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籍泉州，身家22億美元，黃鴻年從山西知青變新加坡金融家之傳奇

分類：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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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1-17

翻開2024年福布斯新加坡富豪榜上的50位富豪名單，若提及與中國改革開放歷史最有關聯的、但功過評價不一的新加坡企業家，當屬坐擁22億美元身家的中策集團原主席黃鴻年了。

在海外華人世界中，新加坡國土面積不大，人口也不多，卻是卧虎藏龍之地，有“股市金手指”之稱的黃鴻年，就是當中佼佼者之一。

曾到山西下鄉插隊，黃鴻年與頗受爭議的“中策現象”

黃鴻年與家人合影

2024福布斯新加坡富豪榜上，新加坡知名金融家、中策集團原主席黃鴻年（Oei Hong Leong），身家22億美元，在50位上榜富豪中排名第25名。

改革開放40餘年來，若說到與中國經濟改革最有關聯的新加坡企業家，黃鴻年一定是“榜上有名”，但也是一個頗有爭議的人物。

有人稱讚黃鴻年開創了外商大規模收購中國國企之先河，是中國資本運作的第一導師，對中國企業家有着啟迪示範效應之影響；也有人認為，黃鴻年所創造的“中策現象”，曾給國企改革蒙上一層陰影，其中有不少方面的做法值得商榷。

金融時報社原總編輯楊其廣先生所撰寫的文章《為了捍衛祖國的國有資產》，裡面就是評論“中策現象”。《一波說》也注意到，香港媒體《星島日報》後來在1996年6月28日曾刊登“中策告官方《金融時報》”的新聞報道，副標題用的是“指‘空手套利’報道誹謗索償一千萬”。

泉州羅溪的“黃奕聰故居”

黃鴻年，1948年出生於印尼蘇拉威西島望加錫，祖籍福建省泉州市洛江區羅溪鎮後溪村，他的父親是旅居印尼愛國僑領、金光集團創始人黃奕聰。

在泉州家鄉，有一座其父親黃奕聰1969年返鄉修建的“黃奕聰故居”，如今被打造成羅溪鎮“僑情會客廳”，此座二進五開間的閩南大厝里，內有一副柱聯：“南國經商榮中策，西疇發軔燦金光。”由此可見，中策集團與金光集團對於黃氏家族而言，均具有相當高的歷史意義。

黃鴻年的父親黃奕聰，是與林紹良齊名的印尼四大華人財團領袖之一。“萬隆會議”期間，周總理接見黃奕聰時建議他送孩子到中國學習中華文化，後於1960年，時年12歲的黃鴻年被父親送到北京讀書，就讀於當時高幹子弟雲集的北京26中。

黃鴻年到北京讀書時，正是“三年困難時期”，作為富家子弟，他也餓過。後來，“文化大革命”來了，“熱血沸騰”的黃鴻年投身“紅衛兵”不成，又趕上知青“上山下鄉”浪潮，儘管他屬於華僑子弟“照顧對象”，他卻甘心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與北京知青一起到山西農村插隊下鄉。

1970年，在中國生活時年的黃鴻年返回印尼後，在家族旗下一家鋼鐵廠擔任總裁，其後自創貿易公司，直接與日本鋼鐵商合作，後來還從事棕櫚油出口等業務。1980年，在將父親交予的生意做到頂峰時，黃鴻年辭去家族企業職務，自行到新加坡發展。

此後，黃鴻年因在新加坡收購“聯合工業”而“一炮而紅”，他掌舵“聯合工業”11年期間，通過炒賣企業、房地產、股票等方式，令企業資產凈增長230多倍，成為擁有40億新元的大型上市公司，也獲得“股市金手指”、“過江猛龍”之名號。其中，黃鴻年於1990年完成新加坡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收購戰，一舉將“新加坡置地”（註：當時稱“新加坡土地”）收入囊中。

中策集團原主席黃鴻年

1991年2月，在此前脫售手上“聯合工業”大部分持股後，黃鴻年轉戰香港，他收購處於虧損狀態的日資上市公司“紅寶石”，後於同年12月更名為“香港中國策略投資公司”，即有名的“中策”，此後，他以“中策”為基地，利用內地國企改革契機，展開大規模收購，“中策現象”應運而生。

從1991年9月開始，黃鴻年將大量資本投向內地，與山西、遼寧、福建、浙江等20個省市的200多家國有企業，通過收購、合資等方式組成近百家股份有限公司。其中，在家鄉泉州，黃鴻年於1992年一舉收購41家國企，共同成立“泉州中僑”；收購北京啤酒、杭州啤酒等8家啤酒廠後組建的“中策啤酒”，還有在杭州組建的“中策橡膠”等，到2000年他出讓“中策”所有股權，從香港回到新加坡，此期間就是許多人熟悉的“中策現象”之資本經營期間。

說起《中策現象》，最早報道的官媒文章，可能是《中國化工報》1995年9月30日編印的《化工內參》，題目是《“雙喜公司”中外雙方矛盾仍未解決，中方中高級職員辭職，迄今至今停產》；當時說的是當年7月香港中策與太原橡膠廠的合資企業——太原雙喜輪胎所發生的停產事件。

當然了，《金融時報》作為金融戰線上的重要“喉舌”，其於1996年5月18日一篇僅是千字文的報道——《控股投資：警惕外商甩個連環套》，公開披露了“中策現象”，且指出港商做法是“空手套利”，並提醒中國經濟金融界，曾在國內外引起強烈反響。得知此報道後，“中策”當即在香港召開記者會，指責“該篇報道失實，有造謠之嫌”，並稱要採取法律行動，要求報社“賠償名譽損失1000萬元”。

