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外遷：歐洲議會變天背後隱藏的催化劑

作者簡介：拉斐拉·丹西吉爾 (rafaela dancygier) 是普林斯頓大學 ibm 國際研究教授，也是政治學和公共與國際事務教授。丹西吉爾是 mamdouha s. bobst 和平與正義中心主任和當代歐洲事務倡議 (icea)主任。她的研究考察了社會和經濟分歧如何構成歐洲和美國的政治衝突。丹西吉爾涵蓋的話題包括移民、極右翼民粹主義、政治極端主義、性別平等以及住房危機和中產階級化。

大衛·萊廷（david d laitin），斯坦福大學詹姆斯·t·沃特金斯四世和艾莉斯·v·沃特金斯政治學教授。他的專長是比較政治學。在該領域，他研究政治文化、種族衝突和內戰。他的研究領域涵蓋索馬里、尼日利亞、加泰羅尼亞、愛沙尼亞和法國。

今年春天早些時候，歐洲議會投票決定全面改革移民政策，以便在各成員國之間更平均地分配管理移民和尋求庇護者入境的責任。

然而，協議細節中隱藏着允許向第三國付款以阻止尋求庇護者進入歐洲的條款，更不祥的是，還包括大規模驅逐出境的初步計劃。

顯而易見，歐盟的主要政黨聽到了反移民、民粹主義右翼政黨轟鳴的腳步聲。這些政黨在2024年6月的歐盟議會選舉中取得了重大進展，老牌政黨試圖通過對獲准在歐洲定居的人施加更嚴格的限制來削弱右翼政黨的吸引力。

雖然通過在移民問題上表現得強硬來奪回選民的支持對老牌政黨很有吸引力，但作為比較政治學和政治行為的學者，我們認為這一策略不會換回太多選票。

年輕選民離開農村

雖然普遍認為極右翼政黨在選舉中的成功是由於對新移民的反彈，但所有這些對移民的關注掩蓋了這一趨勢背後的另一股強大力量：人口外遷，即人口離開一個地區或國家。

在最近發表的一項研究中，我們的研究團隊發現，在2010年代中期，28個歐洲國家的人口外移與民粹主義激進右翼政黨的選票增加之間存在關係。

人口外遷是全球各地都熟悉的趨勢。隨着各國向後工業經濟轉型，年輕一代離開農村和小城鎮，前往大都市尋求更好的教育和職業機會。這種現象在西班牙尤為普遍，過去50年里，西班牙的農村人口減少了28%。面對類似的人口減少，意大利最近採取了付錢讓人們搬到空蕩蕩村莊的辦法。

由於生育率低和人口外遷，美國各縣的人口也在急劇下降。

儘管許多人都意識到人口外流對經濟造成的影響，但對其對選民影響的探討卻少得多。

瑞典極右翼的崛起

瑞典的情況說明了人口外流如何使極右翼民粹主義者受益。從2000年到2020年，瑞典的移民人口從11%增長到近20%。在此期間，隨着人們向斯德哥爾摩、馬爾默和哥德堡等大城市遷移，瑞典一半以上的城市人口出現下降。

長期以來，瑞典的政治一直由中間派和中左派主導，但現在瑞典的黨派結構發生了顯著變化。

瑞典歷史最悠久的第一大黨社會民主黨的聲望逐漸下降。與此同時，民粹主義、反移民的瑞典民主黨（曾被認為是一個有着法西斯歷史的邊緣團體）取得了顯著進步，目前在國民議會中佔有五分之一的席位。

因此，瑞典現在由中右翼少數派聯盟執政，而該聯盟依賴於極右翼民粹主義者的支持。

雖然移民是瑞典民主黨的一個關鍵政治問題，但我們的研究發現，在相對不受移民影響的地區，該黨的支持率卻在不斷上升。事實上，縱觀二十年來的選舉，我們發現極右翼正是在人口流失的城市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此外，與當地人口外遷相比，當地移民對這一成功的貢獻要小得多。在對五個選舉周期的跟蹤中，我們發現，當地人口每減少 1%，瑞典民主黨的選票份額就會持續增加半個百分點——從長期來看，這是一個顯著的增長速度。

