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的鎮番哥老會，一個不像幫會的幫會

哥老會，這個興起於清朝中葉的民間秘密會黨，以開堂拜盟的形式結社，在近代中國歷史進程中扮演了複雜而重要的角色。

在甘肅河西地區，人們俗稱哥老會為“旮旯會”，會眾則自稱為“洪門”。

清末民初的鎮番縣（今民勤），“十地九沙”，自然環境惡劣。官府橫徵暴斂，百姓生活困苦。宣統年間，一位自稱“老胡爺”的陝西人來到鎮番。他到鎮番後，深入了解當地的風俗民情，最終選擇在離城五里、東鄉葉華溝的新墩廟地居住下來。當時，鎮番正流行白喉、娥症等傳染性疾病，“老胡爺”精通煉丹配藥之術，憑藉著自己的良方治癒了許多患者，久而久之，他在當地百姓心中贏得了尊敬和信仰。

與此同時，陝西長武地區遭受了嚴重的災荒，饑寒交迫的難民們背井離鄉，拖兒帶女，流離失所。許多人輾轉來到鎮番，絕大多數聚集在縣城，沿街乞討，甚至不得不賣兒鬻女。當時，僅用二斗穀子，就可以忍痛賣掉一個女孩，讓其給人家作童養媳，這些異鄉人陷入了水深火熱的苦難之中。在長武難民中，有一位身強力壯的中年漢子，名叫李忠誥。他為人正直，同情鄉鄰，一心想着如何幫助這些受苦受難的民眾擺脫困境。他在城內北街二郎廟東側緊鄰廟宇的李家院內，以小商小販的營生養活妻兒老小。出於相同的志向和追求，他與同鄉“老胡爺”秘密地走到了一起。

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後，革命浪潮席捲全國，甘肅各縣也湧現出許多自發的革命運動。河西的酒泉、張掖、武威等地的幫會，以反抗鴉片稅和契據稅為開端，掀起了此起彼伏的反抗風暴。 各地消息傳到鎮番，李忠誥和“老胡爺”認為時機已經成熟，於是在二郎廟秘密地組織起“哥老會”。會眾燒香供祭，誓言“有福同享、有難同當。經過數月的發展，他們以縣城為中心，向鄉村輻射，四處串聯，從最初的十多人發展成為一個超過百人的團體。參加者大多是無正當職業的遊民、無家眷的單身漢、生活貧困的手藝人，以及官府衙門中“三班”“六房”的下層士卒。

1912年2月，河西地區的酒泉、張掖、永昌、古浪等縣的群眾會社紛紛響應，揭竿而起。鎮番“哥老會”也隨即響應，加緊了活動。他們在二郎廟正式聚會，推舉李忠誥為統領，“老胡爺”為謀士，李大漢（集科）為碼頭大哥，主要會眾有張班頭（老匠、緒義）、亢刑房（亢眯、其事）、吳長毛、李仲玉、李卷先、羅鐵等，伺機起事。

自清朝同治年間回亂結束後，河西各地兵防大幅減弱。鎮番縣城雖然有守備編製，但軍冊上的記錄形同虛設。清光緒三十四年清查時，現存的僅有堪盔甲十頂、副棉盔甲十五頂、將軍炮二位、三眼槍四十桿，呈現出一派“刀槍入庫，馬放南山”的太平景象。

辛亥革命秋天，涼州齊飛卿因幾次大鬧涼州城而被知府殺害，起義遭到破壞。涼州事件引起了鎮番縣知事劉國琦的警覺。劉國琦深知城內防務空虛，難以防範，於是夥同地方豪紳，招募了二百名馬步壯丁。他一面訓練人馬，一面派人進行密查。 由於“哥老會”組織不夠嚴密，不慎走漏了風聲。正當主要頭人在二郎廟開會決定起事時間時，會場突然被縣衙兵丁包圍，李忠誥和“老胡爺”束手就擒，被押入獄中，李大漢則僥倖逃脫。次日，全城戒嚴，三個城門都設了崗哨。李大漢在親友的幫助下，藏入奩桌箱內，裝作是出嫁姑娘的陪房，混過崗哨後被卡車拉出城，這才幸免於難。其他會眾得知消息後，紛紛逃散，起義隨即失敗。

劉國琦因擔心“哥老會”人多勢眾，再次發動起事，難以收拾局面，於是在1912年3月初，將李忠誥和“老胡爺”殺害在西門外的鎮國塔下。“老胡爺”慘遭屠刀，身首異處，一位行善的和尚將他的頭和身體縫合後進行了埋葬。事後，從知情人口中得知，“老胡爺”年僅不到四十歲”。

後來，鎮壓了鎮番“哥老會”縣知事劉國琦，以所謂的“政績卓著”被載入民國八年的《續修鎮番縣誌》之中，而哥老會的抗爭精神卻在民間口耳相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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