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冬磊：“降一格”傳播：近代中國動員網絡的下移（1901-1934）

文獻標題：“降一格”傳播：近代中國動員網絡的下移（1901-1934）

文獻作者：卞冬磊

文獻來源：《新聞與傳播研究》

發表時間：2025年1月

摘要

群眾動員”是近代中國歷史的主題之一；論文以“降一格”傳播為視角，將動員者、媒介、文本和受眾納入“動員網絡”概念，以20世紀初“開民智”到1930年代中央蘇區的傳播實踐為時限，討論近代中國動員網絡由縣域下移到鄉村的歷史，可發現三條交疊的線索：首先是多重力量促進了縣級報刊的增長，擴大了縣域訊息空間；其次，在動員由城入鄉的進程中，學生群體扮演了訊息下沉的主要中介；第三是中國共產黨在局部創造出一個穩定的鄉村動員網絡。動員網絡下移的歷史，展現了近代中國群眾動員的基本模式和更新創造。

關鍵詞

傳播；近代中國；

動員網格；下移

一 引言：“降一格”傳播

無論是啟蒙或革命，近代中國的歷史有一個一以貫之的主題，即對群眾的動員。動員首先需要“眼光向下”，將訊息帶到中下層社會群體身邊，使之理解、行動。然而這並非易事，所以王汎森有“‘降一格’文本”的說法：“中國歷代思想，凡在日常生活世界中發生重要影響的，一定經歷‘降一格’之類的歷程——包括一個無所不在的‘儉約原則’，即將相對複雜深奧的思想一階一階地降。後來可能成為幾個概念或幾個口號，或是不停地通俗化或改寫。”

不過，文本的儉約只是動員的要素之一，“思想如何擴散、下滲，或思想與日常生活如何發生關聯，以及思想傳播的節點、渠道等問題”更為複雜。也就是說，在動員過程中，動員者採用何種姿態？訊息的渠道如何層層建立？訊息以何種形式來到群眾身邊？群眾在何種情境中接觸和理解訊息？這些問題遠遠超出單純的文本範疇，毋寧是一個傳播命題。

《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

王汎森｜著

“社會動員多半是一種交流現象。”基於此，本文在“降一格”文本的基礎上提出“降一格”傳播，由此探討近代中國動員網絡的下移。所謂“降一格”傳播，自然是一種比喻的說法，其用意在於提示，當動員的情境從空間層級較高的大城市、中小城市或縣域轉向較低的鄉鎮農村時，動員者、文本、渠道和受眾等諸多傳播要素都將被重新考察。當“眼光向下”成為一個歷史趨勢時，群眾動員的基本模式就會顯現。

而“動員網絡”這個描述性概念，則受到經濟史領域廣泛運用的“市場網絡”之啟發，即如許檀曾指出的，明清時期的全國市場網絡，可以劃分為“流通樞紐城市、商業城鎮，農村集市三大層級”。一方面，動員網絡也有類似的空間層級關係，其目標涉及大城市、中小城市或縣城和普通農村。另一方面，動員網絡有助於將動員者、文本、渠道和受眾納入同一事物中討論。在網絡的概念中，動員不僅意味着文本通俗化，更是各要素圍繞着事件展開的傳播實踐。

《清末的下層社會啟蒙運動：1901-1911》

李孝悌｜著

有關近代中國群眾動員的討論普遍蘊藏在啟蒙和革命的兩種敘事之中。桑兵較早闡釋了報刊媒介的趨勢，“清末民初，中國的大眾傳播業迅速發展，並且呈現出鮮明的民間化態勢”，“受眾由官吏為主轉向社會公眾為主”。李孝悌關於清末十年白話報、閱報社、宣講演說、戲曲等“降一格”文本的研究被廣泛引用。洪長泰挖掘了1920年代知識分子在“到民間去”運動中創造的歌謠、傳說、諺語和兒童文學。

《到民間去》

[美]洪長泰｜著

關於此議題更集中的討論落在中國共產黨的群眾動員上。王奇生指出，“農民運動講習所與特派員機制，可以說是北伐時期中共開展群眾運動的一大創新機制”，而“區鄉農民協會的建立意味着農民協會的觸角比國家行政下沉了兩個層級”。裴宜理認為，“中國共產黨所使用的湘贛地區民間傳統影響的文化動員模式更為有效”。此外，她還強調了“情感”對群眾動員的作用。李里峰觀察到的土地革命中的“訴苦”這一“動員技術”，其實也是農民的一種日常交流機制。黃道炫對抗戰時期中共權力下探的討論與本研究關懷相似，他寫道：“戰時中共採取許多措施，儘力地將權力根基向下延伸，像勞動競賽運動、衛生運動等。目的雖然多元，卻都有助於中共權力體系的下探。”