人口減少地區的政治傾向

有兩股關鍵力量可以解釋這些動態變化。首先，正如許多研究所表明的那樣，從邊緣地區遷移到城市地區的人更傾向於左翼。隨着他們的離開，剩下的選民中保守派的比例自然會比以前高。但選民的構成只是問題的一部分。

人口減少地區選民的政治傾向也發生了變化，從中間偏左轉向右翼民粹主義。在這方面，人口外遷起到了關鍵作用。

隨着越來越多的勞動適齡人口流失，這些社區的公共服務也隨之減少——這既是由於人口減少，也是由於稅基縮小。結果，學校和醫院關閉，公共交通中斷，當地企業倒閉。

在生活質量下降的同時，生活在一個如此多的人選擇離開的地方，也會讓那些留下來的人產生一種地位喪失的感覺。我們與社會民主黨領導人的訪談顯示，當地市長認為他們必須與“集體抑鬱症”作鬥爭。

一位市長指出：“我們喜歡這裡。但是，有人從外面過來說，如果你住在這裡，你就是一個失敗者......因此，我們正在與公眾對成功人士的看法作鬥爭。我們必須不斷努力，改善該市居民的心理狀況。”

與此同時，對老牌政黨的失望也為激進右翼政黨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許多選民認為傳統政黨未能有效解決他們的問題，轉而支持那些提出更激進和直接解決方案的政黨。這種政治環境使得右翼民粹主義者能夠利用選民的不滿情緒，通過強硬的反移民和本土主義政策贏得選票。

人口外遷不僅改變了選民的構成，還通過削弱公共服務和產生地位喪失感進一步推動了政治傾向的轉變。這些變化為右翼民粹主義者的崛起提供了有力的支撐，進一步加劇了傳統政治格局的動蕩。

生活質量下降

雖然中間派政治家可能會被迫採取反移民立場作為回應，但照搬極端右翼政黨的言論有可能會疏遠他們的基本選民。

此外，從長遠來看，打擊移民可能會被證明是一種無效的政治策略。瑞典民主黨在減少地區人口方面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是對政治建制的抗議。

但一旦上台，如果沒有明確的解決方案來解決移民導致的當地經濟和生活質量下降問題，該黨官員很可能會面臨與他們目前的成功一樣的選民不滿情緒。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極右翼反移民意識形態的吸引力增加的原因是出生率下降、勞動力短缺以及缺乏新的商業和服務業，而增加移民是解決這些問題的最可行辦法。

如果跟隨右派的步伐收緊邊境，中間派政黨可能會讓工業化國家陷入政治厄運的怪圈。

相反，中間派政黨可能會發現，將注意力集中在解決人口減少的根本原因和恢復邊緣地區的公共服務上，會帶來更多紅利。

這方面已經有了一些實例。近年來，瑞典政府在脆弱和偏遠地區引入並逐步擴大了對當地商業服務（如雜貨店）的國家支持系統。2021年，西班牙宣布了一項耗資119億美元的計劃，旨在解決農村地區缺乏5g電話連接和技術智能城市的問題。

同時，歐洲農村發展農業基金在其2021-2027年的預算中，將投入超過1000億美元用於支持農村地區。

在受移民影響最小的地區，激烈反移民的政黨正在贏得支持，這些舉措可能會抵消這一有點自相矛盾的趨勢。

無論如何，在歐洲和美國的政黨為今年的關鍵選舉做準備時，了解人口變化和政治動態之間複雜的相互作用至關重要。同樣重要的是，要認識到移民問題往往被移民言論所掩蓋，而人口外流是影響激進右翼崛起的一個關鍵因素。

綜上所述，中間派政黨應該避免簡單地迎合反移民情緒，而是應集中精力解決導致人口外流的根本問題，通過改善公共服務和創造經濟機會來增強社區的吸引力，從而真正贏得選民的支持。

文章僅供交流學習，不代表日新說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