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蜀4倍人口差距下，諸葛亮為什麼還要不斷北伐？

在《三國演義》的敘事中，諸葛亮北伐被賦予了“興復漢室”的理想主義色彩，但回到歷史語境，這一軍事行動首先是蜀漢政權內部權力結構演變的產物。

權力博弈：從輔政到專權的政治邏輯

章武三年（223年）劉備臨終前，以諸葛亮為“丞相錄尚書事”、李嚴為“中都護統內外軍事”，構建了“荊襄集團+東州集團”的二元輔政體系。

這一安排看似平衡，實則暗藏玄機——劉備刻意選擇人緣不佳的李嚴（東州集團代表）與諸葛亮（荊襄集團核心）形成制衡，同時將元從軍隊交由元從舊部（如趙雲、魏延等人）掌控，試圖以“三方勢力”互相牽制確保劉禪的穩固地位。

然而，權力平衡的脆弱性在劉備死後迅速顯現。李嚴雖名義上“統內外軍事”，卻長期屯駐在永安和江州，不僅無法染指中樞，就連中外兵權也沒法掌握；反而是諸葛亮通過領益州牧後，“開府治事”的方式，建立丞相-益州牧幕府，又在統兵征伐南中後，逐漸將軍政大權逐步納入自己的掌控。

建興五年（227年），諸葛亮以“北伐”為由移駐漢中，將丞相府轉化為戰時指揮部，形成“政出漢中”的格局。這種“霸府政治”模式與曹操在許都的運作如出一轍：通過軍事征伐之名，將中樞權力從首都轉移至幕府，既規避了宮廷勢力的掣肘，又以“興復漢室”的大旗凝聚了政治合法性。

當然，諸葛亮對尚書台的保留也顯示了其權力運作的節制性。

曹魏時期，荀彧以尚書令身份維持東漢官僚體系，與曹操霸府形成“二元結構”；諸葛亮同樣以蔣琬、費禕等舊臣掌控尚書台，確保內政與軍務的協同。這種“霸府—朝廷”的共生模式，既保障了事權的集中，又避免了對劉禪皇權的直接挑戰。

相較而言，李嚴的失敗不僅在於能力不足，更在於其代表的東州集團缺乏根基——東州兵雖為劉焉入蜀時的武力支柱，但在劉備政權中始終處於“第二梯隊”，無法與荊襄集團及元從集團形成有效對抗。

建興九年（231年），諸葛亮以“運糧不繼”為由廢李嚴為平民，標誌着二元輔政體系的徹底崩塌，也坐實了其“擅權而不篡位”的政治定位，而他所擅之權，自然是實現興復漢室，還都洛陽政治理想的實權。

數據背後的生存壓力：蜀漢的結構性困境

除了權力鬥爭，蜀漢的客觀國力差距也是北伐的深層驅動因素。據《三國志・後主傳》注引王隱《蜀記》的記載，蜀漢滅亡的公元263年，“領戶二十八萬，男女口九十四萬，帶甲將士十萬二千，吏四萬人”。

以94萬人口供養4萬官吏，其供養比已經遠超兩漢平均水平（西漢後期官民比約為1：453；東漢後期官民比約1:700），這還不算10.2萬的士兵，因為西漢和東漢的脫產軍人數量比較有限，並不能做出同口徑的比較，而且，漢末三國時，往往選百姓入兵籍，日常耕種，戰時披甲，日常供養並不靠軍餉，但是，平時執勤的士兵和戰時的軍人，是需要國家財政供應口糧的，在此背景下，蜀漢連年動輒十萬、八萬規模的兵馬出征，百姓的稅賦負擔可想而知的繁重。當然，這種畸形的資源分配，本質上是蜀漢政權“軍事優先”戰略的結果。

從地理格局看，蜀漢佔據的益州雖有“天府之國”之稱，但其核心統治區域僅限於成都平原與漢中盆地，其餘廣袤地區（如南中、巴中）多為少數民族聚居區，實際控制能力薄弱。劉備入蜀時，益州領郡十四個，劉備改屬國都尉、益州北部都尉，新設六個郡，使得益州轄郡達二十個，但多數郡縣都地廣人稀，如汶山郡“土地剛鹵，不宜五穀”，永昌郡“絕域荒外，山川阻深，生民以來，未嘗通中國也。”

這種“核心區狹小、邊緣區鬆散”的結構，導致蜀漢的賦稅與兵源高度依賴成都平原與漢中，而兩地總面積不足10萬平方公里，承載能力接近極限。

對比同時期的曹魏：據《通典·食貨典》，曹魏滅蜀前的地盤“領戶六十六萬三千四百二十三，口四百四十三萬二千八百八十一”，戶、口的數量均為蜀漢的4-5倍。

更關鍵的是，曹魏控制中原、河北及關隴、淮河南北，其中，曹魏的京畿之地，包括了冀州、豫州、三河、三輔地區，一直是東漢以來的人口和經濟中心，戰亂後雖然殘破，恢復後的戰爭潛力卻將遠超蜀漢。

所以，諸葛亮在《出師表》中坦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正是對這種國力懸殊的清醒認知。在他看來，若困守益州，蜀漢將因資源枯竭而慢性死亡；唯有主動北伐，通過軍事威懾延緩曹魏的整合速度，甚至爭取佔領關隴，才有可能實現“以攻代守”的戰略平衡。

政治合法性的構建：從“興復漢室”到“代天討賊”

諸葛亮北伐的另一重邏輯，在於蜀漢政權合法性的塑造。作為三國之中，唯一以漢室宗親為號召的政權，“興復漢室”是其存在的根本法理依據。

曹丕篡漢（220年）後，曹魏通過“禪讓”構建了天命轉移的合法性，從漢獻帝的手中接過了漢王朝的正統天命，此時，蜀漢面臨著尷尬的處境，若不主動“討賊”，便坐實了“拒命”的偏安政權身份，喪失了與曹魏對等的政治地位，以及對天命的聲索依據。

要知道，在漢代儒家思想中，“天命”並非永恆，而是“有德者居之”，諸葛亮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後出師表》）為口號，將曹魏定義為“篡逆”，將自己包裝為漢代天命的孤獨守護者，本質上是對儒家“湯武革命”理論的活用——通過持續的軍事行動，證明蜀漢才是漢室法統的繼承者。

這種合法性構建，不僅針對曹魏，更指向內部統治，因為蜀漢政權由三股外來勢力（元從集團、荊襄集團、東州集團）主導，對益州本土士族採取壓制態度，若缺乏外部目標，內部矛盾將迅速激化。

那麼，北伐作為“國之大義”，就能夠暫時凝聚人心，將內部資源分配矛盾轉化為對外戰爭的動員力，也可以要求蜀人可以暫時犧牲。

此外，諸葛亮的個人聲望也依賴於北伐的成功。在劉備生前，諸葛亮主要負責後勤與內政，所謂“先主外出，亮常鎮守成都，足食足兵”，他的軍事貢獻遠不及法正、龐統。在劉備死後，諸葛亮需要建立軍事成就鞏固權威，尤其是在元從舊部（如魏延）與東州集團（如李嚴）的質疑下，北伐就成為凝聚軍事力量支持的必要手段。

這種個人威望與政權合法性的綁定，使得北伐不僅是戰略選擇，更是政治生存的必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