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8月，正在重慶任職的賀龍，突然接到了鄧小平打來的電話，對方在與自己寒暄過後，便直接說道：“政務院決定組建中央體育運動委員會，建議請你當主任。”
賀龍聽後很是驚訝，自己常年在戰場上領兵打仗，早已經習慣了作戰指揮，現在又要去接觸一個相對來說比較陌生的領域，不知能不能完成好，猶豫了一會兒後，賀龍便問鄧小平：“主席怎麼說？”在得到肯定回答之後，他便義不容辭地接受了任務。
那麼國家為何非要選擇賀龍來擔任體委主任？接下來他又是如何發展中國已經擱置了許久的體育事業呢？
建國之前，中國體育事業可以說是“一片空白”，早在1932年，美國洛杉磯舉行了第十屆奧運會，中華全國體育協進會因為缺錢，就沒想着參加，後來還是聽說偽滿洲國要派人過去，他們才匆匆派遣宋君復帶着劉長春過去。
然而因為路途太過遙遠，一路上又十分顛簸，等他們到達了洛杉磯，還沒怎麼好好休息，就又匆忙上了賽場，結果就是劉長春在預賽中慘遭淘汰。
1936年，第十一屆奧運會在德國柏林召開，中國派了69人過去，結果只有一人通過了預賽，最終也沒通過決賽。而在他們回國途徑新加坡的時候，當地的報刊還故意刊登漫畫諷刺，稱中國代表團為“東亞病夫”。
1948年7月，英國倫敦即將舉辦奧運會，中國準備派人參加，結果卻再次因為缺少經費陷入了尷尬的境地，那時主管體育工作的王正廷和張伯苓，為了給中國代表團籌錢，往各衙門奔走了將近40多次，才算是籌到了一點。
而到達倫敦之後，全團都只能寄宿在當地一所小學裡，伙食極差，連肉都很少能吃到，最終，中國選手沒有一個通過初賽。
當時英國的《鏡報》也刊登了一副漫畫，公開諷刺中國選手，稱他們連續三次以“0”告終，可悲的是，落敗而歸的中國代表團，不僅無法反駁，甚至還在為籌不到回國的機票錢而發愁。
而將所有的原因歸結起來就可以知道，中國的體育事業在建國前之所以會發展到這樣的境地，除了有連年的戰爭影響，也是因為相關的體育設施非常少，甚至可以說是簡陋，因此就無法給運動員們提供好的條件。
幸好，這樣的情況一直到建國之後，才終於算是有了好轉，畢竟毛主席自己就十分熱愛體育。早在戰亂年代他就已經明白，想要與命運抗爭與敵人抗爭，就要改變病弱的狀態，擁有一個強壯的身體。而建國之後，為了讓中國摘掉“東亞病夫”的帽子，他也必須將體育事業重視起來。
為此毛主席先是為《新體育》雜誌題寫了刊名，又呼籲大力發展體育運動，同一時間，他與胡耀邦以及中華全國體育總會的副主席榮高棠，也開始商討醞釀建立一個能夠主管全國體育運動的領導機構。
到了1952年，中國再次派出了體育代表團，前去參加了在芬蘭赫爾辛基舉行的第十五屆奧運會。此前因為有台當局的干擾，他們沒能趕上開幕式，但後來因為周恩來總理的大力支持，中國代表團便毅然決然地踏上了旅程，並且最終在100米仰泳比賽里留下了1分12秒3的記錄。
等到回了國，中華全國體育總會就立即召開了會議，聽取了中國代表團在這次奧運會上的情況，隨後又討論起了將來應該如何發展中國的體育事業的相關事宜。
會議結束後，他們便向劉少奇提交了一份報告，申請在政務院下成立全國體育事務委員會，並且提出了一個至關重要的建議：“委員會的主任委員，最好請賀龍那樣的一位將軍來擔任！”
這一建議很快便被送到了毛主席等一眾中央領導人那裡，關於他們是如何研究此事的，外界不可得知，但可以知道的是，賀龍是他們十分認可贊成的人選，這就不免讓人好奇，為什麼偏偏是他呢？
其實賀龍自小就喜歡習武，在抗日戰爭時期，他在體育方面的做出的貢獻也很多，那時毛主席發出了“鍛煉體魄，好打日本”的口號，賀龍積極響應，緊接着便在軍中展開了體育運動。