《安源： 發掘中國革命之傳統》

[美]裴宜理｜著

上述提及的每一個研究均蘊含創見，但較少關注動員網絡的多重要素和層級問題。更關鍵的是，這些研究常常被政治時間或事件切斷，沒有將動員網絡的下移看作中國近代史的一個連續現象來考察，因此遮蔽了長時段思考和彼此對照的可能。恰如王奇生的追問：“持續數十年的群眾運動是否形成了一以貫之且獨具特色的運動模式，而在不同時期又具有哪些不同的特點？”

鑒於以上，論文以20世紀初興起的“開民智”為起點，以1930年代中央蘇區的傳播革命為終點，在這一相對長的時段中探尋動員網絡下移的歷史。

眾所周知，1901年是近代中國民眾啟蒙的開端，而1930年代初中國共產黨在蘇區的傳播實踐，則成功地將動員網絡落實到社會末梢。儘管這段歷史被各種事件分割得支離破碎，但動員網絡下移的趨勢沒有實質性變化。

本文抓住這條向下的線索，以訊息所能到達的區域為主要邏輯，以點帶面，首先討論作為制度性動員媒介的報刊，如何從大中城市下移到縣域，隨後探究訊息如何由城入鄉——這需要動員者想辦法將訊息帶到群眾身邊。不過，可以想象的是，就算訊息到來，也不意味着群眾就可以理解或行動，“真正下層的工農大眾若非知識分子們‘到民間去’做耐心細緻的宣傳鼓動工作，是不會主動投奔革命的”。

所以，論文還將討論一個相對穩定的鄉村動員網絡是如何建立起來的——這正是中國共產黨建立於傳統之上的發明。當上述問題一一解決後，論文將嘗試闡釋20世紀中國動員網絡的基本模式和更新創造。

《黨員、黨權與黨爭》

王奇生｜著

二 縣域訊息空間的拓展

在20世紀初的“開民智”運動中，最引人矚目的現象是動員者努力將訊息帶到群眾身邊。這一方面是報刊數量的增長，另一方面是圍繞報刊展開的啟蒙。按今天的話來說，報刊就是各項動員展開的信息基礎設施。

雖然報刊的影響力不能完全用數量衡量，但一定程度的覆蓋和滲透仍有指標性意義。以往研究偏向討論報刊在空間上的橫向擴展。寧樹藩系統勾勒了近代中文報刊的發展軌跡：從甲午之前的“沿海沿江”到“隨着維新運動的潮流活動”，至辛亥之際“大多數省會都出現了自己的報業中心”；民國以後，“報刊地區分布的密集度提高了”；到抗日戰爭前，國民黨創造了“以《中央日報》為核心，以各省直屬黨報為主幹，以各省地方黨報為基點的黨報網絡，覆蓋全國”。

《中國地區比較新聞史》

寧樹藩｜主編

姚福申、秦紹德｜副主編

與之不同，朱至剛從讀者的視角觀察了中文報刊的空間分布，尤其是挖掘了《時務報》不同於早期商業報紙的擴散邏輯：“正是得助於在全國且遍在的‘士林’，以《時務報》為代表的‘士大夫’之報才能迅速借用到可觀的人力資源，穩定地跨出口岸，深入內陸。”概而言之，雖然易於受到政治影響，但近代中國的報刊布局總體上有一個由沿海到內地、從南方到北方、由中心城市向邊緣城市擴散的趨勢。到1920年代，受益於鐵路興起、郵政發展和報紙自身的改革，一些報紙的發行量和發行範圍大為拓展，“全國化”的情形更為顯著了。

上述研究在揭示報刊橫向擴展的同時，其實也提示着報刊的縱向滲透——由省城或中等城市向中小城市或縣城移動。縣是近代中國國家正式權力的末端，往往也是地區性的經濟中心，在區域中具有承上啟下的意義。20世紀初以來，縣域報刊有着日益密集的趨向，除了全國性或區域內的大報向下滲透外，清末行政力量、士紳和新知識分子的地方意識，也是縣域訊息空間拓展的動力。

《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

施堅雅｜主編

政府介入報紙的創辦，是中國報刊史上的重要變化之一，直接導致報刊的空間分布與行政區劃高度相似，並在縱向上普遍地下沉到縣，改善了報紙分布的不平衡性。

1901年，清政府因新政而倡設官報，拉開報刊行政化的序幕。數年間，官報幾乎出現在所有省份，“形成了一個縱向四級兩類、橫向遍布各地的結構嚴密的官報網絡，恰與金字塔形的各級政權組織及分工形式相契合”。官報發行量大，“利用行政渠道，自上而下按行政區劃層層分攤”“中央級的分配到省”“省級到縣”。

不僅如此，作為新政的產物，官報溢出邸報傳統，藉助創辦白話報、閱報社和宣講所，廣泛刊載社會新聞，推動報紙走向民眾，從而在縣域創造一個相對穩定的訊息空間。譬如，在1905年抵制美貨的動員中，在民間報紙較為稀少的內陸省份，官報成為刊登或轉載新聞的重要媒介，《四川官報》《江西官報》《秦中官報》等對抵制運動均有報道，因此，“對於‘開民智’‘增學識’的作用，由於其深入全國基層，不可低估”。

