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自治的失利，讓青年毛主席的心情，晦暗到了極點。他萬沒想到，幾個月的傾心努力，費盡心機，不僅沒換來任何回報，反而讓一些政客，視他為眼中釘、肉中刺，甚至不惜借扯旗之舉，造謠生事，恨不得將其法辦，才算解氣。
重擊之殤，痛徹心扉，教訓深刻，使人覺醒。給向警予的信中，他痛切地說：“幾個月下來，一切都看透了，政治界暮氣已深，腐敗已甚，政治改良一途，可謂絕無希望。”
而跟好友李思安，他則進一步表示，“我想對付他們的法子，最好是不理他們，由我們另想辦法，另造環境，長期的預備，精密的計劃，實力養成了，效果自然會見。”
當然，這時最能反映他思想轉變的一件事，是他接到蔡和森、蕭瑜二人來信後，他所表明的態度。據黨史記載，“蔡和森在信中明確提出了，中國必須走社會主義道路，而‘階宣傳者、先鋒隊、作戰部。針對中國當時的情況，蔡和森說：‘我認為先要組織黨——共產黨’，他希望毛澤東在國內不可不早做準備。”
而蕭瑜在信中則表示，“頗不認同俄式革命為正當，而傾向於無政府（無強權）普魯東式的革命，這種革命從教育入手，以教育為工具。”
對這兩種主張，1920年12月1日，給留法新民學會會友的長信中，他詳細闡述了自己的立場。他說：“我對子升、和笙（李維漢——引注）二兄的主張，不表同意。而對和森的主張，則深切贊同。”
他認為，那種以教育為工具，溫和改良的法子，雖然“理論上說得通，但事實上根本做不到”。為此，他指出：“歷史上凡是專制主義者，或帝國主義者，或軍國主義者，非要等人家來推倒，決沒有自己肯收場的。所以，俄國式的革命，是山窮水盡諸路皆走不通下的一個變計，並不是有更好的方法棄而不採，單要採取這個恐怖的方法。”
不難看出，此時的他，已徹底放棄了改良的夢想。正是一次次血的教訓，一次次無情的打擊，讓他深刻認識到了革命的必要性、合理性。難怪，在1921年1月21日，給蔡和森的回信中，他情不自禁地說：“你這一封信見地極當，我沒有一個字不贊成。”
既然有了這樣的認識，在建黨之事上，他馬上行動起來。十一月中旬，收到陳獨秀、李達來函後，毛澤東率何叔衡、彭璜等六人，立即在建黨文件上，簽名立誓，並按陳獨秀的委託，秘密創建了長沙共產黨早期組織。
據說，黨組織之後，因怕會員出現分裂，他並沒將此事在新民學會內進行透露。他當時的打算是，在公開層面上，先組建起共青團組織，這樣，就可將一批學生骨幹，團結在黨小組的周圍，與此同時，還可以團的名義，邀請陳獨秀來參加共青團成立大會，藉助偶像的力量，促使整個新民學會一起左轉，從而完成學會向黨組織的升華。
關於他的建團過程，他的得力幹將，一師學生張文亮，曾在日記里，做了詳細記載，十一月十九日，“接澤東一信，送團章十份，約星期日上午，去會他，並托我代覓同志。”十一月二十一日，“會見澤東，囑吾，青年團注重要找真同志，只宜從緩，不可急進。”十二月二日，“澤東來，說青年團，分為兩步進行，一研究，二實行，並再囑多找真同志。”十二月十五日，“接澤東複信，說，你可努力在校發展團員，在本學期開一次會。”
十二月十六日，“澤東來此。青年團將於下周開成立會，並已邀獨秀先生，前來參加。”十二月二十七日，“澤東送來《共產黨》月刊，九本。”
建團期間，他還完成了人生的一件大事，那就是他與心愛的戀人楊開慧，終於結成伉儷，走進了婚姻的殿堂。據說，婚禮那天晚上，他倆只花六塊銀元，辦了一桌宴席，招待長沙的幾位親友。從此，他與楊開慧二人風雨同舟，上演了一段愛情佳話。
然而，就在他的組團工作，即將瓜熟蒂落之時，陳獨秀卻從上海傳來口信，說成立大會他不參加了，因為事情緊急，他已直接去廣東赴任了。