當看到八路軍120師中的革命青年學生總是趁空閑時間打籃球，並且熱情也很高之後，賀龍便開始醞釀成立籃球隊，後來有人提出異議，他就回復說：“我們的軍隊體育比較差，戰士們的身體也不好，這是問題，得讓我們的生活活躍起來才是！”
很快120師籃球隊就正式成立，賀龍將其命名為“戰鬥籃球隊”，呼籲更多的人加入進來，此後，士兵們之間的氣氛變得越來越融洽，關係越來越團結，在與別的軍區進行籃球比賽時，也常常奪得冠軍。而除了籃球以外，賀龍還提出讓士兵們學着游泳、打排球、騎馬以及爬山等等，幫助他們掌握了很多技能。
等到新中國成立之後，賀龍便擔任了西南軍區的司令員，正巧那時鄧小平擔任的是軍區的政治委員，兩人成為了同事，很快就開始合作搞體育。而在他們的努力之下，新中國的第一支專業體工隊正式成立，新中國的第一座甲級體育場也圓滿落成。
不久後，賀龍又把曾經120師的戰鬥工體隊帶進了西南軍區，把他們擴編至各個體育運動領域，而讓人意想不到的是，接下來他又做出了一項創舉，那就是把運動隊列入了幹部編製，從此教練和運動員正式成為了國家幹部。
以上種種都表明，賀龍對於中國的體育事業很是重視，所以由他來擔任體委主任再適合不過，再說哪個想要振興中國體育事業的人，不想要在他手下做事呢？
正因為如此，當中華全國體育總會將這一建議送到毛主席和一眾中央領導那裡之後，也迅速得到了批准贊成，至於派誰跟賀龍溝通此事，經商議還是得交給鄧小平。雖然他已經被調任到了北京，但在西南軍區的時候，他已經與賀龍成為了至交好友，自然最為合適。
1952年8月的一天，鄧小平給賀龍打過去了一通電話，寒暄過後便直接說道：“賀總，我給你找了一個好差使，不知道你願不願意出馬？”賀龍回道：“啥子好差使，你儘管吩咐！”鄧小平便將中央的決定告知了他，表示希望賀龍前去擔任體委的第一任主任，自己已經跟周總理商量過了。
賀龍聽後有些許猶豫，緊接着他又問道：“毛主席的意見呢？”鄧小平直接回答：“毛主席也贊成！”於是賀龍便果斷地接下了這一重任。同年的12月，周恩來總理在中南海召開了會議，正式提議賀龍擔任中央體育運動委員會主任，並得到了一致通過。
其實當時很多人對於此事都很不理解，有些認為中央讓一位建立過赫赫戰功的將軍去搞沒有前途的體育，簡直就是大材小用，有些則是猜測中央是不想讓賀龍再繼續管理軍隊，各種說法都有。
但實際上毛主席很重視此事，賀龍也十分願意擔此重任，而在接下來的時間裡，為了中國的體育事業，他也是費盡了心血。
賀龍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先組建體委班子，挑選合適的人才，當時中央下達了批文，確定中央體委的編製為239人。然而在建國之初，體委內部的工作人員加起來才有十幾個，光這些還都是之前從共青團里調過來的。
加上在當時那樣的時代背景下，大多數人都認為搞體育沒有前途，並不想加入進來，所以想要籌齊這麼多人，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為此，賀龍在主持召開相關體育工作會議的時候，就提出了向中央、大區和部隊里“要人”，而他首先要的就是自己的老部下——西南軍區“戰鬥”體工隊的隊長張之槐。
早先賀龍組建籃球隊的時候，聽說冀中抗日根據地有一個“神投手”，名叫張之槐，就設法把人給調到了八路軍120師，自此兩人就一直是上下級的關係。而現在賀龍又要大搞體育，張之槐自然就是最佳人選，不久後，中央體委便向中央宣傳部提交了報告，提議任命張之槐為幹部訓練司的副司長。
