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瞎指揮有多離譜？長春突圍時，他四道指令讓眾將啼笑皆非

2025年06月02日01:12:15 歷史 1898

1948年，長春城頭陰雲密布，十萬守軍身陷重圍。城外，解放軍鐵桶合圍，步步緊逼；城內，糧盡-援絕，人心惶惶。

坐鎮指揮的，是國民黨東北“剿總”副司令長官兼第一兵團司令官鄭洞國。這位久經沙場的抗日名將，此刻卻深陷一場由最高統帥親手布下的困局泥潭。

蔣介石的四道指令，如同四記昏招，非但未能解圍，反而加速了長春的崩潰，甚至留下了一則令國防部高官們哄堂大笑的荒誕軼事——飛機吊人！

這究竟是怎樣一段令人啼笑皆非又沉重無比的歷史？

一、亂命初現：不顧天時強令“打出來”

1948年初的東北戰場，國民黨軍已是強弩之末。繼杜聿明、陳誠之後，衛立煌臨危受命出任東北“剿總”司令，鄭洞國仍任副手，是東北國軍高層中唯一對全局保持連續性觀察的關鍵人物。面對解放軍的強大壓力，蔣介石一度考慮放棄瀋陽、長春等大城市，將部隊收縮至錦州乃至撤入關內。這從戰略上講，不失為保存實力的無奈之舉。

衛立煌堅決反對倉促撤退，認為條件不成熟。1948年2月23日，他派遣鄭洞國飛赴南京牯嶺面見蔣介石，陳述不宜立即撤退的理由。鄭洞國以他一貫務實的風格，向蔣介石彙報了東北的嚴峻形勢，特別指出：“目前東北正在解凍，道路翻漿，大兵團的輜重行李很多，行動不便。”這是基於東北特殊氣候（春季解凍導致道路泥濘不堪）和龐大部隊實際情況的客觀分析。

然而，蔣介石的回答卻充滿了脫離實際的空想和莫名的類比。他大聲斥責道：“只有趕快打出來才是上策，況且錦州方面可以策應你們。回去告訴衛總司令，還是想辦法向錦州打出來吧。”當鄭洞國再次強調道路困難時，蔣介石竟以二十多年前的北伐舊事作比：“北伐時，樊鍾秀帶幾千人，由廣東穿過幾省到河南，你們連樊鍾秀都不如嗎？”至於錦州如何策應、具體撤退路線如何規劃等關鍵問題，則一概不提。

鄭洞國無功而返。這道不顧天時地利、強令大兵團在泥濘中“打出來”的亂命，不僅暴露了蔣介石指揮的隨意性，也為後續長春的困局埋下了伏筆。

二、再出昏招：強釘“死棋”於絕地

鄭洞國返回東北後，局勢進一步惡化。兵力捉襟見肘的衛立煌，決定放棄吉林（永吉），將守軍撤回長春，並希望鄭洞國能親自坐鎮長春指揮撤退並固守。鄭洞國對此安排深感憂慮，他清醒地認識到：長春孤懸於瀋陽以北近千里，距離後方過於遙遠，一旦被圍，補給斷絕，根本無法長期堅守。他極力主張將新七軍和六十軍這兩個主力軍全部撤回瀋陽，集中兵力，確保瀋陽這個東北核心樞紐的安全。他甚至以身體有恙為由，婉拒此任，建議由范漢傑接替。

衛立煌則以長春事態緊急、只有鄭洞國能調和梁華盛（時任吉林省主席）與滇軍將領曾澤生（六十軍軍長）的矛盾為由，力勸其留下。兩人反覆商討東北全局，據鄭洞國回憶，衛立煌本也懂軍事，若鄭洞國再堅持，或許能改變放棄長春的決定，至少將部隊撤至瀋陽附近。