《清季民國時期的“ 思想界”》

章清｜著

與此同時，地方意識是報刊在縣域社會生長的另一個內在動力。中國人向來擁有濃厚的鄉土情結，特別是20世紀初期的地方被置於與國家秩序的辯證思考中而獲得了新的意義。這種意識首先顯現在清末的留學生群體之中，他們以家鄉為紐帶，合群辦報，“省界成為讀書人集團力量形成的最初標誌，集中體現在所辦刊物上”，這一批出現的刊物有《湖北學生界》《浙江潮》《新江蘇》等。彼時，除了《申報》《新聞報》《大公報》《時報》等全國性報刊以外，地方化是報業的主要潮流。在啟蒙、自治、文化資源爭奪等諸多複雜因素的驅動下，開明士紳與新知識分子群體造就了地方報紙的繁盛。

地方報紙的首要目標就是啟蒙，眼光自然也以向下看為主，“作為一項溝通的工具，其目的主要是在溝通士人與下層民眾”。諸多白話報、通俗報、畫報、演說報如雨後春筍般湧現，構成近代中國社會中最普遍的“降一格”文本。首先是創辦於省城或大城市的，如《京話日報》《啟蒙畫報》《大公報》等，致力於對普通市民以及商販、勞工等城市邊緣群體的啟蒙和動員。在區域中等城市，如常州、紹興、蕪湖、潮州等地，白話報刊緊跟着大城市步伐，努力將啟蒙的觸角延伸到下層社會。在這個潮流中，一些經濟文化較為發達的地區，報紙的創辦地點已下移到縣，僅江蘇就有常熟《江蘇白話報》、阜寧《婦孺易知白話報》、吳江《自治白話報》、太倉《太倉白話報》、如皋《如皋白話報》等。

《晚清的新式傳播媒體與知識分子》

李仁淵｜著

辛亥革命前後，地方自治的理念盛行，各種新舊知識群體、同業公會、學校或商會創辦的地方報刊迅速增長。報刊“一省多城”格局已經出現，隨後不久，不少縣域也創辦了報紙。根據朱至剛的考察，就全國範圍而言，“有報之縣”在1912年以來迅速增長，特別是近代化程度較高的省份更為明顯。到五四運動前後，新文化運動的迴響進一步促成了縣域報刊的創辦。

值得一說的是，報紙的創辦已經下沉到個別的鄉鎮。1920年以後，蘇州出現了眾多的鄉鎮報刊，七八年中大概有30多種，這些報刊多以“新”字開頭，如《新周庄》《新黎里》《新盛澤》《新同里》《新平望》《新震澤》，“一鎮多刊成為常態，更有如震澤鎮者，一鎮所辦報刊達10種之多”。

究其原因，與鄉鎮所在的地理位置、文化環境以及新知識分子有關，“都市社會中愛國主義的傳播，由出版文化普及到地域社會，受到上海出版文化的影響，不僅江南地方都市、縣城，市鎮一級也開始刊行報紙和雜誌。這些新聞媒體參照或轉載大都市知名報紙、雜誌的報道，論及地域社會中應該以怎樣的方式進行愛國與愛鄉土，也形同媒體本身的自我主張”。

總之，江浙一帶的縣鎮，文化底蘊深厚，新舊讀書人聚集，本就是上海新聞紙發行的重要節點，再加上面向本地的新刊物，人們對時事的了解基本和大城市保持同步。

《近代中國的鄉土意識》

[日]佐藤仁史｜著

由上可知，從20世紀初到1920年代前後，清末新政中的地方官員、受地方意識影響的士紳和新知識分子、學校學會等，這些行動者促進了縣域報紙的增長。同時，得益於區域報業中心的崛起和交通郵政設施的改善，報紙的發行日益下沉，使得原本集中在省城和大中城市的訊息網絡，得以往下移動到縣域。

到1920年代後期，國民黨創辦的縣級黨報開始有較大發展。1924年之後，國民黨改組後開始重視群眾工作，“組織重心由上層向下層轉移”，由此創辦黨報也漸成潮流，“不只是在省城出版省、市黨組織的機關報，而是把辦報活動深入到很多郊縣”。國民黨的縣黨報是1930年代基層報紙增長的主角，“就當時中國普通縣份的普遍狀況而言，卻更有利於被作為組織構成部分，而被自上而下嵌入的黨報迅速生長”。

儘管近代中國地區的發展很不平衡，縣與縣差別大，報紙的創辦可能旋生旋滅，有的縣報很少向社會開放而不宜高估其影響力。但相較以往，報刊的地理覆蓋終於下沉到行政區劃中最具象徵意義的縣，加上許多地區性大報對發行市場的下沉，使得縣域層面的訊息流通在很多地方不再是個問題。

然而，由報紙這一制度化媒介生產的訊息，只是動員網絡諸多要素中的一個。同時，縣域在動員網絡中仍然只是中間環節——類似於市場網絡中的商業城鎮，在其之上有省城和大城市構成的全國性網絡，在其之下則是報刊無法到達的鄉鎮農村。