陳獨秀的突然變卦，讓他有點措手不及，因為大家都對陳獨秀的到來，翹首以盼，但既然木已成舟，他也顧不了那麼多了。看來，要走共產主義之路一事，已無法再等下去，只能向全體會員攤牌了。
1921年元旦，對他和對新民學會來說，都是一個重要的日子。因為在這天召開的會議上，他們將決定新民學會的未來。據說，此會持續了整整三天，主要議題有：“新民學會應以什麼，作為共同目的？”“達到目的，須採取什麼樣的方法？”“方法進行即刻，該如何着手？”
在會上，他首先列舉了目前世界上，解決社會問題的五種方式：1.社會政策；2.社會民主主義；3.激烈方法的共產主義（列寧的主義）；4.溫和方法的共產主義（羅素的主義）；5.無政府主義。
對這幾種辦法，毛澤東指出：“社會民主主義，是借議會為工具，保護有產階級。而無論羅素主張的極端自由，還是無政府主義，則否認權力的存在，這些溫和的方法，在現實中根本無法實現。”所以，他認為，“採取階級專政方法的共產主義，雖然方式有點激烈，但其結果，是可預計的，故最宜採用。”
聽了他的發言，何叔衡支持採取過激主義，他說：“我深信，一次擾亂，能抵二十年的教育。”而易禮容也贊同說：“社會要改造，就非革命不可。”
當然會議上，也有人不贊同他的看法。鄒浮清就主張，“應採取民主主義的辦法，在時間和空間上，積漸改進，開發實業，普及教育。”
而李承德則對俄式革命表示了懷疑，他認為：“目前，應先從教育下手，作個性之改造。等大多數人素質提高了，再宜做全體改造。”
對於反對意見，陶斯詠則講：“我從前也做過這樣的夢想，也希望從教育上下手，但卻屢屢碰壁，所以，就現實情況，我更支持實行急進改革。”
陳啟民也呼應說：“世界上雖有不少改造方法，比如，無政府主義、工團主義、溫和共產主義等，但直到到目前，卻均無法付諸實施，只有俄式革命獲得了成功，因此，我贊成俄國辦法。”
鑒於諸位分歧不小，最後他提議，關於“改造中國，應採取什麼樣方法”，請大家舉手表決，結果十八個與會者，贊同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十二人，贊同民主主義的兩人，贊同羅素主義的一人，而另三人則表示了棄權。
元旦大會之後，新民學會雖然表面和諧，但經歷了這次攤牌，會員之間已經開始貌合神離了。就這樣，他帶着傷感，帶着付出學會分裂的代價，義無反顧地走上了共產主義之路，從此開始了他的革命生涯。
從進京“上訪”，到籌建長沙共產黨早期組織，回顧他的這段尋夢之旅，儘管大家都承認，他是幾經挫折，幾經探索，才最終完成理想的涅槃，然而，至今仍有人，對他的一些反覆，提出了這樣的疑問：
有人就說，從他的自述中看，早在1920年夏，他就開始信仰馬列，想要效仿蘇俄，可為什麼到了這年秋天，他反而又對自治立憲、議會選舉的這一套，有了濃厚的興趣呢？
還有人說，在滬與陳獨秀暢談後，他不是認為，軍人治下的中國，已毫無希望，欲救人民於水火，必須要用暴力的手段，徹底剷除軍閥嗎，可為什麼回湘之後，他還對譚延闓、趙恆惕這樣的軍人，抱有幻想呢？
在東山小學的時候，梁啟超編的《新民叢報》，就對他做了最早的政治啟蒙。他自己也承認，那時，他成了康梁的信徒，嚮往的是君主立憲。
到長沙後，通過閱讀《民立報》，他又接受了孫中山的革命主張，認為只有推翻清朝，建立共和，中國才有出路，為此，他投筆從戎，參加了革命軍。
1912年民國成立，他對中國的未來充滿了幻想，希望國家也能實現歐美那樣的民主制度，特別是在省圖那半年，他讀了大量西方譯作，之後，又深受留洋學者楊昌濟的影響，就更認同西方的那套價值理念和看法。
