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老會,這個興起於清朝中葉的民間秘密會黨,以開堂拜盟的形式結社,在近代中國歷史進程中扮演了複雜而重要的角色。
在甘肅河西地區,人們俗稱哥老會為“旮旯會”,會眾則自稱為“洪門”。
清末民初的鎮番縣(今民勤),“十地九沙”,自然環境惡劣。官府橫徵暴斂,百姓生活困苦。宣統年間,一位自稱“老胡爺”的陝西人來到鎮番。他到鎮番後,深入了解當地的風俗民情,最終選擇在離城五里、東鄉葉華溝的新墩廟地居住下來。當時,鎮番正流行白喉、娥症等傳染性疾病,“老胡爺”精通煉丹配藥之術,憑藉著自己的良方治癒了許多患者,久而久之,他在當地百姓心中贏得了尊敬和信仰。
與此同時,陝西長武地區遭受了嚴重的災荒,饑寒交迫的難民們背井離鄉,拖兒帶女,流離失所。許多人輾轉來到鎮番,絕大多數聚集在縣城,沿街乞討,甚至不得不賣兒鬻女。當時,僅用二斗穀子,就可以忍痛賣掉一個女孩,讓其給人家作童養媳,這些異鄉人陷入了水深火熱的苦難之中。在長武難民中,有一位身強力壯的中年漢子,名叫李忠誥。他為人正直,同情鄉鄰,一心想着如何幫助這些受苦受難的民眾擺脫困境。他在城內北街二郎廟東側緊鄰廟宇的李家院內,以小商小販的營生養活妻兒老小。出於相同的志向和追求,他與同鄉“老胡爺”秘密地走到了一起。
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後,革命浪潮席捲全國,甘肅各縣也湧現出許多自發的革命運動。河西的酒泉、張掖、武威等地的幫會,以反抗鴉片稅和契據稅為開端,掀起了此起彼伏的反抗風暴。 各地消息傳到鎮番,李忠誥和“老胡爺”認為時機已經成熟,於是在二郎廟秘密地組織起“哥老會”。會眾燒香供祭,誓言“有福同享、有難同當。經過數月的發展,他們以縣城為中心,向鄉村輻射,四處串聯,從最初的十多人發展成為一個超過百人的團體。參加者大多是無正當職業的遊民、無家眷的單身漢、生活貧困的手藝人,以及官府衙門中“三班”“六房”的下層士卒。
1912年2月,河西地區的酒泉、張掖、永昌、古浪等縣的群眾會社紛紛響應,揭竿而起。鎮番“哥老會”也隨即響應,加緊了活動。他們在二郎廟正式聚會,推舉李忠誥為統領,“老胡爺”為謀士,李大漢(集科)為碼頭大哥,主要會眾有張班頭(老匠、緒義)、亢刑房(亢眯、其事)、吳長毛、李仲玉、李卷先、羅鐵等,伺機起事。
自清朝同治年間回亂結束後,河西各地兵防大幅減弱。鎮番縣城雖然有守備編製,但軍冊上的記錄形同虛設。清光緒三十四年清查時,現存的僅有堪盔甲十頂、副棉盔甲十五頂、將軍炮二位、三眼槍四十桿,呈現出一派“刀槍入庫,馬放南山”的太平景象。
辛亥革命秋天,涼州齊飛卿因幾次大鬧涼州城而被知府殺害,起義遭到破壞。涼州事件引起了鎮番縣知事劉國琦的警覺。劉國琦深知城內防務空虛,難以防範,於是夥同地方豪紳,招募了二百名馬步壯丁。他一面訓練人馬,一面派人進行密查。 由於“哥老會”組織不夠嚴密,不慎走漏了風聲。正當主要頭人在二郎廟開會決定起事時間時,會場突然被縣衙兵丁包圍,李忠誥和“老胡爺”束手就擒,被押入獄中,李大漢則僥倖逃脫。次日,全城戒嚴,三個城門都設了崗哨。李大漢在親友的幫助下,藏入奩桌箱內,裝作是出嫁姑娘的陪房,混過崗哨後被卡車拉出城,這才幸免於難。其他會眾得知消息後,紛紛逃散,起義隨即失敗。
劉國琦因擔心“哥老會”人多勢眾,再次發動起事,難以收拾局面,於是在1912年3月初,將李忠誥和“老胡爺”殺害在西門外的鎮國塔下。“老胡爺”慘遭屠刀,身首異處,一位行善的和尚將他的頭和身體縫合後進行了埋葬。事後,從知情人口中得知,“老胡爺”年僅不到四十歲”。
後來,鎮壓了鎮番“哥老會”縣知事劉國琦,以所謂的“政績卓著”被載入民國八年的《續修鎮番縣誌》之中,而哥老會的抗爭精神卻在民間口耳相傳。
(全文基於歷史檔案和地方志整理,所用圖片均來源於網絡,如有侵權,請聯繫作者刪除,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