三 由城入鄉：訊息的再下沉

社會動員的目標不僅是縣域的居民，還包括廣大居住於農村的群眾。然而，由制度性媒介創造的縣域訊息網絡，其覆蓋的人群主要還是城市的。儘管城市人口的彼此連接已足夠引發全國性運動，但若想讓運動持續深入，還需要動員者將訊息或思想傳遞到更大的人群之中。譬如《蘇州白話報》的創辦者包天笑就曾寫道：“我們不願意銷到大都市裡去，我們向鄉村城鎮間進攻。曾派人到鄉村間去貼了招紙。第一期出版，居然也銷到七八百份，都是各鄉鎮的小航船上帶去的。”

然而，這種情況只適合局部的、短暫的情形，制度性媒介的由城入鄉，殊為不易。作為一種文化事業，報刊每下沉一個行政層級，都需要巨大的人力或市場支撐。所以，無論是清政府的新政還是地方知識精英，在縣域之下都很難打開辦報的格局。

因此，在20世紀初期，關於國家和社會的重要新聞基本可以通過報刊自然流動到縣域，但是，大部分鄉鎮農村仍然處於啟蒙或革命的進程之外，遠方的消息仍需要人的口耳相傳才能流入。所以，在一些特別的事件中，若想讓訊息再往下走一程，就需要動員者的親力親為了。

儘管商人、士紳是近代群眾動員的主體，但是他們大多只是倡導者，主要在城市活動，很難深入到農村中展開實際的行動。最終，這個重任由新崛起的青年學生承擔起來。清末的教育改革培養了一大批青年學生，城市中各種報紙的出版，“使國家事務迅速為人所知，因此在城市中培養了一個見多識廣、日益擴大的讀者群。新式學校在主要城市中心集中，許多報紙的讀者是對於愛國主義號召特具敏感的學生，這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學生沒有固定職業而時間靈活，擁有知識又充滿愛國熱情，這些特點自然地將他們推向溝通上下的角色。

《改良與改革：辛亥革命在兩湖》

[美]周錫瑞｜著

桑兵指出：“先進人士和下層民眾之間有無一個承上啟下的中介，實為重要的制約因素，而這個中介的主體只能由人數眾多的學生來充當。他們既充滿近代政治意識和民族精神，又具有廣泛的社會聯繫，是溝通精英和大眾的天然橋樑。”特別在20世紀初期的民族主義事件中，由於學生的能動性，群眾動員已滲透到縣城以下的行政區域。

其中，較早顯現這一現象的是1905年的抵制美貨運動。儘管被稱作是“第一次全國範圍內的城市民眾運動”，但在抵制運動中，不僅可以較為分明地看到中國社會中存在的不同層次的訊息網絡，而且在廣東等南方地區，動員還突破了縣城而下沉到鄉鎮。

抵制美貨運動甫一展開時，商界、電報和各類全國性報紙迅速促成了第一層傳播網絡。首先是上海商會“依靠自身獨特的組織系統，將全國工商業者以及海外華商聯繫成一個整體”，在其“聯動”機制中，“電報成為協調全國性運動至關重要的手段”。然而，“電報只有在報紙上轉載並為大眾閱讀後才能成為公電”，藉助《時報》《申報》《大公報》等全國性報紙的宣傳鼓動，抵制運動的各項進程為各省知曉並跟隨。

《改良與改革：辛亥革命在兩湖》

[美]周永明｜著

隨後，各省的地方報紙紛紛跟進，尤其是很多白話報和政府官報參與其中，大量報道本地抵制運動的事件，由此在省內的中等城市和縣城形成了第二層的傳播網絡。不過，由於動員者和制度性媒體的缺失，動員訊息很難再下沉到鄉鎮農村。然而，不同的是，“抵制運動在地理上是一個明顯的例外，因為受它影響的城市，不僅有大城市，也有小城市，甚至還有位於鄉村的縣城”。

這裡的例外主要是在南方地區，動員者組織了深入鄉間的各種演說和演講。相應地，運動所涵蓋的人群也有所擴展，“包括商人、官員、學生、知識分子、新聞記者、家庭婦女、店主、苦力、船夫，當然也包括廣大村民”。在鄉鎮農村，人際傳播代替了報紙，各種演說、演講和抵制活動，使得運動得以向下滲透，從而形成了第三層的動員網絡。

《尋求正義》

[美]王冠華｜著

儘管商人是抵制運動的主導群體，但學生在推動動員網絡的下移上更具優勢。無論是在報刊上發表宣言，還是參與報刊的創辦，又或是分發傳單或到鄉間演講，學生總是身體力行。“華中和華南的抵貨運動，更是由城市發展到鄉村，學生是主導的角色”。在廣東，由於該省在美華人眾多，排華法案在各縣都引起了巨大的憤怒，抵制運動的展開較為深入。其中，學生群體主導了面向鄉村的公共演說，很多演說者都是青年學生，甚至是十幾歲的少年，有的還引起明星般的關注。

