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玥 (西南財經大學)
近日，瀘州市出台的《農村集體聚餐食品安全管理規範》引發輿論熱議。新規明確要求農村集體聚餐不得使用野生菌、發芽土豆、新鮮生黃花、四季豆等高風險食材，違者將面臨處罰。支持者認為這是對農村食品安全的必要保障，反對者則批評“管得太寬”，甚至有人調侃“以後村裡辦酒席只能喝白粥了”。這場爭議看似圍繞一紙禁令展開，實則折射出基層治理中行政邏輯與群眾實踐、風險防範與文化傳統之間的矛盾。
從科學角度而言，瀘州新規的出台確有現實依據。據公開報道，2022年9月，四川疾控曾發布近年來四川省引起食物中毒排名前三的植物，其排名第一的植物正是豆類。而在集體聚餐場景下，大鍋烹飪火候不均、廚師操作不規範等問題更易放大風險。從這個角度看，政府通過行政手段劃定高風險食材“禁區”，似乎是一種高效的治理選擇。
然而，這種“一刀切”的禁令，本質上是一種“防禦性治理”——它以規避責任為首要目標，卻忽視了社會治理的複雜性。農村集體聚餐並非單純的餐飲活動，而是嵌入在鄉土社會中的文化儀式：婚喪嫁娶、節慶祭祀，往往需要特定的食物表達情感與禮俗。例如，川渝地區宴席中四季豆燒排骨、干煸四季豆等菜肴極為常見，若強行將其剔除菜單，不僅可能削弱宴席的儀式功能，甚至可能引發民眾對政策合理性的質疑。當行政命令與民間習俗形成對立，簡單化的禁令反而可能催生“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隱形抵抗。
更深層的問題在於，食品安全監管是否只能通過“禁止”來實現？四季豆中毒的癥結在於加工不當，而非食材本身。若政府將資源傾斜於培訓鄉村廚師、普及科學烹飪方法、推廣快速檢測技術，或許比直接禁用更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如雲南部分地區針對野生菌中毒風險，積極進行有毒菌子的科普宣傳，發放“烹飪計時器”等工具，既保留了飲食傳統，又顯著降低了中毒率。相比之下，瀘州新規暴露出一種治理思維的惰性：與其投入成本進行精細化治理，不如直接劃定禁區以求“免責”。
這種邏輯的蔓延可能帶來更嚴重的後果。當“高風險”清單無限擴張——發芽土豆被禁後，高糖高鹽食品是否也要管控？自釀酒、腌臘製品會不會成為下一個目標？食品安全邊界的模糊化，可能使行政權力過度介入私人生活領域。更值得警惕的是，此類禁令往往缺乏清晰的退出機制。一旦四季豆從“風險食材”名單中移除，需要經過怎樣的科學評估與公眾討論？這些問題在新規中均未提及。
農村集體聚餐的食品安全管理，需要政府履行監管責任，然而民眾期待保留飲食自主權，鄉土社會則要求尊重文化傳統。要破解當前這些困局，還須尋求一些突破：一是建立風險分級管理制度。對於四季豆等可通過規範操作消除風險的食材，應制定明確的加工標準，如煮沸15分鐘以上，而非直接禁止；對毒性難以祛除的野生菌等食材，則可納入禁令範圍。二是將監管重心轉向能力建設。通過財政補貼為鄉村流動廚師提供專業培訓，為集體聚餐配備快檢設備，建立“誰主辦誰負責”的追溯機制，讓食品安全責任真正落地。三是完善公眾參與渠道。在政策制定過程中引入村民議事會、紅白理事會等組織，讓監管規則從“政府制定”轉變為“社會共商”。
真正的食品安全治理，應當是在尊重民眾選擇權的前提下，通過制度設計將風險控制在可接受範圍內。瀘州新規引發的爭議，恰是一面鏡子，映照出基層治理現代化進程中，科學精神與人文關懷如何平衡的這一重要命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