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獻中，凡是涉及到地方官考核就會出現“年終密考”這一詞彙，或許很多讀者對於年終密考的概念還不是太清楚，御史特整理資料，與各位分享。
年終密考只針對高級別官員
明清兩朝，朝廷對地方文官的考核辦法主要是三年一次的“大計”。大計的實行十分嚴格，也是一個比較科學的制度。然而，任何制度隨着時間的發展，都必然會留下一些弊端。
大計之弊主要有二，一是三年一次時間太長，朝廷無法隨時掌握官員的政績和能力；二是大計主要是督撫考核，主觀性很強，容易滋生政治腐敗。
故而，從乾隆朝開始，便有了“年終密考”的新制度。
乾隆元年，乾隆給各省督撫明發了一道上諭：
“朕即位之初，各省道府諸員皆不深知其人，汝等可將各屬員賢否事迹，各摺奏前來，務須秉公甄別，以備朕用。”
這道上諭，可以理解為年終密考制度的起源，但真正形成定製則是在乾隆四十九年。也可以看出，年終密考的主要對象是各省的布政使、按察使、道員、知府等高級別官員，州縣官並不列入考核對象。
乾隆為何要實行年終密考？
年終密考是以每年為時間限制的，這就有利於皇帝掌控地方大員。既然是密考，就得體現出“密”的重要性。
皇帝對密考十分重視，稍有紕漏就會及時指出。比如道光二十六年，道光帝在上諭中就曾說：
“各省督撫每屆年終，將該省司道等官切實出考，密封陳奏，朕親加披覽，即軍機大臣亦不發給閱看，原所以慎重考核，嚴防泄露。”
既然年終密考如此之嚴密，那麼這種皇帝與督撫之間的單線聯繫，能否保證封疆大吏向皇帝反映的情況屬實呢？
事實上，出入很大。比如道光九年，雲貴總督阮元、雲南巡撫伊布里在年終密考中參奏雲南布政使王楚堂“官聲漸差，輿論不洽。”
道光是個細心的皇帝，他本人對王楚堂的印象也不錯，總覺得督撫的考核可能存在隱瞞。於是，他暗中派人對到雲南加以調查，結果得出的結論與督撫考核完全相反。
阮元、伊布里因此受到了嚴厲的訓斥，並被處於降一級、罰俸半年的處分。
再如光緒二十三年，兩廣總督、廣西巡撫對思恩知府周天霖密考，但他們卻給出了不同的考語。
總督稱周天霖“廉明誠篤，處事謹慎。”而巡撫給出的考語是“聲名平常，操守難言”。督撫各執一詞，這讓慈禧太后頗覺憤怒，她下旨讓廣東巡撫密查周天霖其人。不久，廣東巡撫呈上奏摺，說周天霖“廉謹有為，品能親率。”
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年終密考雖然有利於皇帝控制地方高級官員，但同時也很考驗皇帝駕馭督撫的能力，一旦出現問題，就會影響一個官員的仕途前程。
年終密考對地方大員的仕途影響。
年終密考作為地方大計考核的一種補充方式，彌補了大計例行公事的弊端，督撫向皇帝提供了地方大員的詳細情況並給出甄別，正是由於年終密考的實施，地方大員的仕途前程被緊緊地握在了督撫的手裡。
年終密考事關前程，地方大員就不敢得罪督撫，下級賄賂請託的情況就不可避免會發生，進而擴大了地方陋規的盛行。
換句話說，地方大員在任何時候都得討好督撫，否則就將面臨被參的下場，且不分督撫賢明與否，下級賄賂成了官場上的潛規則。
比如道光二十六年陝西大旱，按察使張集馨在非常拮据的情況下，還不得不給上級奉送陋規，而此時的陝西巡撫正是林則徐。
林則徐是出了名的清官，張集馨也是少有的能吏，就算張集馨沒有給他送銀子，也未必會在年終密考上說他的壞話。可即便如此，林則徐也還是按官場舊例，收下張集馨的陋規銀兩。
從這一點也能看出，督撫密考對於地方大員的仕途影響之大。
年終密考好壞對於官員來說是極其重要的，同治二年，廣東巡撫郭嵩燾向朝廷密奏，一口氣考核了廣東省15位高級官員。所幸，這15為官員事先都送過禮，他們的仕途也因此迎來了新的台階。
次年三月，廣東鹽運使蔣志章升任四川按察使，布政使吳壽昌升為湖北巡撫，按察使李瀚章升為布政使，潮州知府李福泰升為道員，其他各員也多升遷。
從相關文獻來看，凡是在年終密考中獲得好評的官員，一般都會受到提拔，反之則要受到降級、調任甚至是革職的處罰。
年終密考的出台，使得知府以上的高級官員在大計考核中顯得無足輕重，多為例行公事。
大計更多的是針對中下級官員，這也是我們研究文獻的時候，往往發現“卓異”一類的頭銜，往往都是州縣官這一級別容易獲得，當然，在大計中受到處分的也是州縣官居多。因此，大計對地方大員的影響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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