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七大為何會一再延期？

編者導言

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曙光初現，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也步入勝利的前夜。在這關鍵的歷史節點，中國共產黨為凝聚全民族抗戰共識，引領國家走向光明未來，於4月23日至6月11日，在延安楊家嶺中央大禮堂隆重召開了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共七大具有不可估量的歷史價值，是一座閃耀在黨史長河中的不朽豐碑。這次大會確立了毛澤東思想為黨的指導思想並寫入黨章 ，實現了全黨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的空前團結和統一，為抗日戰爭的勝利和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全國的勝利築牢了根基。

今年是中共七大勝利召開80周年。為了讓廣大讀者深入了解中共七大更多鮮為人知的歷史細節，汲取先輩們的智慧和力量，本刊特此推送文章，將以豐富的史料、獨特的視角，深度剖析中共七大的歷史背景、重要決策和深遠影響，帶您重回那個風雲激蕩的年代，感受革命先輩們的堅定信念和偉大情懷。

中共七大會場

在抗日戰爭接近勝利之時，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延安楊家嶺中央大禮堂隆重召開。全國各地的七大代表們“同心同德”，排除萬難“千里赴延安”，毛澤東形象地稱之為“小長征”。

24年的風雨歷程、17年的籌備等待，使七大成為中國共產黨民主革命史上一道亮眼的光芒，其重要性和特殊性不言而喻。黨中央曾多次提出召開七大，但一再地被延期，這一長達17年的延期，是多重歷史因素疊加的結果。

七大代表進入會場

白色恐怖下的籌備困局

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決議案中，明確提出：“必須召集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委託新的政治局開始必須的準備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向六屆四中全會的報告》中，也將“為要使國際路線在中國黨內得到根本的鞏固，黨現在就應開始準備七次大會”作為黨內“不可遲緩”的任務。

然而，這個“不可遲緩”的任務還是被“遲緩”了。一方面由於“黨在國民黨統治區域屢遭破壞”，國民黨統治區內黨的工作出現一系列非常情況，顧順章和向忠發相繼被捕叛變，致使革命境遇變得更加困難；另一方面“蘇維埃區域因被‘圍剿’關係又互相隔斷”，導致聯繫極其不便。

更為關鍵的是，這次全會後，中共中央的領導權實際上由王明所操縱，從這時起，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在黨內開始了長達4年的錯誤領導，打擊“中間營壘”，推行“進攻路線”，採取冒險主義和關門主義方針，致使黨在組織上和工作上都遭受嚴重損失，臨時中央不得不在1933年初遷入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失利後，中央紅軍被迫進行戰略轉移，開始了長征。

隨着遵義會議的召開，事實上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中央紅軍在毛澤東的指揮下擺脫了幾十萬國民黨軍的圍追堵截，但直到1936年10月實現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勝利，中國共產黨都無法在這期間為七大做足準備工作，以致七大的召開一直被遷延下來。

艱難抗戰與反摩擦鬥爭的持續

此時的中國已處於“政治形勢大變動的前夜”。面對日本侵略者對中國的不斷進攻，中共中央和紅一方面軍在結束長征不久便召開了瓦窯堡會議，明確黨的基本策略任務是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成了“時局轉換的樞紐”。

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洛川會議），確定了黨的全面抗戰路線。為保證路線正確執行，毛澤東於1937年10月撰寫《目前抗戰形勢與黨的任務報告提綱》，提出“準備召集第七次代表大會”。

1937年12月，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在《關於召集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中提出：“政治局認為在最近時期內召集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對於全中國人民解放鬥爭和黨的工作，均有最嚴重的意義。”同時明確指出，“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中心任務，在於討論和規定如何在鞏固和擴大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總方針下，組織和保障全中國人民取得對日抗戰的最後勝利”，並決定成立以毛澤東為主席，王明為書記，共25人組成的準備委員會，準備“在較短時期內召集大會”。然而，“這個委員會並未工作”。