就在這關鍵時刻，蔣介石的又一道亂命從天而降，徹底斷送了長春守軍唯一的生機。蔣介石電令指示：“長春是東北第一大城市（偽滿時期更是號稱亞洲第一大），若放棄長春，在國際上影響不好。長春有堅固的工事，防守完全有條件。若是放棄了，以後想奪回來可難了。”他直接明令鄭洞國出任第一兵團司令官，坐鎮長春！

這道命令，完全推翻了蔣介石自己之前考慮撤出東北的想法，也置鄭洞國和衛立煌基於現實的判斷於不顧。所謂“國際影響”和“堅固工事”在孤懸敵後、補給線斷絕的現實面前，顯得蒼白無力。鄭洞國萬般無奈，只得硬着頭皮接下了這盤註定無解的“死棋”。他後來痛心地回憶，長春本是一塊尚有退路的“活棋”，蔣介石的瞎指揮，硬生生將其變成了坐以待斃的“死棋”。最高統帥的朝令夕改與戰略短視，在此刻顯露無遺。

三、火上澆油：空運特權引發混亂與腐敗

長春被解放軍重重包圍後，鄭洞國曾組織過堅決的突圍行動，但在東野頑強的阻擊下均告失敗。隨着包圍圈日益緊縮，城中糧食物資極度匱乏，人心浮動。此時，穩定軍心民心是當務之急。

然而，蔣介石的第三條“妙計”卻適得其反，在困境中製造了更大的混亂與不公。他下令空軍在向長春空運物資補給時，“可以相機運出部分眷屬，俾使大小官員稍能安心”。初衷或許是安撫軍心，但蔣介石嚴重高估了手下官員的操守，低估了人性在絕境中的陰暗面。

命令一下，駐紮長春的空軍部門立刻鑽了空子。空軍家屬利用空運返程的飛機，大包小包地“優先”撤離。其他軍政人員的家屬則只能望“機”興嘆。這種赤裸裸的特權和不公，瞬間引爆了全城的不滿情緒，各界紛紛指責空軍“開後門”。鄭洞國怒不可遏，質問空軍負責人。對方卻因系統不同而有恃無恐，聲稱這是“南京方面的允可，空軍自運空軍的人，不關鄭長官什麼事”。鄭洞國發電報向南京核實，果然是蔣介石親自下達的指令，他也只能徒呼奈何。

更惡劣的後果接踵而至。一些權貴和富商嗅到了“生機”，開始大肆賄賂空軍官員，將家屬甚至自己偷偷塞上飛機逃離。這徹底踐踏了“同舟共濟”的底線，嚴重打擊了普通官兵和市民的士氣，城中怨聲載道。同時，巨大的災難財機會也出現了。隨着圍城日久，長春糧價飛漲，法幣、金圓券迅速貶值如同廢紙。鄭洞國被迫發行地方銀券維持流通，並請求蔣介石空運一萬兩黃金作為準備金，遭蔣拒絕。

掌握糧食的軍政官員（尤其是存糧相對充足的新七軍部分軍官）和投機分子，則發現了生財之道。他們利用手中糧食，以長春城內瘋狂貶值的舊貨幣（法幣等）換取市民手中尚存的金銀細軟或貴重物品，然後通過空軍的關係，將這些在長春已是“廢紙”但外地尚有殘值的舊幣運往南京、上海、北平等大城市，兌換成黃金或硬通貨。這一進一出，暴利驚人，長春普通市民的財富被洗劫一空。蔣介石的一道旨在“安撫”的命令，非但未能穩定人心，反而加劇了城內的腐敗、不公和經濟崩潰，徹底瓦解了守軍的鬥志和凝聚力。

四、荒誕終章：“飛機吊人”成國防部笑柄

時間推移到1948年秋，長春已成人間地獄，守軍因長期缺乏營養（後期主要靠吃豆餅維持），普遍浮腫，連走路都困難，更遑論戰鬥。蔣介石對這支深陷重圍的精銳部隊憂心如焚，甚至一度想親飛長春上空視察，被衛立煌等人拚命勸阻。