演講，這種在近代中國普遍使用的文本降格形式——將靜態文字轉變為動態言語、將靜默閱讀變成公共活動，大大拉近了文本和受眾的距離，也更加容易促成行動。“訓練有素的演講人準備好已經寫就的演講稿，然後讓這些演講人到鄉村和城市地區巡講。……誠然，即使參加多次集會，這類信息閃電戰的聽眾也很難對抵制運動具有徹底的了解，但是，多少有些了解往往就足以使大多數人參加到運動中去”。

《1905年抵制美貨運動》

黃賢強｜著

因為學生群體的參與，抵制美貨運動在局部地區的鄉鎮農村形成了一個新的動員網絡。20世紀以來，隨着新式學校在縣域的普遍化，學生群體的力量進一步增長，此種現象更為顯著。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即“五四運動”。

德利克說，“五四運動”是一個普遍性運動，其動員網絡是廣泛而深入的，“正是地理範圍的普遍性，它的影響及於中國大部分城市；正是社會範圍的普遍性，它聚集了中國社會不同的集團、階級，它的影響甚至擴散到農民中間”。

《五四：文化的闡釋與評價》

王躍、高力克｜編

具體而言，第一層的動員網絡是北京學生運動的消息傳播到各省主要城市，引起普遍的響應，依靠的渠道是電報、各省學生組織和全國或區域性的報紙。第二層的動員訊息則是從省內大城市擴散到普通縣城，其渠道是在縣域出版、售賣或學校訂閱的報紙以及放假返鄉的學生。

民國時期，縣仍是國家正式權力的最後一環，也是中等學校、報紙等許多制度性媒介的末端。在許多縣城裡，能夠找到報紙的蹤跡。五四運動的親歷者陶鈍即曾憶述，在山東諸城縣的高等小學裡可以讀到報紙：“學校里有兩份報紙，一份是上海的《申報》，一份是北京的《晨報》，都在校長辦公室里。《晨報》上已經發表了北大學生罷課的消息，校長和教員都知道。”此外，人際流動是訊息擴散的另一種普遍方式，僅以江西為例，陳立明指出：“當時各縣在外地求學的學生起了傳播媒介的作用。他們把北京、上海、南昌、九江等城市愛國鬥爭的情況寫信告訴家鄉的同學和師友，或者利用暑假計劃返回本縣，使各縣的愛國主義運動更加蓬勃地開展起來。”

相較而言，第三層動員網絡就只能依靠學生群體的人際流動了，周策縱注意到當時的普遍情形：“所有的學生都返鄉，將運動發展到鄉野之間。與武漢學生相似，杭州的學生也在5月28日分散回家，各人在鄉下活動。”學生們不僅帶來運動的消息，還以縣城為立足點，成立救國會、演講會、勸用國貨會等組織，到鄉村中直面村民，開展演說、演戲和抵制美貨等活動，一直持續到1920年上半年。由此，“五四運動”不僅實現了橫向的地理擴展，也下沉到中國社會的很多鄉鎮和農村。

《從學生運動到運動學生》

呂芳上｜著

上述事件展現了近代中國動員網絡的層次性。其中，各種類型的報刊基本可以將訊息運送到縣域；而在報刊無法到達的鄉村，則需要動員者攜帶通俗化的文本，以人際形式下沉到群眾之中。相較而言，學生作為靈活的和充滿激情的群體，“不僅參與充當發送者，而且是第一級主要受眾，將直接間接獲得的信息通過演講、通信、演劇、說唱等形式再傳達給不識字、理解力不足，或不能即時接觸傳媒的偏遠閉塞之地的廣大民眾，並將接收的信息反饋經過濾後轉達傳媒及發送者，在城鄉學生及發達與落後地區間形成輔助傳播網”。雖然以學生為主體的動員，只在一些特定的事件中才出現，但這些傳播實踐仍然啟發了後來的歷史。

《晚清學堂學生與社會變遷》

桑兵｜著

四 鄉村動員網絡的編織

討論學生群體參與社會運動的論著，大都強調他們缺乏資源，無法單獨承擔動員的重擔。“學生的特質是，它是一種身份而非一種職業，並且是人生短時間的過程；它既缺乏經濟資源，政治角色也難予定位。”在很多情況下，“最終分析起來，這些革命學生所起的作用，不好超過觸媒劑的性質”，尤其對大規模的、穩定的革命動員而言，僅僅扮演訊息下移的中介是不夠的。

相較而言，中國共產黨組織性和紀律性更強，他們在革命根據地成功地動員起鄉村群眾，“從創建贛南、閩西革命根據地的過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紅軍和其他革命軍隊所到之處，除了戰勝敵軍以外，都起了‘宣言書’‘宣傳隊’‘播種機’的作用，推動當地的民眾運動蓬勃興起”。由此對照，中國共產黨在鄉村編織的動員網絡就更引人矚目了。