1938年3月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再次討論了召開七大的問題，認為：“全黨同志現在應該努力進行七次大會的具體準備工作。”具體包括：“發布為召集七大事告全黨同志書”“發表為召集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告全國同胞書”“給地方黨部怎樣在政治上和組織上進行七大準備工作的指示”“成立大會四個議事日程報告的準備委員會”，等等。

4月14日，任弼時在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指出：“中共中央決定於最近半年內召集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並希望共產國際派人指導。1938年9月14日，王稼祥在中央政治局談話中談道：“國際認為，中共七次大會要着重於實際問題，主要着重於抗戰中的許多實際問題。”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黨的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在延安召開，毛澤東在《論新階段》的政治報告中指出：“我們黨的全國代表大會，自從一九二八年開過第六次代表大會以來，由於環境的原因，已有十年沒有開大會了。”在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上通過了《關於召集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指出了召集七大的歷史意義、中心任務、主要議事日程以及各地參加大會代表的名額分配等問題，提出要“在較短時期內召集之”。本來準備在1938年召集七大的，因為戰爭緊張而不得不推遲到1939年。

這時，國民黨統治集團內的投降、分裂、倒退活動日益嚴重。1939年6月14日和7月21日，“中央書記處先後向各地黨組織發出兩個如何選舉七大代表的通知，並要求9月1日前選出代表待命”。但在1939年底至1940年初，國民黨頑固派相繼掀起了兩次“反共”高潮。隨着各地的“反共”摩擦活動日趨嚴重，七大的籌備活動愈難進行。

在1939年12月29日，周恩來向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所作的《關於中國問題的報告》中指出：“1937年底黨中央正式規定召集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並成立準備委員會，以毛澤東同志為主席，王明同志為書記發表通知進行準備工作。兩年來又因戰爭關係，許多工作都未得照預計進行，直至今年下半年，始在各地召集省區代表大會，進行代表選舉。全國代表人數，規定500人外加候補代表三分之一。其中八路軍新四軍及華北中原各省區代表在7、8月中多已選出，大會會期原定1940年1月，現決定延期至3、4月，等候共產國際指示。”

1940年2月8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處在《關於中共組織和幹部問題的決議》中提到：“鑒於即將召開中共七大，選舉中共領導機構，要認真注意挑選經過考驗的、忠誠的人員進入黨的領導機關。”

劉少奇和周恩來返回延安困難重重

再次提出召開七大，是在1941年3月12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並決定一切準備工作在“五一”前完成。

作為一次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全國代表大會，七大的籌備工作需要充分考慮各方面的因素以確保會議的順利進行。各地代表趕赴延安之路萬分艱辛，猶如“小長征”。在1940年5月26日彭真給北方局、中共中央的電報中提到：“我們的代表團，過同蒲路遭敵襲擊，詳情尚未詳，只知冀九區黨委副書記兼民運部長魯賁同志（政治立場、組織觀念極強，冀中區地下黨最強的幹部）犧牲了，這是黨的極大損失。”

此時，七大的召開與劉少奇和周恩來返回延安的時間密不可分。

1941年1月13日中央書記處致電中原局：“中央決定少奇同志回延參加七大。”這時，中共中央正在醞釀開展全黨範圍的整風，毛澤東需要劉少奇回延安協助工作。10月3日，劉少奇又收到毛澤東電報：“中央決定你來延安一次，諒已收到電報，並希望你能參加七大。”

劉少奇在中共七大會上作《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

1942年3月19日，劉少奇從蘇北阜寧單家港出發，踏上了返回延安的千里征程。其間毛澤東非常擔心劉少奇途中的安全問題，寫過十餘封電報談及劉少奇回延問題。面對日軍的封鎖，劉少奇與同志們夜行曉宿，隨身攜帶着鏟子，遇到封鎖溝擋住去路時，就把又寬又深的封鎖溝鏟開一個口子，讓人馬通過。有時齊腰深的水溝橫在前面，他和大家一樣涉水前進，克服了重重艱難險阻，最終於1942年底到達延安，結束了歷時9個月的艱險“小長征”。

