是最多的，美國在伊拉克、敘利亞、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支出迄今已累計高達驚人的6.4萬億美元，但中東卻如同一個無底洞仍在不斷吞耗着美國的戰略資源。
共時地看，隨着新一輪巴以衝突的延宕與升級，美國似乎又在重蹈歷史覆轍，陷入到一個“新”的戰略困境。目前，美國即將進入特朗普2.0時代，其內閣帶有着濃郁的右翼新保守主義色彩，特朗普本人更是毫不避諱地自詡為“美國當代史上最力挺以色列的總統”。據多家美國智庫研判，新一屆特朗普政府將會給予以色列內塔尼亞胡政府更大的經濟與軍事支持力度，美國將會出售給以色列更多先進武器，包括在以部署薩德反導系統，“允許以色列徹底解決哈馬斯武裝與真主黨武裝”與“對伊朗進行空前極限施壓以圖實現徹底的政權更迭”已列入特朗普政府的中東政策選項，甚至不排除美軍親自下場參與以色列的重大軍事行動。此外，新一屆特朗普政府將加大對海合會國家的拉攏與施壓，以“新冷戰思維”在中東地區推進與俄羅斯和中國進行戰略博弈。上述措施無疑需要美國進一步加大在中東地區的戰略投入。
鑒於中東地區在歐亞大陸世界島中獨特的地緣地位、中東豐富的能源資源，以及其對美國“石油—美元”體系的深遠影響，如果美國仍然要維繫其全球霸權並主導中東地區秩序，仍然要維繫其全球金融霸權，那麼美國仍將無法走出在中東“失血”的魔咒，隨着百年變局的深度演進以及中東地區國家追求戰略自主的趨勢，地區格局的多極化態勢將是不可逆轉的歷史潮流。可以預見，美國未來將在中東付出更大的戰略代價，這是美國的霸權成本，也會成為美國霸權衰落的標誌。美國中東戰略的結構性矛盾不會因為美國中東政策的短期改變或是美國的政黨輪替而解決。簡言之，中東戰略將會長期成為美國全球戰略的阿喀琉斯之踵。
責任編輯：劉靖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