《星火的啟示》

金沖及｜著

首先同樣是重視報刊的覆蓋和滲透。中共自成立之初就重視報刊的創辦和發行。大革命時期，“除新疆、內蒙古、寧夏等少數西部省區未見發行記錄，其他省區從省會城市到一般市縣多可見《嚮導》等流布”。

但限於客觀條件，刊物的向下發展仍然困難重重，王奇生曾描寫過1929年廣東省委的情況，兩大刊物《紅旗周刊》和《學習半月刊》，不僅發行量少，而且“9/10以上分發在省委所在地香港，其他各縣市委不能普遍分到，少數幾個重要的縣市委至多能分到一兩本。至於中央出版的《紅旗》，因寄給廣東太少，縣市一級黨部甚難看到”。

《革命與反革命：社會文化視野下的民國政治》

王奇生｜著

這種情況在根據地逐漸建成後迅速得到改善：“蘇區群眾文化運動的迅速發展，我們看報紙的發行也可以知道。中央蘇區已有大小報紙三十四種，其中‘紅色中華’從三千份增到四五萬份以上，‘青年實話’發行兩萬八千份，‘鬥爭’只在江西蘇區每期至少要銷二萬七千一百份，‘紅星’一萬七千三百份。”

不僅如此，報紙的格局也形成中央、省級和縣級三層次的縱向結構，並向下滲透。以1932年的福建上杭縣為例，“全縣農村青年《實話》代售處四三所，每期售得八〇〇份”。在報刊體系中，縣級報紙種類繁多，僅“江西蘇區的縣級報刊約有20種，大多是油印或石印的報刊，一部分是畫報。它們注重報道本縣新聞和具體指導本縣實際工作”。上述情形顯示了中國共產黨延續的動員傳統，不僅是報刊總體數量可觀，層級完備，而且不遺餘力地向下滲透，類似《青年實話》這種大報可以發行到農村，這就為蘇區的群眾動員創造了很好的條件。

但是報紙的覆蓋和滲透只是群眾動員的訊息基礎，也仍然是靜態的，而真正的動員卻是一個和群眾打交道的過程。中國共產黨區別於其他動員者最重要的特點就是：以村為中心編織訊息網絡，將群眾組織起來，在生產和生活中實施有效的動員。

《革命中的中國》

[美]賽爾登｜著

賽爾登指出：“就20世紀的中國政治而言，引人注目的現象是國共兩黨將國家權力向社會滲透和延伸……共產黨的政權建設則表現為抗日根據地中黨、政府和民眾組織的迅速擴大，特別表現為將黨與政府機關延伸到鄉鎮甚至自然村。”事實上，這種延伸到自然村的現象，在中央蘇區時期即已顯現。蘇維埃政府的基層政權分縣、區、鄉三級，同時設立村代表制度，政權的觸角得以深入到村。傳播系統是政權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央出版的大報要推銷到農村去，類似《時事簡報》、臨時小冊子、牆報、壁報、黑板報等宣傳動員方式，處處體現了以村為中心節點的思想。

以村為中心編製訊息網絡，耗時費力，事無巨細。其中，毛澤東為普遍創辦《時事簡報》所寫的指導意見，即可見一斑：

縣蘇文化部的《時事簡報》編輯員把這一期稿子編好了，按照區蘇的數目，每個區蘇抄發一張，寄與區蘇文化委員。區蘇文化委員接到縣蘇文化部的稿子，在上面加上本區的新聞。這一部分新聞在《時事簡報》裡頭佔著第一等重要地位，因為沒有這部分新聞，便缺乏《時事簡報》的中心內容，因而也決不能引起群眾注意，決不能達到《時事簡報》所要取得的效果了。區蘇文化委員把本區新聞加上去了之後，把這整篇稿子，按照全區鄉蘇的數目，每個鄉蘇抄寄一份。鄉蘇文化委員接到區蘇的稿子，再在上面加上本鄉的新聞。這一部分新聞也是要緊的，它的主要意義是引動看報的興趣。要到這個時候，全篇稿子才算編成。按照本鄉村的數目，每村一張，用大字寫在大紙上面，加上紅色圈點記號，寫上出報日子，派人張貼到各個村子的顯揚地方，給群眾看。要到這個時候，才叫做報。

《時事簡報》是壁報的一種，實物很少留存下來，但蘇區對其重視程度是顯而易見的。1929年12月古田會議時，毛澤東的要求是：“軍及縱隊各為一單位辦一壁報，由政治部宣傳科負責，名字均叫做《時事簡報》。”到了1931年3月，改為總政治部的通令形式，將創辦任務擴展到政府，“紅軍各級政治部、地方各級蘇維埃的文化部接到這個通令和小冊子之後，應即速計劃舉辦起來”。