周恩來赴蘇聯醫治骨折回國後，因國內政治局勢日趨險惡，不得不在重慶主持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

1941年1月29日，周恩來致電中央書記處，指出：“七大開會是否絕對秘密，我之離開，以何種事為好，並須注意掩護其他代表及工作人員回延。”

1941年2月21日，毛澤東和任弼時致電周恩來，指出：“七大代表已到齊，只待你回，擬五一開會，不便再延，請你估計有無回延可能，並準備何時回延，盼考慮電告。”

1941年9月8日，毛澤東致電周恩來，指出：“七大代表留此多者一年，少亦半年，專等你回開會，我們意見，一定要等你，你看年內有可能回延否？”然而因蔣介石的阻撓，周恩來始終無法從重慶回到延安。

1942年毛澤東在給季米特洛夫的電報中提到：“令您感興趣的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至今還沒有舉行。其原因是，我們在專門等待周恩來的到來和參加會議，因為他的參加對於黨的隊伍的團結有很大的意義。”“各地代表早就都到了。在途中他們突破了幾道封鎖線，而一些人走了一年多時間。現在他們在學習。”因此，在劉少奇與周恩來缺席的情況下，七大也只能延期召開。

整風運動與教條主義的終結

全民族抗戰爆發以來，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得到很大的發展。遵義會議的召開雖然使黨的路線走上了馬克思主義的正確軌道，“但對曾經給黨的事業造成嚴重危害的主觀主義、教條主義還沒有來得及從思想上進行認真的清理。這就有必要集中開展一場普遍的馬克思主義思想教育運動，總結和吸取歷史上的經驗教訓，以提高廣大黨員、幹部尤其是黨的高級幹部的思想理論水平，增強黨的凝聚力和戰鬥力”。為此，20世紀40年代前後，中國共產黨在全黨範圍內開展了整風運動。

1943年7月17日，中共中央主持召開書記處會議，決定“向中央政治局提議在八至九個月內召開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8月1日，中央政治局發出《關於“七大”代表赴延出席大會的通知》，改定黨的第七次大會在年底舉行。隨後，中央政治局重新召開整風會議，號召黨的高級幹部學習黨史，七大再次延期。

1943年6月共產國際的解散，“有利於中國共產黨徹底糾正以王明為代表的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蘇聯經驗和共產國際指示神聖化的錯誤傾向，有利於根據中國國情獨立自主地解決中國革命的問題”。9月起，中央領導層的整風已到深入討論黨的歷史問題階段。

1944年5月10日，中央書記處會議再次討論召開七大問題，決定在7月內開預備會，8月內開大會，並決定在七大前召開六屆七中全會第一次會議。七大的召開實實在在提上了日程。

1944年5月21日至1945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原則通過了《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建黨以後特別是黨的六屆四中全會至遵義會議前這一段黨的歷史及其經驗教訓進行了總結，對若干重大歷史問題作出了結論，使全黨對中國革命基本問題的認識達到一致”，標誌着整風運動的勝利結束。由於六屆七中全會會期較長，其間對於七大召開的時間也經過幾番調整，最終全會通過了對七大各項議程的討論，完成了對七大的會前準備工作，幾經延期的七大終於要召開了。

正如1945年4月21日任弼時在七大預備會議上所指出：“照講七大早應舉行，但因戰爭關係，交通分割，遲至今天才開。這固屬缺點，但也有其積極方面，在延期當中，（一）準備了發展了我們的力量，（二）使黨的思想更加一致。”

七大最終於1945年4月23日開幕，毛澤東在開幕典禮講話上指出：“這個大會是一個打敗日本侵略者、建設新中國的大會，是一個團結全中國人民、團結全世界人民、爭取最後勝利的大會。”

中共七大秘書長任弼時主持開幕式

七大是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召開的一次極其重要的全國代表大會。雖然歷經數次延期，但經過整風運動，全黨思想達成統一，七大最終以“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而載入黨的史冊。

七大代表分組討論

（作者單位：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

（原文刊載於《炎黃春秋》202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