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離開大陸前，幹了什麼事，讓毛澤東對他徹底失望？

1918年的北京大學紅樓，一個操着湖南口音的高個子青年，正小心翼翼地將一摞圖書歸架。他的職位是圖書館助理員，月薪八塊大洋，每天整理報刊、登記借閱名單，閑暇時旁聽教授講課。

而幾步之遙的講堂里，27歲的胡適身着長衫，以最年輕的北大教授身份講授哲學史，座中皆是傅斯年、顧頡剛等日後名動天下的學子。

這個圖書管理員名叫毛澤東，他後來回憶道：“我非常欽佩胡適和陳獨秀的文章。他們代替了被我拋棄的梁啟超和康有為，一時成了我的楷模。”

一、新文化運動中的“師生”：未出國的留學生與未留洋的導師

1918年，毛澤東參與組織新民學會成員赴法勤工儉學，自己卻最終放棄留洋。多年後他致信友人坦言：“我曾以此問過胡適和黎錦熙兩位，他們都以我的意見為然。”胡適的《非留學篇》更堅定了他的選擇——留在中國研究現實問題。彼時的毛澤東視胡適為思想引路人，甚至將“問題與主義”之爭中胡適“多研究問題”的主張付諸實踐，在長沙發起“問題研究會”，列出教育、勞工、女子權利等144個具體議題。

胡適對這位湖南青年的欣賞亦有跡可循。毛澤東創辦“文化書社”推廣新思潮時，書架上醒目位置陳列着胡適的《嘗試集》《中國哲學史大綱》，以及其師杜威的《實驗主義》。這種思想共鳴，成為兩人短暫的“精神同盟期”。

二、五四洪流中的分岔路：一個走向書齋，一個走向革命

1919年，陳獨秀因散發反軍閥傳單被捕，胡適接辦《每周評論》，卻公開呼籲學生遠離政治：“救國先要讀書！”而同一時期的毛澤東，正以《湘江評論》主筆身份疾呼：“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家！”

政治立場的分歧在“問題與主義”之爭中徹底公開。胡適堅持改良主義，認為社會變革需“一點一滴進化”；李大釗則主張“根本解決”。毛澤東雖未直接參与論戰，卻在行動上選擇了後者——他將“問題研究會”的學術清單束之高閣，投身湖南自治運動，最終走上革命道路。

三、1945年的最後挽留：從重慶密信到北平邀約

抗戰勝利後的重慶談判期間，毛澤東托傅斯年向胡適轉達問候，試圖重啟對話。胡適卻回信勸告中共“放棄武力，做和平的第二大黨”7。毛澤東的失望溢於言表：這位昔日的導師，竟要革命者向國民黨繳械。

1948年平津戰役前夕，中共再次釋放善意。毛澤東親自批示：“只要胡適不走，可以讓他做北京圖書館館長！”胡適聞言笑拒，登機前對友人說：“他們要我？怕是請我去當‘反面教員’吧！”他最終選擇飛赴紐約，次年接受蔣介石任命為“外交部長”。

四、隔海相望的餘波：桂花酒與“不通的詞”

1957年，毛澤東寫下《蝶戀花·答李淑一》，以“吳剛捧出桂花酒”“淚飛頓作傾盆雨”等詩句悼念亡妻楊開慧。兩年後胡適在台灣讀到這首詞，在日記中譏諷：“全國文人大捧的《蝶戀花》，沒有一句通的！”

他特請語言學家趙元任考證韻律，結論更不留情：“‘舞、虎、雨’屬詞韻第四部，‘有、酒’屬第十二部，湖南方言也無此通韻法。” 這番學究式批評，徹底消解了最後的情誼——當毛澤東在詞中傾注家國血淚時，胡適只看見了出韻的“技術事故”。

五、歷史的鏡鑒：理想主義者為何走向末路？

回望兩人的交集，核心矛盾在於對“改變中國”路徑的認知：

• 胡適的底線：在體制內漸進改良。他1920年斷言“中國現在並沒有文化”，認為應先構建學術根基5，晚年仍堅持“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 毛澤東的抉擇：徹底革命重塑社會。他青年時放棄留學，正是因為認定“留在本國研究問題更有利”1，最終將書齋思考轉化為農村包圍城市的實踐。

這種分歧在1949年徹底演變為政治立場的對立。胡適接受美國記者採訪時稱中共是“極權幽靈”，毛澤東則將他列入“戰犯名單”。曾經的思想啟蒙者與踐行者，在時代洪流中站上了非此即彼的擂台。

1962年2月24日，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的學術會議正在進行。胡適發言至激動處，突然踉蹌倒地，心臟停止了跳動。蔣介石在日記中只冷淡記下：“晚，聞胡適心臟病暴卒。” 而在大洋彼岸，毛澤東默誦着被胡適貶為“不通”的詞句：“寂寞嫦娥舒廣袖，萬里長空且為忠魂舞。”

兩位歷史人物的恩怨，終被時光鍛造成一部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寓言——當書齋里的韻腳爭論遇見烽火中的家國抉擇，學理與立場的分歧，終究比桂花酒更苦澀，比傾盆雨更蒼涼。

【參考資料】：

《青年時期的毛澤東為何沒有出國留學》（鳳凰網）
《“急先鋒”的落伍》（可可詩詞網）
《胡適傳記》（喜馬拉雅）
《新文化運動時期各國對待傳統文化的態度是什麼？》（歷史百科）
《用骨氣撐起文人脊樑！不苟且的胡適，晚年曾落魄，卻終致遠方》（來日方長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