值得一提的是，“中策現象”當時會受到廣泛關注，也有一個外資“買買買”、國企“賣賣賣”之大背景，那時泰國正大收購杭州青春寶葯業，美國柯達收購汕頭公元、廈門福達等3家感光廠。

金融時報原總編輯楊其廣後來在《為了捍衛祖國的國有資產》文章中，提及他當年給高層寫了一封近萬言信，其中提到幾個看法及建議。比如“‘中策’輸出的不是產業資本，而是金融資本”，“‘中策’作為一種‘現象’，正在被我們的一些經濟學家肯定其‘所顯示的方向是正確的’，認為這是‘中國利用外資進入了新層次’，要作為一種‘模式’加以推廣。這可是一個很危險的信號”等。

據楊其廣在文章中透露，此信得到中央財經領導小組重視，以文件形式報送各相關部門研究。“中央最後作出的利用外資決策，給‘中策’結束在大陸‘投資控股’畫上了句號”。

《一波說》注意到，有關“中策現象”功過，眾說紛紜，其收購活動也在包括黃鴻年祖籍地泉州，在社會上引起巨大爭議。贊成者認為，此為改革開放之必經途徑，有助於解放生產力等說法。有的如此評價黃鴻年，說“他是中國經濟改革史上最具里程碑意義和示範效應的民間人物之一，也是中國企業界‘資本運作’的開山導師之一。”

從山西知青變新加坡金融家之傳奇歷程

印尼愛國僑領、金光集團創業董事長黃奕聰（1922—2019年）

黃鴻年是印尼愛國僑領、金光集團創業董事長黃奕聰（1922—2019年）之次子，目前，掌舵金光集團的是比他大3歲的兄長黃志源。

黃奕聰，1922年出生於泉州市洛江區羅溪鎮後溪坂上自然村，譜籍記載，他是金谿紫雲黃氏家族的第十九世裔孫。1930年，他隨母親“過番”南下，與此前在印尼蘇拉威西望加錫（Makassar）經營小食雜店的父親黃則在一家人團聚。

在印尼，黃奕聰接受5年的華校教育，後因日軍入侵東南亞，被迫輟學，早早走上社會，起初他騎着腳踏車在街上賣花生糖等小食品，後來見到市面物資奇缺，拿出自己多年積蓄，自營一家食雜店。1945年，他創辦長春麵包車，後於1950年春創辦“長興”商號，專營批發生意。1955年，他還從事椰干生意，成了當地有名的椰干商人。到了1956年，已經移居印尼泗水的他，投資了橡膠及咖啡園，但因社會罷工而生意失利。

此後，黃奕聰於1960年再次搬遷，在印尼首都雅加達創辦金光集團，此後成就印尼“油品大王”、“造紙大王”之號，最興盛之時，金光集團曾為印尼四大華人財團之一。“金光燦爛、譽滿天下！”多年來，黃奕聰及其家族後人，始終懷有愛國愛鄉精神，心繫故土家園，慷慨慈善，得到人們的高度評價。

黃鴻年

有一段歷史，對黃奕聰的傳奇人生產生巨大的影響，也改變了他的二個兒子黃志源、黃鴻年的命運。

1955年，周總理在赴印尼萬隆出席亞非會議，在會見當地華僑代表時，操着一口流利普通話的黃奕聰，引起了周總理的注意。周總理鼓勵他“普通話說得很好嘛，以後要繼續學好中文，弘揚中華文化。”當時，周總理還建議他將孩子送到中國學中文。

周總理的關懷，讓黃奕聰備受感動，也深深地體會祖國的溫暖，回到家裡，當即將當時尚在當地華校讀小學的兩個兒子黃志源、黃鴻年叫過來，交代他們隨時準備到中國讀書。1960年，當黃奕聰搬遷到雅加達之時，也將兩個兒子送到北京讀書，“送到中國讓毛主席管教他”，黃鴻年當時僅有12歲。

1970年，時年22歲的黃鴻年返回印尼之前，他在中國學習、生活整整十年，期間經歷過“困難時期”、“文化大革命”，還主動要求到山西農村“上山下鄉”。在山西知青激情燃燒的歲月中，他掏大糞、種莊稼，還與一位山西體操隊的女孩有過3個月的短暫戀情。值得一提的是，在祖國生活這十年，他很投入地讀毛主席著作，也讀過《資本論》、《紅樓夢》、《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等書籍，對他影響頗多。

黃鴻年曾說：“那個時代的人，人人都很有朝氣，有理想，有鬥志，雖然日子過得窮，穿得爛衣爛褲的人民群眾，都在討論怎樣過一個有意義的人生，怎樣為人民服務，沒有人考慮個人的利益，更沒有人想過要發財。”看來，十年經歷、還有那些報刊、書籍，使黃鴻年心中充滿了遠大的理想；他也曾表示，他曾用“馬克思的語言同中國方面溝通”，去談諸如股份制、股票上市等方面問題。

黃鴻年

2002年後，黃鴻年在售出香港中策集團控股權後，在新加坡創辦了集年集團，中策雖成了歷史，但“中策現象”作為特殊時期的特殊現象，曾被國外多所大學視為經典案例，且寫入MBA教材中。

對於“中策現象”，其評價褒貶不一，也有人認為，要用開放視角來看待。另外，作為被業內稱為“股市金手指”的黃鴻年，其資本運作也多少帶有“見好就收”心態。

值得一提的是，當年持有香港中策股份的股東，除了黃鴻年，還有個個不同凡響的角色，比如李嘉誠家族的和黃集團，美國著名投行摩根士丹利，還有日本伊藤忠商社等。

近幾年來，黃鴻年在新加坡的集年集團，似乎“雄風猶在”，旗下企業遍布新加坡、印尼、澳洲、英國、美國、加拿大等地，從福布斯上榜身家也可見其實力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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