由此，包括《時事簡報》在內的各種牆報、壁報等，構成了蘇區最基層的傳播媒介。據毛澤東自己在才溪鄉的調查：“牆報四處，每村一處，在日校門外。文章，學生教員做得多，群眾做的不過十分之一”，下才溪則有“牆報五處”，或可說明此類媒介的普遍性。與報紙的向下滲透或直接張貼不同，《時事簡報》在由縣下沉到區、區下沉到鄉、鄉再分發到村的過程中，其內容是不斷變化的。這體現了蘇區群眾動員的主要模式：並不是簡單建立一個由上至下的文本發送系統，而是在訊息下移的過程中不斷改寫、增刪，最終使內容貼合最基層群眾關心的議題。這個模式真正體現了以村為中心、以村民為對象的動員網絡的特點。

1948年北平市民們在看牆報

圖源｜搜狐號@歷史印記

回顧近代中國的群眾動員，對文本的“降一格”即通俗化或簡約化，從來都是強調的重點。在蘇區，這個要求更為迫切，因為蘇維埃本就是一套不易理解的話語：“大革命失敗後，中共的生存空間由城市轉移到農村，其組織主體力量由知識分子轉變為農民以後，諸如‘C.P.’、‘蘇維埃’、‘階級’和‘階級鬥爭’等一套洋名詞已令那些鄉下農民一頭霧水，更遑論要運用這些洋組織和洋概念將他們動員起來呢！”

針對這種情況，中國共產黨對動員的文本提出了更細緻的要求：

一是本地化以引起興趣，如“轉變為健全的地方報紙”；如《時事簡報》“登消息的次序，本鄉的，本區的，本縣的，本省的，本國的，外國的，由近及遠”。

二是通俗化能夠看懂，“為要適合於一般工農群眾的興趣，與一般比較落後的女工童工苦力工人農民的文化水平，黨必須注意編印發行畫報畫冊及通俗小冊子的工作”，“此類小冊子每種篇幅均不宜過長，內容不宜太繁複，最要能做到工農群眾都能了解，能普遍散發到成千成萬的工農群眾中去”。

三是日常化與生活貼近，做到“潤物細無聲”，“《時事簡報》的新聞，特別是本地的和近地的新聞，一定要是與群眾生活緊密地關聯着的。如牛瘟、禾死、米荒、鹽缺、靖衛團、赤衛隊、AB團造謠、共產黨開會等等，都是與群眾生活密切關聯的，群眾一定喜歡看”。

四是口頭化做“活”的宣傳，“在蘇區內，因為廣大勞苦群眾文化程度較低，識字的較少，各種各樣的口頭宣傳工作，更為有效，而且這應該是我們宣傳鼓動工作中的主要方式”。

“降一格”的文本是近代中國動員的傳統，中國共產黨的創造性更多地體現在“受眾”這個要素上。近代中國有一個流行詞語，叫做“一盤散沙”，用以形容國民的思想狀態四分五裂。20世紀以來的各種群眾動員，儘管動員者常常大聲疾呼，但是由於缺乏對群眾的組織，只憑藉文本的自然傳播或零星的閱讀，動員的效果令人存疑。

《比較政治學》

[美]阿爾蒙德、鮑威爾｜著

政治學者阿爾蒙德和鮑威爾指出：“19世紀和20世紀，人們在創造新的組織機構來滲入、動員和控制傳統社會的各部分方面進行了大量的試驗。其中凡獲得成功的都有一個共同特點，那就是成功地控制了交流網。”1920年代，中國共產黨的動員目標是城市中的產業工人，隨後工作重心被迫轉向鄉村，開始面對農民。其困難是，“中國革命是一組反差強烈因素的產物：一方面是幾乎不識字或很少識字，許多人甚至連縣城也沒有去過的農民大眾，另一方面則是由共產主義精英所倡導的宏大意識形態和改造社會的巨大工程”。具體到蘇區這塊土地，農民“原初的營利意識、安逸的生活信念和好走極端的山區型權威性格”，“並不具備傳統意義上所說的內源性的革命因子”，因此，對農民的動員就更需要通盤的考慮。

首先是成立縱橫交錯、功能各異的群眾組織，包括武裝組織、工會、貧農團、婦女會、反帝大同盟、兒童團等，力求覆蓋所有人。以女性為例，中央蘇區成立了婦女代表會，規定7至18歲的女子應接受小學教育，19至30歲的入夜校學習，失業女工到婦女工讀社受教育，其他婦女參加識字運動。在代表會之下，又有許多分組織，如婦女半日學校、婦女識字班、家庭臨時訓練班、田間流動識字班，這些班根據農村生產生活的特點，靈活安排。由此，就基本上將所有的女性都涵括其中。

其次，組織並非靜態的制度，而是貫穿着識字掃盲、教育學習、知識競賽、生產競賽等生產和生活的行動。譬如，在教育會基礎上衍生出來的讀報會——集體讀報可能是思想動員的最重要方式。讀報會設置大同小異，有一套周密的運轉規則。以1932年5月贛東北蘇區發布的《指導群眾讀報條例》為例：首先，讀報會要求層層落實，建設到村，涵蓋大部分人群，“每村組織一個讀報會，凡是革命男女群眾自十歲以上均須加入，十歲以下者聽其自願”。其次，規定讀報人和讀報頻率，“每村設讀報委員會一人，就該村挑選識字較多者擔任，最好由工農補習夜校教員擔任”。再次，規定讀報方式，“村讀報委員參加全區讀報委員會回來，即須召集全村群眾開讀報會，清晰明朗地讀給群眾聽，同時詳細解釋務使群眾明了報紙上所載的文章消息的內容（讀報後並須將報紙貼於閱報處），並對於能讀報的群眾負指導及解釋的責任”。