為“解救”愛將和部隊，蔣介石苦思冥想，終於又“計上心來”。他先是親筆書寫手令，讓空軍用紅布包裹空投進長春，嚴令鄭洞國再次組織突圍。鄭洞國心知肚明這已是天方夜譚，但為敷衍上命，只得當眾宣讀手令，象徵性地命令部隊“突圍”。結果可想而知，部隊剛出陣地不遠，在解放軍火力下就迅速潰退回城。

南京方面收到“執行手令”的報告，蔣介石竟信以為真，似乎看到了希望。他立即召見空軍總司令周至柔，提出了一個更加“天才”的設想：既然大部隊突圍無望，能否用飛機把長春城內的團以上軍官都救出來？哪怕部隊損失了，這些人也可以作為重建軍隊的“種子”。周至柔為難地回答：機場已被共軍佔領，無法降落，辦不到。

蔣介石退而求其次：那單救鄭洞國一個人總可以吧？周至柔仍表示飛機無法降落。情急之下，蔣介石竟異想天開地提出：“能不能從飛機上放下一條繩子，把鄭洞國吊上來？”

面對最高統帥如此荒誕不經的“營救方案”，周至柔雖心中愕然，卻不敢再直接反駁，只得唯唯諾諾地應承下來。後來蔣介石大概也覺不妥或忙於其他戰事，未再追問，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但這則“妙計”卻在國民黨高層內部悄然流傳。

據可靠史料（如親歷者的回憶錄）記載，不久後在南京國防部的一次高層會議上，討論緊張的淮海戰局時，周至柔或許是覺得壓抑，也或許是實在覺得荒謬可笑，忍不住將這段“飛機吊鄭洞國”的插曲當作軼事講了出來。在座的白崇禧的參謀覃戈鳴聽後，忍俊不禁地反問：“飛機飛那麼快，一拖不就把他鄭洞國拖死了？”周至柔也苦笑着搖頭嘆息：“鄭洞國知道是要被拖死，他能讓繩子綁他嗎？”此言一出，原本氣氛凝重的會場頓時爆發出一陣難以抑制的哄堂大笑。蔣介石這異想天開的“餿主意”，竟成了高級將領們在生死存亡關頭的一則苦澀笑料。

最高統帥的指揮若定、運籌帷幄形象，在此刻蕩然無存。關注細節、喜好微操，若在中下層或許算優點，但在決定數十萬大軍生死的戰略層面，蔣介石的脫離實際、朝令夕改和荒誕決策，不僅葬送了長春十萬守軍的生路，也讓他本人在部屬心中威信掃地，淪為笑柄。這哄堂大笑的背後，是國民黨軍事指揮體系深刻的危機與絕望。

尾聲：棄暗投明的抉擇

“飛機吊人”的鬧劇，是壓垮鄭洞國對蔣介石政權信心的最後一根稻草。面對如此統帥和如此亂命，鄭洞國徹底心灰意冷。1948年10月18日，蔣介石發來最後一電，聲稱將派空軍進行“最後的轟炸”以助突圍。鄭洞國這次沒有沉默，他直接複電明確反對：“城中已堅持到最後時刻，轟炸已無意義，徒然給老百姓增加傷亡。”

翌日，1948年10月19日，在六十軍軍長曾澤生率部起義之後，鄭洞國最終順應大勢，率余部放下武器，走向新生。他拒絕無謂的轟炸傷害百姓的電文，成為了他在舊陣營軍旅生涯中一個頗具人性光輝的註腳。長春圍城戰，以蔣介石四條亂命始，以守軍投誠、城市和平解放終。這段歷史，深刻揭示了脫離實際的瞎指揮如何一步步將精銳之師推入絕境，而最高決策者的荒誕，最終只能在部屬的鬨笑聲中黯然收場。鄭洞國的回憶，為我們留下了這段戰略失誤與人性掙扎交織的珍貴歷史切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