隨後賀龍又與張聯華和朱德寶等幾位老部下相繼聯絡，請他們前來助自己一臂之力，而他們也果斷接受了任命。
1954年，西南行政區被撤銷，賀龍便與一眾幹部一起乘船北上，當時他們大多都準備在北京的其他部門任職，沒有一人想進體委，但賀龍怎麼會輕易放過說服他們的機會呢？他先是看準了湖北的老戰士蔡樹藩，在向他描繪了一番中國的體育前景後，又跟他的老上級鄧小平通了通氣，準備讓他擔任體委的副主任。
再就是張非垢、王凌原、武岳松以及張彩珍等人，在賀龍的盛情邀請之下，他們都相繼加入了體委擔任了重要職位。
除此以外，賀龍又到處在西南、中南、華北以及西北多地遊說了很多人，期間他還把曾擔任過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委員的董守義先生給拉了過去，這位在不久的將來也極大促成了中國在國際體育組織中的合法席位。
而一邊忙着籌集體委的幹部，賀龍還在考慮給體委建立一座官方機構，為此他特意向周總理和鄧小平建議，以原來的體育總會為基礎建立機構，另外還需要一座房子建築會址，在得到批准之後，北京市市長彭真便直接撥給了體委兩座房子。
不過當時賀龍新調過來的人數有點多，一時間裝不下那麼多人，彭真便又極力爭取了幾座房子，終於，中央人民政府體育運動委員會正式建立，而它內部的各個機構也慢慢發展了起來。
之後賀龍又提議創建了北京體育學院、體育研究所，主持修建了北京體育館和工人體院館等相關設施，為體育健兒們提供了充足的鍛煉條件。
解決了體委班子和體委機構的問題，接下來，賀龍就要考慮如何培養體育人才。1950年以前，中國沒有體育學院，也沒有體育老師，更別說是教練。而現在，國家越來越重視體育事業，賀龍作為體委主任，自然也要集中力量抓人才，只有競技項目走在前列，中國才在能在世界上產生廣泛影響。
為此他還曾專門去過蘇聯“取經”，在不辭辛苦地跑過當地的多個城市之後，他了解到蘇聯十分重視競技體育運動，也願意花精力培養“頂尖”的運動員，於是便提議聘請蘇聯和其他國家的體育專家前來任教，同時派遣國內運動員出國去學習。
而在挑選人才上，賀龍也向來不會設置那麼多的限定條件，比如出身和背景，徐廣斌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早先因為他曾跟舅舅去過台灣，所以在被挑選為國家隊隊員之前，就一直因為社會關係複雜而遭人反對，對此賀龍卻保持着不同的意見，並說道：“他既然能從台灣回來，就說明他愛國！”
再就是女排的運動員曹其緯，她是曹汝霖的嫡孫女，身份很特殊，而賀龍為了鼓勵她，還特意寫信過去，希望她能更加積極上進，最後曹其緯也沒有辜負他的期盼。
此外，賀龍還積極地將待在海外的傅其芳和容國團請回了國內，這兩位打乒乓球的水平在國際上都是得到認可的，而有了他們的加入，中國運動員的乒乓球水平也得到了極大提升。
這期間，傅其芳還廣泛接觸了不少海外的優秀運動員，請他們回國組建一些重要的體育運動隊伍，於是在1954這一整年裡，國家的籃球、排球、乒乓球、網球、足球以及田徑游泳體操隊都相繼組建完成。
賀龍將前半生奉獻給了革命，後半生則是交付給了我國的體育事業，並為此嘔心瀝血，而正因為有了他和一眾體育工作者的努力，中國人從此擺脫了“東亞病夫”的稱號，中國的體育事業也一步一步走向了更好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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