最後，在各種集體行動中，群眾日常交流的內容和形式得以重構。集體活動有的是政治性的，有的是生產性的，有的是娛樂性的。相較於政治性的宣傳，對普通老百姓而言，“非正式的面對面接觸”和“非政治的社會結構，如家庭、經濟或宗教組織等”所傳遞的訊息和思想，可能有更好的效果。因為“這類社團成立的目的就是為了使成員在某些問題和機會方面互通信息……一個交流網的存在就意味着有某種關心政治的人擁有一種可以為了政治目的而接觸和動員他人的現成手段”。在各式各樣的組織之下，蘇區的各種活動次第展開，訊息和思想在生產生活中得到流通，這就意味着群眾日常交流的內容和形式都有了新的拓展。這是中國共產黨在傳播動員事業中前所未有的創舉。

綜上，1930年代的中國共產黨在中央蘇區編織了一個以村為中心的動員網絡，實現了傳播的再“降一格”。作為政治建設的一環，中央蘇區的動員網絡頗有成效，這是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現象。

五 結語：基本模式與更新創造

如上所說，動員網絡是一個多重要素參與其中的描述性概念，本文據此描述了近代中國的動員訊息由縣域下移到鄉村的歷史。在這個宏大而深遠的議題中，本文發現三條交疊的線索：首先是清政府的新政、士紳和新知識分子的地方意識等力量促進了縣級報刊的增長，擴大了縣域訊息空間。其次，在動員由城入鄉的進程中，新興的學生群體扮演了訊息下沉的主要中介。第三是在革命的動員中，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局部創造出一個穩定的鄉村動員網絡。這段歷史展現了近代中國社會傳播的層次性，顯現了群眾動員的基本模式和更新創造。

動員網絡的下移實際上是社會傳播改善的結果。儘管孔飛力曾描寫：“密集的商業網絡在十八世紀的全景中佔有重要地位，並幾乎使每個人都同某一市場有着固定的關係，關於各種地區性與全國性事件的消息見聞，也沿着連接各個村莊與各個市鎮的商路，隨着商品和外出旅行者流傳開去。”但是，在很長的歷史時期里，中國社會中並不存在一個訊息能夠同時擴散、同時接收的傳播網絡，即便是類似鴉片戰爭這樣的事件，也很少被普通人知曉。

《叫魂》

[美]孔飛力｜著

甲午戰爭前後，依靠電報以及上海新聞紙的持續報道，居住在城市和通商口岸的讀書人第一次跟隨戰爭的進程，形成一種全國性的感知。這是報刊這種新媒介興起以來所構建的全國性訊息網絡。儘管政治變幻無常，報業興替變化，但這個網絡始終存在，因此，隨後的許多事件能夠在第一時間得到全國性的響應。

1901年以後，通過清末新政、士紳和新知識分子等多元主體的努力，報刊得以普遍下沉，在中小城市或縣域構築了第二層訊息網絡，其表徵是產生很多全國性的事件，1905年的抵制美貨即其中一例。然而，在縣城之下還有廣袤的鄉鎮農村。作為新社會力量的學生群體，靈活熱情，扮演了訊息由城入鄉的中介，1919年的“五四運動”之所以能夠較為普遍地在鄉村社會產生迴響，即是由學生推動而實現的訊息下沉。

但是，真正在鄉村創造出一個穩定動員網絡的是中國共產黨，在1930年代的蘇維埃政權建設中，中國共產黨以鄉村為中心節點，將群眾組織起來，各種訊息、思想在生產和生活中流動，這是以往未曾有過的新現象。

從20世紀初的“開民智”到1930年代中央蘇區的傳播革命，顯現了近代中國動員網絡跨越政治時間而實現的連續性下移。在此過程中，“降一格”傳播至少在四個要素中展現出“模式”的意義：首先是動員者以何種姿態參與事件，宣講和走進人群之中親力親為，其差異是巨大的。其次，文本的降格是中國啟蒙動員的歷史傳統，其形式至少包含通俗化、日常化和口頭化。第三，就傳播的渠道而言，建立自上而下的報紙網絡是必要的，但並不充分，訊息必須得到在地化的闡釋和改寫，才能使之真正地貼近受眾。最後，將群眾納入各種正式和非正式的組織，在生產和生活中重構其日常交流，其效果比自然狀態要好得多。

儘管歷史複雜而多變，中國地域巨大而又發展不平衡，但至少依據本文的觀察，通過“降一格”傳播，近代中國的動員網絡在面向最基層的鄉村社會時，仍然是行之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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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轉載自“丹黃甲乙”公眾號