1915年，袁氏上演洪憲復辟鬧劇，接着南北開戰，北洋政府倒行逆施，儘管，對軍人治下的中國，他深感失望，但其民主夢想，並未徹底破碎。那時，他更崇尚的是陳獨秀、胡適的啟蒙主張，認為只要喚醒國民，就可在中國實現自下而上的民主革命。所以，進北大後，他開始贊同無政府主義的思想。
從東山學堂到北京大學，整整十年間，在他人生觀形成的關鍵時期，他所接受的理念，他所受的教育，基本都是中國傳統文化和西方意識形態的東西。這種價值觀，不僅獲得了他的認同，而且，已溶入他的血液，成了他的思想基礎。
他自己也承認：“那個時期，我的頭腦是自由主義、民主改良主義及空想社會主義的有趣混合物。”
他世界觀轉折的節點，發生在1920年初。當時，他正遭受張敬堯的通緝，進京告御狀又因官官相護，四處碰壁，恰恰這時，李大釗送來了馬列主義的食糧，之後，他又接受了陳獨秀的思想洗禮，這一切，都促使其建立起共產主義的信仰，開始信服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
他不可能僅僅因為讀了幾本書，聽了導師一席話，就將心靈深處，那些已融入血液的東西全部剔除。所以，當環境有了變化，他的一些民主思想，開始重新冒頭，他對改良又重新燃起了希望，這也完全令人理解的。
他剛回湘時，維經斯基剛剛返俄，建黨之事還未起步。而要實現社會主義，就更是遙遠之事，而此時的湖南，卻形勢一片大好，面對強烈的民情，面對難得的機遇，他和同伴都認為，只要完成人民治憲，就有機會進入議會，馬上為百姓謀福。在這種情形之下，非常務實的毛澤東，又怎會放着眼前的機會不抓，對這場變革坐視不理呢？
他所做的選擇，與他的信仰之間，二者並不矛盾。不可否認，有段時間，因受張敬堯的嚴酷迫害，他的確對軍閥統治，已深惡痛絕，然而，當譚延闓、趙恆惕發表全國通電，敢於在公眾面前，白紙黑字，言之鑿鑿做出還政於民的承諾，他又怎能不為之心動呢？
對於自治之後，譚延闓、趙恆惕到底能否兌現諾言，他並不是一點懷疑也沒有，可他總覺得，既然譚延闓、趙恆惕二人，肯放下姿態，討好人民，那麼，與其冷眼旁觀，倒不如將計就計，利用其承諾，點燃起民眾的熱情。屆時，他們就是想偷梁換柱，出爾反爾，人民自然也不會答應。
正因有了這樣的想法，他才會為其站台，推波助瀾，全力投入到這場變革之中。
縱觀他的一生，他對信仰的確立，是極其嚴肅和認真的。早在一師之時，他就一再強調，在志向的選擇上，必須經過生活的磨礪，痛苦的體驗，才能找到正確的人生方向。他要求自己，在信仰的路上，要花十年的時間，去尋找真諦，他甚至說：“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無志，終身未得，即終生無志也。”
他認為，一個人如沒經風雨的考驗，挫折的教育，僅憑几本書，聽君一席話，就確立一種志向，信奉一種主義，那這種人的信仰，是靠不住的。當生活一帆風順時，他們對理想尚可堅持，可一旦遭遇波折，受點打擊，往往就會改弦更張，另攀他枝。
事實證明了這一點，早期建黨代表中，無論李達、李漢俊、陳望道、周佛海、還是張國燾，單論馬列知識和素養，哪個不比他要高。可這些從書本上走出的馬列主義者，結局又怎樣，有的當了逃兵，有的成了叛徒，有的竟去做漢奸。
而反觀毛主席，其信仰的確立，是幾經磨礪，幾經痛苦，幾經思考，幾經探索之後，才做出的選擇，所以，一旦走上革命之路，他對共產主義的信仰，就再沒動搖過，即使後來遭遇那麼大的委屈，受了那麼多的不公，他對黨的忠誠，也從未有過絲毫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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